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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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从笔杆子到枪杆子

湖南地处洞庭湖以南，古代洞庭湖以南属于蛮夷之地，远比中原落后。经过漫长历史的陶冶，20世纪，地处广州、武汉之间的湖南，在新旧文化冲突中为交汇点。如同燧石相撞能迸出炫目的火花，两种文化的冲突点上往往会产生杰出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传说舜帝南下时到湖南来过，在此演奏过“箫韶九成”。据说这是韶山一名的来由。毛泽东是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富裕农民家庭。他读书晚，8岁才在家乡私塾启蒙。即便这样，他也对私塾先生教的四书五经兴趣不大，喜欢阅读古典小说。13岁到15岁时，他辍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找书读。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两次提到《盛世危言》给他的影响。“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私塾，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他因此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

1913年，20岁的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这是他真正接受教育的开始。“我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了近5年的书”，“我在这里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是《新青年》的读者，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的《青春》、《今》是他喜爱的文章。他在报纸上登出寻友启事，联合了一批进步青年，成立新民学会，宗旨是做新国民。

杨怀中，原名杨昌济，生于1871年，湖南长沙人。早年应乡试考举不第，赴日留学，后在英国留学，1913年回国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授省立四师修身课和心理课。这时毛泽东考入四师，不久四师并入一师，杨怀中又到一师任教。

毛泽东与蔡和森是杨怀中的得意门生。暑假，毛泽东不回湘潭韶山冲，而是住在李氏芋园，由恩师指导自学。

1918年6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和一些没找到工作的同学成立“工读同志会”，寄住在岳麓山半学斋。之所以住在这里，还是因为杨怀中。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回忆说，谭延闿二次督湘时，杨怀中进言，要创办一所湖南大学。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任命杨怀中为筹备办主任。开始，筹备办设在杨怀中家中，后迁岳麓书院半学斋。经老师同意，毛泽东等在半学斋里开始了“新村梦”。

毛泽东提出的“新村“计划充满热情，而且雄心勃勃，只是理想成分过于浓重，反映出刚走出校门学生的不切实际。那时，毛泽东的打算是：“合若干之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作为热血青年，毛泽东受到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憧憬那种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理想世界。从四师到一师，周世钊与毛泽东同窗五载，情谊甚笃。1954年，周世钊填了一阕《踏莎行·秋日游爱晚亭》，“身在山中，心忧天下，凭栏熟计连朝夜。菜根为饭草作鞋，要将历史从头写。”这说的是毛泽东的“新村生活”。

原中组部原副部长、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描绘青年毛泽东的生活：“他们都很穷，吃上一顿愁下一顿，吃的是蚕豆拌米煮的饭；赤脚草鞋，上山捡柴，到很远的地方挑水。他们一边读着书，一边作今后的计划”。

“新村梦”并非心血来潮，毛泽东“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实施，就拥抱“新村”了。他和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搬进湖南大学筹备处，希翼过一种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会生活。不用说，把在欧洲失败的空想社会主义照搬到中国，同样不适用。一群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或学习，或继续学习，总要找个正经地方，不能总是沉浸在梦想中。就在岳麓山下的“新村生活”维持不下去，大伙儿正准备散伙之际，另一扇门打开了。

1918年5月，杨怀中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杨家举家南迁，到北京住在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这条胡同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后来9号改为15号，由于杨怀中、杨开慧、毛泽东都在这儿住过，1984年被定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早在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之所以倡导和发起勤工俭学会以及留法勤工俭学会，是有来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华工赴欧从事军事劳役，而且多数在法国境内，人数达到15万（其中很多人战后滞留法国，是法国华侨的滥觞）。 1916年，中法社会名流发起成立了华法教育会，蔡元培任会长。

杨怀中不仅是蔡元培的拥趸，而且是铁杆，当然支持蔡元培倡导的赴法国勤工俭学，写信告诉毛泽东，希望毛泽东来北京，帮助推动这项运动。毛泽东接到杨怀中的信，很快就动起来。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学会在陈绍休、萧子璋任教的一师附小开会，出席的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周世钊、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李维汉等。 大家认为，军阀连年混战，教育事业摧残殆尽，“莘莘学子，无校可入”。既然已恶劣到这种情况，就应该向外发展，去法国留学，应该说是一个好机会。

会议委托蔡和森赴京了解情况。 6月23日，蔡和森动身，到京后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杨怀中家里。经杨怀中引荐，蔡和森拜访了华发教育会的蔡元培、李石曾，了解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

