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八十二

2024年 7月  30 日 第344—350  页

    第8章

8、董必武：武汉中共早期党员与私立武汉中学

1886年3月，董必武生于湖北红安县的一个贫苦家庭。从小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了个秀才，秀才相当于如今的中等教育文凭，不享受政府补贴，随后他在家乡高等小学任教。

武昌有一所文普通学堂，是在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办的武昌自强学堂旧址上改建的，招收学生学习普通各学科，以备学习好的学生升入高等学堂。1905年，董必武和同乡张国恩、孟龙荪一起来到省城武昌，准备投考文普通学堂。这时，他们在一位姓王的房东引导下到日知会“读书看报”，并结识了刘静庵。

日知会是清末湖北的革命团体，由刘静庵、曹亚伯等发起，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2月在武昌成立，以利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而得名。会内设干事、评议两部，推刘静庵为总干事，辜天保、李亚东等为干事，冯特民、陆费逵等为评议员。会员有姓名可考者为百余人，分军界、学界、新闻界、宗教界四类，以军界为最多。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

在日知会阅报室，刘静庵打破惯例，让董必武把没看完的书刊带回去阅读。不久，董必武考取文普通学堂，编在第三班。离开学还有几个月，他住进日知会宿舍读书看报，阅读了包括清政府明令禁止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文字狱》等。

董必武首次读《警世钟》，起首的四句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长梦千岁何日醒，睡乡谁道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他读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渐明确：康、梁的主张虽有进步之处，而孙中山更为进步，主张采取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还要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

1937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延安采访董必武，董必武向她讲述了这段经历：“我到达武昌后，住在一个叫日知会的著名团体的宿舍里。这里是领导辛亥革命的湖北省的初期革命中心。这个团体由一个姓刘的人创办起来”。“这个团体的规模虽小，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因刘的人格而这样”。董必武称刘静庵是自己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启蒙师”。

1910年，董必武从文普通学堂毕业，授拔贡学衔。拔贡是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朝考合格，可充任京官或教职。董必武获拔贡学衔是大清的最后一年，很快就报废了，去黄州任教员。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董必武赴武昌，在军政府军务部担任秘书。

董必武文在普通中学堂的一位同学叫张国恩，比董必武年长6岁，是湖北红安杨二乡张家湾人，董必武只是受到日知会的影响，而张国恩则参加了日知会。武昌起义后，在汉口军政分府军需处担负革命军粮食、武器供给工作，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

董必武和张国恩本是同学，辛亥革命后，前后脚进入湖北军政府，都担任秘书，二人如影随形。1914年1月，二人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习。7月，孙中山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和张国恩谒见孙中山，随即加入中华革命党。

董必武与张国恩在日本仅一年多。1915年6月回国谋划反袁活动。当年12月，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遭到国内舆论强烈反对，被迫取消帝制，不久病逝。孙中山在广州另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爆发护法运动。所谓“护法”，是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打倒事实上由北洋系统专政的“共和”，重新建立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统。

1917年春，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武昌合办律师事务所，二人各有所长，分别在武汉司法界赢得“硬笔头”和“灵舌头”之称。

蔡济民生于1887年，湖北黄陂人。1905年投湖北常备军左协第一旗当兵，不久任新军29标排长。1906年加入日知会。日知会被破坏，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率29标士兵参与武昌起义，占领楚望台军械库。阳夏之战，黄兴赴汉任总司令，他任经理部副部长，每战斗必亲往督阵，黄兴称他是“鄂中军人之巨擘”。1913年初任鄂督黎元洪的参谋长。1915年4月任湖北讨袁军司令长官。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设军政府，蔡为鄂军总司令，11月起兵龙坪，克武穴，以孤军无援失败，他匿庙内匾额一日两夜，脱险后转赴广州。适逢牟鸿勋、苏成章等起兵利川，奉蔡济民为总司令，他蔡赴利川就任，靖国军以鄂西弹丸之地，筹饷筹械，无一疏懈。

1918年1月，蔡济民部攻占恩施、利川、咸丰、来凤等县。当年3月，董必武来撇下武昌的律师事务所，来到湖北利川，参加蔡济民任总司令的鄂西靖国军，在总司令部担任秘书。那时，他不可能想到，随即他的命运发生陡转，投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

