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连载9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一章第5节

35-40页  10月28  日

5、桐城派末流办俗话报

1903年底，陈独秀拿把雨伞，斜背包袱到芜湖。次年3月底，他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是安徽有史以来第一份白话报纸。按照房秩五的说法，办这份报的点子是陈独秀在桐城学堂提出。

陈独秀之所以办这份报，与桐城派有关。桐城派起于清初，衰亡于清末民初，历时二百余年，几与清朝国运兴衰昌敝相始终。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因早期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安徽桐城人得名。晚清以黄遵宪、梁启超、陈季同为代表，掀起“文界革命”，吴汝纶、严复、林纾跻身其中。

桐城派得势，秘诀在讲求体要规制与时文相通，时文为科场叩问的主要学习内容，或科场得售，或位居高官，或在书院中担当主讲。科举废除，桐城派正统地位受冲击,但文风深积犹存，尤其是维护道统，与崇尚自由平等、科学进步思想不相容，只有破除貌似正统实则陈腐、阻碍变革的价值观才能为新文化确立铺平道路。

陈独秀是怀宁人，与桐城相距70公里，两地山水相抱，鸡犬相闻，素有“桐怀一家”说。安庆文化人也被列入桐城派。陈独秀就是这种情况，不过出生晚，被列入桐城派末流。

清末，安庆城南水关陈衍庶，小二郎巷方守敦、方守彝家及邓绳侯家都服膺桐城派。陈衍庶工于绘画，方守彝工于宋诗，方守敦工于书法，邓绳侯热心教育。他们构成安庆的儒雅士绅的核心阶层。

舒芜1922年生于安徽桐城，50年代批判胡风，把胡风写给自己的信交出，胡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拉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文字冤案。舒芜祖父方守敦，桐城派名家方宗诚之子，曾助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又与李光炯等创办芜湖安徽公学，住在皖垣南门小二郎巷，与南水关陈家相距不远，成为陈独秀心目中的“乡长”。

舒芜晚年回顾说：“陈独秀的父亲陈衍庶先生，同我伯祖父方守彝先生、祖父方守敦先生及我姑丈邓仲纯先生的父亲邓绳侯先生，当年都是皖垣学界、文林的同辈交游。陈独秀同我的几位伯父、我父亲、我姑丈邓仲纯以及邓仲纯的弟弟邓以蜇又是新一代的同辈交游。”

桐城派末流指桐城派消亡之际，流播地区生成一批脉息相关人物，他们少年时接受桐城派文化传统，或受益于桐城派文化荫庇，走上社会后，多少粘连着桐城派脐带，因桐城派行将消亡，已不再归附。多数人在时代转移中走上反叛桐城派前辈道路，有人成为新时代文化开创者，大体如陈独秀祖父所说，是些“不成龙就成蛇”的人。桐城派末流出现集团性“哗变”，对桐城派来说，标志着这派的终结；对于民族文化来说，是民族新文化在涅槃中更生。

房秩五是安徽桐城人，23岁中秀才，26岁入安庆就馆，得以与陈独秀结识。此时陈独秀沉浸于文史丹青，母亲病故，按制为母守丧。陈氏一生波澜壮阔，但无论是巅峰还是谷底，与房秩五终生相近。

解放后，房秩五意外获得份旧《安徽俗话报》，翻阅良久，感伤落泪，即便时忌甚多，诗云：“君是降龙伏虎手，拈花微笑散诸天。苍茫五十年前事，贝叶重翻亦惘然。季子音容犹彷佛，诸孙头角各峥嵘。藏书楼址依稀认，忍过山阳听笛声。”

《安徽俗话报》由陈独秀任主笔，吴汝澄负责小说、诗词方面的稿件，房秩五编辑教育稿件。1904年秋，桐城学堂搬往桐城，编辑部迁往芜湖科学图书社。《安徽俗话报》冠名为报，实为半月刊，从1904年到1905年，印22期。这份报纸承接近代经世致用思潮和启蒙新思潮，是“文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有机一环。陈独秀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一边教学，一边编辑。

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开宗名义：“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并不是说些无味的俗话，大家别要当作怪物，也别要当作儿戏，才不负做报的苦心。”该刊设13门类：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谈、行情、要件、来文，广涉省内外、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内政外交、天文地理、科学神话，无所不谈。广博中有重点，围绕开启民智、警醒国魂。不论何种文体，均作“宏大叙事”或“宏大抒情”，不看重文章主体的个人性，而以先觉者的姿态作救亡启蒙的动员。

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是反叛桐城派的开始。他出身理学世家，而他的实践表明：传统在不断自我否定过程中，他不承认自己是桐城派末流，只承认曾“选学妖孽”。但地域文化和理学世家的烙印难以否弃，桐城派文化相沿久远，造就的人文氛围无法回避。

不必特别抬高内容的先锋性，多是近代经世致用思潮和启蒙新思潮成果的运用和发挥，非独创。文章形式未解放，仍在传统范畴。诗词多为民间谣曲，戏曲未摆脱传统窠臼，小说是旧时章回体。然而以白话为运载工具，哪怕消息也用通俗白话写成，没有桐城先辈讲求的古文影子，都是黄遵宪倡导的“我手写我口”类上口文字，人皆能读能懂，绝无深涩典故。因主要面向安徽民众，从主编到作者都注意运用安徽方言、俗语，都楔入平易野俗的语流中，通俗且新鲜。

《安徽俗话报》的启蒙作用不容低估。在桐城派发祥地，桐城派末流完成这一事业，不但引领了安徽思想文化，而且显示了桐城派走向消亡的不可避免的时代趋势。它当然不能和后来的《新青年》相比。不过没有《安徽俗话报》，就难有后来的《新青年》，前者为后者作了相应准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新青年》的雏型。

1906年2月，陈独秀不再管《安徽俗话报》。汪孟邹说：“《安徽俗话报》再出一期，就是二十四期，就是一足年。无论怎么和他商量，说好说歹，只再办一期，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教书去了。”何至于此？缘由是安徽现代教育的大幕拉开了。

作为官办书院，敬敷书院规模大。1902年求是大学堂改名安徽高等学堂，移至敬敷书院旧址。敬敷书院至今有遗踪，旧址设门坊，斋舍三进六栋，硬山式山墙，青砖灰瓦，木格窗棂，前后庑廊。陈独秀结青年励志社，社址就在敬敷书院的藏书楼（今姚家口）。

潘赞化是桐城人，哥哥潘缙华与陈独秀组织社团，被通缉，带赞化逃往日本，躲了阵，风声小了，哥儿俩和陈独秀一起回国。兄在徐锡麟巡警学堂任教习，弟在安徽陆军小学堂教书。赞化身高体魁，长髯拂胸，乡人称“桐城怪杰”。辛亥革命后为芜湖海关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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