《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连载12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一章第7节（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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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共和路径，一是成熟的美国式总统共和制，二是法国式议会共和制，或者说议会政党的内阁共和制。临时大总统孙文主张总统制，宋教仁主张内阁制。

宋教仁是湖南桃源人，1904年，华兴会成立，黄兴任会长，他任副会长。年底抵日本，在东京成立同盟会。1910年底从日本返上海，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召开国民党筹备大会，为国民党第一位组织者和缔造者。与孙文、黄兴缺乏议会政党经营操作能力不同，他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把国民党经营的有声有色。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获胜。暗杀在清末普遍发生，民国成立后又裹挟着民国踉跄前行。宋教仁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1913年3月20日被被刺于上海火车站，在医院抢救时他拟电报给袁世凯：“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随即身亡，年仅32岁。

刺宋凶手是谁指派？孙中山称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于情于理解释不通。宋教仁最坚定反对的是孙中山，既没像章太炎、陶成章那样站出来挑战，也没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而是对孙文实施架空虚置，打算在国民党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实现“太平宰辅”的政治理想。

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以来，宋教仁是实际领袖，孙中山被晾在一边。袁世凯从骨子里厌烦孙中山，巴不得孙中山的搭档倒戈，因此送给宋教仁支票，帮助竞选。对此，宋教仁心知肚明，因此在临终前也只对袁世凯有所寄托，而对孙中山一个字也没留下。

宋案发生，袁世凯提出以司法手段解决。孙大炮表现蹊跷，自知不敌，却扬言攻打袁世凯。5月5日，李烈钧与谭延闿、胡汉民、柏文蔚发出通电，称袁世凯派人杀宋教仁。袁世凯大为火光，6月9日将李烈钧免职。6月13日，袁世凯二度发作，胡汉民被任命为西藏宣抚使，广东都督职位由陈炯明代替。6月30日，柏文蔚被免职。

李烈钧性情暴烈，在江西宣布独立，柏文蔚也要起兵。陈独秀是柏文蔚的铁杆儿，挥笔写就《安庆独立之布告》：“照得临时总统袁世凯凶残狡诈，帝制自为，戕贼勋良，灭绝人道，恶贯满盈，人民发指。”所谓“二次革命”毛躁，很快失败，柏文蔚亡命日本。

龚振鹏是安徽北乡县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炮兵科毕业后回安庆讲武堂。辛亥革命时邀集赵云龙等数十亲兵举事，众寡悬殊，被捕下狱，被部属冒死救出。南京光复，范鸿仙在江淮间募集五千余人，交给龚氏掌控。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龚振鹏任安徽陆军第1师第2旅旅长。率部驻扎芜湖。

8月26日夜，陈独秀乘船从安庆潜逃至芜湖。“二次革命”中柏文蔚兵败，原因之一是在芜湖驻军龚振鹏按兵不动。陈独秀来到龚振鹏司令部，问是何居心？龚振鹏下令将陈独秀逮捕入狱。张永正旅长率手枪卫士匆匆赶来。龚振鹏慑于压力，加之接到柏文蔚派人送来要求“刀下留人”的信，陈独秀得以虎口余生。

倪嗣冲是安徽阜阳人，父亲曾在袁世凯家当家庭教师。1899年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倪嗣冲投帖拜见，袁世凯将他收在手下。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委任他为武卫军右翼统领。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命他拥兵阜阳。1913年6月袁世凯免去柏文蔚皖督职务，北洋军趁势南下，倪嗣冲率兵进入省会安庆，被任命为安徽都督。

倪嗣冲派人查抄陈家大洋房。抄家者马联甲是武进士，手下抢走些古玩字画。倪嗣冲通缉皖省革命党人，陈独秀冠榜首，罪名是“系柏逆文蔚、龚逆振鹏死党，蓄意谋反之要犯”。陈独秀在上海听说这事，哭笑不得，说：“说我是柏文蔚死党，尚有话可说。说我是龚振鹏的死党，真不知从何说起哟。”

7、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1915年6月，陈独秀住上海嵩山路吉谊里21号，到上海避难日子不短了，没找到正经事，想起安徽绩溪汪氏兄弟。汪希颜是留日挚友。1902年年方29岁病逝。病逝前给绩溪老家弟弟汪孟邹去信，介绍“皖城志士陈仲甫”，陈独秀因此与汪孟邹结识为友。

1903年，汪孟邹在芜湖码头中长街办科学图书社，挂陈独秀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经营教课书，且有电灯。刚进入20世纪的中国，用得起电灯的不多。

1922年，陈独秀为《科学图书社20周年纪念册》题词：“20年前，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行动，然当时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驱使，居然糊糊涂涂，做到现在状况。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成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朋友劝说汪孟邹到都督府谋个差事，也不枉朋友一场。汪孟邹经不住怂恿，到安庆找到陈独秀。陈独秀却沉着脸说：“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你还是回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好。我和烈武（即柏文蔚）说，要他帮点忙，你到上海开个书店，就叫亚东图书馆吧。”

汪孟邹接受陈独秀建议，将汪希颜儿子汪原放召到上海，在福州路惠福里办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开办的股本两千元是汪孟邹找亲友筹集的，初期主要经营地图册，后迁到河南路平和里。1914年春翻造房子，迁江西路口的福华里，迁来迁去，离不开狭窄弄堂。

陈独秀劝说汪孟邹将书店迁出弄堂，放出重话：“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走出弄堂，上大马路。”1919年初，亚东图书馆经济状况渐好，迁至五马路(广东路)棋盘街西首。

亚东图书馆的一个创举不得不说。中国古典小说历来没有标点，有的甚至未分段落。汪原放早有心标点和分段，把打算告诉汪孟邹，汪孟邹却担心书籍销路。没想到陈独秀连声赞扬，把放标点的书给我带回去看看。没几天，陈独秀到亚东进门便说：“看过了，很好，能出。眉批夹注删掉好，读书嘛，要让读者自己去读。”

1920年8月20日，由汪原放标点、分段的《水浒》在亚东图书馆发行。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作《水浒新叙》和《水浒传考证》。初版时2000部上架便销售一空。加印到4000部。新版《水浒》得到社会各界理解，增强汪原放的信心，陆续标点《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等。

上海出版业规模相差悬殊。大出版社资本数百万，自办印刷厂，自设编辑和发行机构，职工人数多时达到数千，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中型出版社职工几十到百余人，以文明书局、中国科学图书公司等为代表。职工一二十人或十人以内的只能称小型店。这些小店大多合伙或独资，亚东图书馆是一家小型出版社。

1899年，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与堂兄陈子美结伴东渡日本留学。1901年，陈子美出资在日本东京创办群益书社。1907年，陈氏兄弟在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开设群益分社。福州路是上海近代文化出版阵地，空气中都弥漫着书香，有书肆300余家。1912年群益迁至棋盘街（今河南中路）泗泾路口，为朝西双开间门面。自此群益总社遂迁于上海，并在东京和长沙设立分社。

《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连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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