 6月30日，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说：“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新村”计划失败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令毛泽东动心。杨怀中希望毛泽东进入北大读书，他对此不置可否，打算拽上一批朋友一起去法国。他到长沙到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周南女校等学校宣传鼓动，很快就有30多人报了名。

正在此时，毛泽东获悉母亲文氏因患淋巴腺炎在外婆家养病，急忙从长沙赶回探望母病，为母亲四处求医，侍奉汤药。怎奈母亲病情甚重，短时间内难于痊愈。因赴京之期日近，他只得将母亲拜托给两家舅父舅母和诸位表兄弟照料，自己赶回长沙。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向朋友借了钱，同罗学瓒、陈绍休、张昆弟、熊光楚、周世钊、萧子升、萧子璋、李维汉、李思安、罗章龙、曾以鲁、邹彝鼎等新民学会会员和李富春、贺果、任理、侯国昌、唐灵运等人，从长沙乘船出发，到汉口转火车赴京。

火车行至河南省郾城县漯河寨境内，因下大雨，沙河涨水，铁路被洪水冲断，毛泽东一行被滞留在许昌。毛泽东、罗章龙、陈绍休不能闲着，趁机结伴游览魏都旧墟。他们在魏都旧墟吟诵曹操的《短歌行》，又吟诵《让县自明本志令》。他们看着眼前颓废的景物，可真是萧条异代，不禁抚今追昔，激情慷慨，不能自已。

8月19日，毛泽东一行抵京，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借的路费已经花光了，他身无分文，只好到豆腐池9号杨怀中家中暂住。杨家的房子不宽敞，只得安排他和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

新民学会会员散居在湖南各县在北京的会馆，经杨怀中帮忙，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在景山东街地安门内三眼井胡同吉安所东夹道7号（今吉安左巷8号）, 是个破旧小院儿。他们合租三间北房，共挤一张大炕，毛泽东曾写道：“八个人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所说的“三间”不是三间房子，北京住房以梁论间，两道过梁就是“三间”，所以才会数人共挤一张大炕。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得多，房租、吃饭加上冬季买煤烧炕费用，他们手头十分拮据。湖南人没有穿大衣的习惯，而北京的冬季没有大衣不行。每人都买件大衣不可能，8个人只好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穿。

在北京等候赴法的湖南青年达到四五十人，而华法教育会的工作拖拉，准备赴法留学的青年不能启程，出现急躁情绪。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奔走。在杨怀中的协助下，华法教育会召集会议，研究安排湖南青年赴法问题。蔡元培同意为湖南先办一个预备班，共60人。

预备班在方家胡同开成立会，蔡元培主持，杨怀中讲话，邀请在京的湖南名流参加。留学准备主要是学法语，预备班分设3处，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熊光楚、罗学瓒等在北大留法预备班。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及李富春、贺果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边学习法文，边学习机械学和机械制图。蔡和森到河北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后来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增设了一个班。

出国留学固然可以得到一部分资助，但是，每个学生出国留学还得花路费。那时毛泽东债台高筑，无法再向熟人张口借钱，所以没有参加预备班，而是急于谋求职业。经杨怀中介绍，北大校长蔡元培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写了个条子，上面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

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时间，目前没有明确的说法。根据北大档案馆留存的工资发放册，毛泽东于1918年12月和1919年l月、2月签收3个月工资，由此可知，毛泽东开始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当在1918年11月或12月。据工资单认定他进入北大的时间为11月，或者晚至12月。但是，这种说法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工资单可能丢失，曾在北大工作的许多名人的工资单就很难找到存根。

大致在1918年11月，毛泽东到东城沙滩的红楼报到，在北大图书馆长办公室第一次见到李大钊。被安排当一名助理员。

毛泽东所住的景山东街与杨怀中家相距不远。这时，杨开慧正值豆蔻年华，情窦已开。它乡遇故知，欣喜自不必说。毛泽东常把书报及自己写的日记、学习笔记送给杨开慧阅读。在交往中，进一步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在不知不觉，这对年轻人坠入了爱河。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工作地点是第三阅览室，也叫日报阅览室或新闻纸阅览室。他的活儿是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他上班时，身着褪了色的蓝长衫，忙碌在窗户下的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间。他在这里的工作既平凡又琐碎，每月的月薪为8块银元。

北大的穷学生许德珩1890年生于江西九江，冬衣不能御寒，常在有炉火的图书馆读书。毛泽东对他很有好感。五四运动时，许德珩是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曾师从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无政府主义是传入湖南时间最早、影响最深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毛泽东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常和朱谦之讨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前景，并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朱谦之生于1899年，福建人。上中学时，因自编《中国上古史》而知名于乡里。入北大后，给胡适写信说：“我现在自决，从此以后不受任何等被动的考试了。因此很对不住先生，望先生原谅。”他觉得考试是灌输式的压迫教育，决定放弃学位，在《学生周刊》上发表《反抗考试宣言》。建国后，他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授。

