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七十八

2024年 7月 1  日 第326—330  页

 第6章

6、周佛海：有军统卧底背景的大汉奸

汪伪政权中有三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即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三个铁杆亲日派，用钱钟书的话说，“天底下除了向日葵，再没有比他们更亲日的人或东西了。”三人中，周佛海排名第三。

周佛海，湖南省阮陵县人，家在离县城20余里的陈树井村，1897年生。先入乡塾，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上中学时，他便是个“不安分的青年”，曾在龙兴讲寺墙壁上题上一首诗：“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甘为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那时他已颇为“留心政治”，所以诗中透露出雄心勃勃的气概。

1917年，周佛海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成立党的早期组织，这个小组只有他与施存统两个人。以这个身份，1921年7月，他回国到上海参加一大。一大期间，他曾经和毛泽东睡在同一地铺，联床夜话。陈独秀离开上海去广州后，他曾经一度代理书记。

在渔阳里2号，周佛海认识了王会梧。王会悟在启明中学读书时，要好的同学叫杨淑慧，湖南湘潭人，住卡德路富里106号，与老渔阳里近，常去串门，就这样与周佛海相识了。

杨淑慧的父亲叫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她算有钱人家小姐，读过周佛海的文章。周佛海不仅在湖南乡下有老婆，而且有俩孩子。随后，不知弯子是怎么转的，周佛海居然向杨淑慧求婚了。那时杨淑慧才20岁。就在周佛海与杨淑慧订婚前几天，一位《上海时事新报》记者在报上不指名刊登一条新闻，说有位湖南青年自称社会主义信徒，早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谈恋爱，看来要再作新郎了。

杨卓茂看到消息后，找周佛海算账，周佛海外出，刘仁静把杨卓茂带到张国焘的住处，杨卓茂说周佛海诱骗良家妇女，要到法庭控告。张国焘与刘仁静都是北大学生，没见过这种场面，苦口相劝。为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把女儿关在阁楼上，被关第三天，杨淑慧跳窗逃出，找到周佛海后，二人离开上海，前往日本鹿儿岛。杨淑慧对周佛海温柔体贴有加，为他生了一子一女。

周佛海自出席一大返回鹿儿岛上学后，即与党组织脱离关系，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一心读书。1922年，他完成第7高等学校学习后，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当时他可以选择两个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何以选择后者？他说：“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

他之所以停止有关党的一切活动，是害怕被日本政府驱逐。日本政府虽然不禁止马克思主义研究，但对共产党活动严加防范。他乘火车由鹿儿岛抵达京都车站，下火车，便衣警察就迎上来，问他是否是周某人，说明他一直处于被监视中。他在大学的几年里，过的是图书馆生活，连午饭都是带干粮去吃，其他的事则一概不闻不问。

周佛海与戴季陶早就认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戴季陶被推为中央宣传部长。接任宣传部之初便写信给周佛海，以高薪邀请他回国担任宣传部秘书。当时他已是大三，大学将毕业，面临着回国谋求职的局面。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李守常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

这段话把他的内心世界作了活灵活现的描述。他说，当时他虽然用尽心思，仍然想不出谋求理想职业的出路，却从天外飞来一个意外的机会，轻松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原来国共正式合作，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许多共产党都加入国民党，这就是跨党分子。我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但是戴季陶先生，却约我去帮忙。他当时任宣传部长，要我任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

周佛海不顾尚未论文答辩，立即回国，5月抵达广州。始料所不及的是，他到广州后，广东大学校长邹鲁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月薪大洋240元。他说：“当时要求一个每月150元的商务编辑都不可得，现在每月却有400多元的收入。”“所以我由学校一出来，就得到了这样的地位和工作环境，实在是始料所不及。”

周佛海说，1924年5月，他和谭平山同船到广州，住在永汉路一家旅馆中。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惠州会馆，他去那里看望戴季陶，宣传部新近在香港接办了《晨报》，便要周佛海去香港担任总主笔。为此，他到香港担任了一个多月的记者生涯。由于他不懂新闻业务，不仅不知道新闻应如何取舍，而且连版面排列，也不知道，结果，连连出错，以致损伤了戴季陶的声誉，不得不请求辞职。

周佛海有时相当坦率。他说，他之所以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两年来看的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激刺，认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由于有戴季陶和邹鲁的提拔，他有了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机会，因此对戴季陶、邹鲁唯命是从，亦步亦趋，与共产党的关系日渐疏远。

周佛海与党的离心日益加重，不缴纳党费，不参加组织活动。1924年9月的一天夜里，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上门，劝他三思而行。但他一意孤行，第二天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了封长信，声明退党。在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纯洁组织，准其脱党。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更激烈。5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反对国共合作的所谓“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包括国家主义派的曾琦、李璜在内演出了一个反对国共合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合唱”。右派分子利用各自的刊物，如《醒狮》、《孤军》、《中华教育界》，连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连篇累牍地刊载反对“赤化”，反对“共产”的文章。周佛海则是这个“大合唱”中的一员干将。

1925年4月，周佛海约集广东大学的右派教授如谢嬴洲、黄季陆等创办《社会评论》周刊，目的“便在反对共产党”，从此成为蒋介石的“文胆”。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他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1927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1929年后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抗战爆发后，周佛海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这个人脑后长了反骨，即便投身抗战，也心猿意马。随着全国抗战呼声不断高涨，他与汪精卫一伙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

1939年12月，汪精卫逃离重庆，飞抵昆明，周佛海随机逃到越南河内。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为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后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汪精卫的伪中央政权成立时，伪政府的各院部会要员，由他提名产生，伪政府实际上是他炮制而成，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潘三省是上海本地人，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投机生意做出点小小名气。1933年进入上海市商会担任候补理事。上海沦陷时期，他勾结日本人，日本人特许他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口开赌场，在巨泼来斯路置住宅，成为不公开俱乐部，专门招待日方和大汉奸，里面设戏台，邀请评剧、申曲、越剧、评弹等演唱娱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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