民国初年，各种地方势力间的关系犹如弱肉强食的食物链。从地方志看，鄂西靖国军和利川百姓及其他驻军矛盾突出。为就地筹集粮饷，鄂西靖国军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征收窝捐以充军饷，州境烟毒大泛滥。靖国联军援鄂第一路第一纵队司令方化南指使新收编土匪军进攻利川县城。1919 年1月26日，蔡济民被捕获，捆送方化南司令部（老南门口），旋即被杀，时年33岁。遗骸葬于武昌卓刀泉左侧，碑文为“首义元勋陆军中将蔡公济民之墓”。

董必武那时用的名字是董用威，蔡济民在利川遇害，同死者30余人。大家公推董用威、张祝南代表鄂西靖国军赴上海，向孙中山报告这一突发事件，请求孙中山严惩凶犯。

董必武从鄂西出发，2月中旬抵达武昌，2月21日即在《大汉报》发表《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利川被害始末记》一文。抵达上海之后，董必武与张国恩一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湖北善后公会，之后便开始就蔡案向各方申诉。

近年，研究者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查阅资料时，发现了一封董必武写给孙中山的亲笔信函。信函保存在编号为“环12895号”《董用威上总理函》的原始档案中，内容很短，内容照录如下：

中山先生钧鉴：蔡公幼襄在利川被害，详情已寄呈一分，谅邀察阅，读致聃述手书，知先生正为此事痛心，拟为昭雪，此间同人莫不感泣。奸人谋害证据，将次搜齐，公推用威来沪面陈一切，并请示办法。日内首途，诸容面禀。董用威谨上　三月六日

信的结尾有署名而没有年份，据内容推断，当为1919年3月6日，信中的“蔡幼襄”即蔡济民；“聃述”指辛亥革命先烈刘英。

在上海期间，董必武为蔡济民案做了大量工作。3月23日，针对方化南9日发表的推脱罪责的通电，他和鄂西靖国军成员苏成章、胡金桥、张祝南等在各大报发表公电，对方化南抵赖谋害蔡济民的事实予以驳斥。5月17日，董必武和苏成章、姚汝婴等十人联名再次在报纸上发表公电，向广东护法政府、上海孙中山及云南、四川等联军总司令部呼吁，要求惩办祸首，为蔡济民昭雪。

孙中山并未在上海接见董必武，董必武也没想到，为了替蔡济民伸冤，他在上海居然滞留了近半年之久，最后身无分文，连返回利川的路费也得向孙中山求助。詹大悲致孙中山信，说董必武在上海“住了几个月，现在才将蔡案证据印好，急欲回利夔府去，但是一钱不名，要求先生给他100元供他能够回到夔府，这件事先生允许吗？”

孙中山在董必武抵沪前已得知蔡济民被害，董必武抵沪后，鄂西靖国军中又一辛亥元勋高固群被枪杀，孙中山3月23日致电黎天才、柏文蔚、吴醒汉等，联系之前发生的蔡济民被杀案，希望“穷究主名，以昭法纪而慰英灵”。然而，主持护法的首领们除了口头声讨之外，并无实际行动。董必武在上海近半年申诉没有结果，而此时孙中山已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虽表同情，但苦于没有掌握属于自己的军队而无能为力；章太炎等人虽慷慨陈词，愤愤不平，却没有实力；有实力的四川、湖北等地方势力则力求个人自保，不肯出力。

《董必武年谱》说明，董必武离开上海为1919年8月。忙活了小半年，一事无成。这种结局，对董必武事触动极大，使他对孙中山利用军阀的策略产生了怀疑。但是，在上海的这段日子，他在上海有重要斩获，即投入了中共的酝酿以致发起。

1919年3月，董必武同张国恩一起被湖北旅沪同乡会公推主持会务，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李汉俊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与詹大悲同住上海霞飞路渔阳里。他们是邻居，很快处熟了。大家都是湖北人，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谈的来。几个湖北老乡几乎天天在一起交谈国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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