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七十七

2024年 6月 24  日 第320 —325  页

 第5章

李俊臣谈了自己的想法，有人提出疑义，9卷3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1921年7月1日发行”，所载文章怎可能是记述7月1日后召开的一大？经核查，《新青年》出版经常拖期，这期《新青年》实际上在8月才印行。这么一来，就排除了疑义。

《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是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外，所忆事实当准确：“不想马上便来了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 那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 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 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陈公博在文中写道：“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41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42号发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据查，大东旅社是上海设施最好的宾馆之一。一大的尾声，上海大东旅社的确发生了一起凶杀案。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报道，还有上海《申报》在第14版所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陈公博提及的大东旅社谋杀案，重要的是案发时间。“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案件是陈公博从李公馆遭巡捕搜查后回到大东旅社发生的，由此可以推定一大遭巡捕干扰是7月30日，一大第二天转移到嘉兴南湖，因此一大闭幕日期是在7月31日。

一大通过了中共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应该是珍贵的历史文献。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只有手抄稿，从未发表过。在动荡的岁月中，这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

1937年，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访问陕甘宁边区时，向董必武问起一大文献的下落，后来发表了董必武的回忆：“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一年又一年过去，一大文件遍寻无着。出乎意料的是，却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发现了。1960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Ｃ．Ｍartin Wilbur）和华裔学者夏连荫编《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年》。霍华德·林顿告诉韦慕庭：哥伦比亚图书馆整理资料时，从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硕士论文，作者署名“Chen-Kungpo”，论文题目是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Chen-Kungpo跟“陈公博”同音。韦慕庭调阅学校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3卷查到Chen-Kungpo。这个学生有三次注册记录：第一次是1923年2月28日，填写的生日是1891年8月28日，生于广州。第二次是1923年9月27日，填写生日为1891年9月29日。第三次是1924年9月，生日只写1892年。他的生日怎么不断变化，而且每次都不一样？

韦慕庭从1941年版《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中查到陈公博生于1890年，广东南海人，可能就是Chen-Kungpo。他的生日不断变化，大约是不会把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8月28日，头一回写阴历。第二回则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1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写成1892年。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

陈公博怎么会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韦慕庭读完文章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虚假信息的话，将是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共的建立，写于中共一大后的第三年。此文的重要性不在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6篇文献，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在6篇附录中，有4份散失多年，连中共自己也未曾找到。

韦慕庭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几年前，唐博士曾撰写《胡适自传》，熟知中国情况，而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哲学系，1915年至1917年)。唐德刚向韦慕庭提供了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并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疑难处作出了解释。

从纳撒尼尔·塞耶处，韦慕庭得到日文的陈公博材料，得知陈公博写过回忆录《寒风集》，谈及参加一大经过。韦慕庭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当他得知堪萨斯大学正与住在香港的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给韦慕庭寄去1944年10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

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我与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用证据证明Chen-Kungpo即陈公博。文中，陈公博记述了参加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4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开会。”还谈及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激烈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韦慕庭意识到这篇“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着手考证。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陈公博36年前的论文。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有谁会想到，这些文献会在一个名为陈公博的学生的论文中保留了下来。而且，陈公博后来沦落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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