毛泽东还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经常去旁听他所感兴趣的一些新派人物的课，结交拜访一些名流学者。经杨怀中介绍，毛泽东认识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即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

早在1917年，毛泽东将自己写的《体育之研究》投稿《新青年》，署名“二十八画生”，得以刊登。毛泽东对张昆弟、蔡和森感慨：“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之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那时毛泽东没有见过陈独秀，只能算神交。到北大图书馆后，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陈独秀，这次晤面非常短促，所谈无非是《新青年》对新民学会的影响，却让毛泽东非常兴奋。18年后，毛泽东对斯诺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胡适那时是北大的名牌教授，虽然仅比毛泽东年长两岁，但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他已然作为海归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那时，傅斯年和罗家伦是北大学生中风头正劲的人物，他们主编的《新潮》杂志激烈抨击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毛泽东当时主要工作是登记到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他由此认出了大名鼎鼎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

那时张申府在北大任助教，通过郭晓峰认识李大钊。陈独秀常与李大钊闲谈，张申府亦与之熟识，李大钊工作忙时，就让张申府在登录室帮忙。张申府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毛泽东说：“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反正，只要谈到对方，两位都没有太好的话。

毛泽东对过去的抱怨固然不假，但进入北大图书馆，基本解决了生活难题。他用这个机会参加北大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有选择地旁听北大的一些课程。邓中夏一年前考入北大，老朋友罗章龙这时刚进入北大哲学系，三人在北大保持着密切联系。

湖南离海洋很远，很多湖南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大海。1918年寒假，毛泽东和萧子璋为了看海，乘火车到天津，然后到大沽口。但他们到了海滨就失望了，哪里有万顷波涛，只见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冰，他俩在冰上走来走去，寻找传说中的“蓬莱仙岛”。

1919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邓中夏是哲学会的会员。毛泽东通过研究会的活动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邵飘萍此时担任《京报》总编辑，还是新闻学研究会中有关办报业务的主讲老师。毛泽东由此又参加了新闻研究会。

1919年2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记载：“新闻研究会于19日午后，在文科第34教室开改组大会，校长亲临演说。是日，会员到会者为毛泽东等24人。”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实际上已成为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18年11月15日，在天安门前，李大钊着棉布长袍，上台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毛泽东聆听了李大钊的讲演，后来又阅读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参加李大钊组织的新思潮活动，逐步放弃了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1919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理科第16教室听李大钊对新闻研究会会员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这是他在北京期间最后一次听李大钊的演说。也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听李大钊的演说。

1949年3月，毛泽东从河北西柏坡迁入北平，准备成立新中国，那时不免感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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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5月9日，湖南《大公报》登出有关消息。5月14日，省教育会与各校校长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协争青岛问题”。此后数日，长沙各界，衡阳、永州、郴州、常德等地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坚持力争”。

这时，出生于湖南宜章的北京学生代表邓中夏衔命到长沙，鼓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毛泽东召集长沙各校学生代表开会，于5月28日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6月2日湖南学联全体学生大会发表《罢课宣言》。6月，湖南学联出版《救国周刊》，长沙各学校出版了《新湖南》、《女界钟》、《明德周刊》等刊物。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联刊物，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出版。毛泽东为《湘江评论》撰写发表长篇檄文《民众的大联合》和国内外大事述评、时事杂感等30多篇。

毛泽东既是湖南传统的继承者，又是湖南新文化的供应者。他认同湖南学生的行动主义传统，在《湘江评论》第4期，他概述湖南学生运动，把时务学堂视为湖南学生意识的根源。以那为起点，详述湖南学生在唐才常自立军殉难、明德学堂延续时务学堂的行动主义使命、华兴会起事的失败，描述1906年陈天华、姚宏业下葬岳麓山。他写道，这阶段湖南学生运动的高潮是1910年的省运动大会。湖南学生唱学生运动歌：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

直率的行动主义是一回事，知识改革是另一回事，毛泽东拥抱前几代激进学生，在以健学会为题的文章里，回顾1890年代维新运动的南学会、《湘报》与时务学堂时，表示“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最后断言先前这场维新运动未产生持久的效用，“仅可说是，笼统的变化，盲目的变化，过渡的变化。从戊戌以至今日，湖南的思想界，全为这笼统的，盲目的，过渡的变化所支配。”他表示新学会将做先前诸学会所做不到的事，即启迪此省之人心。他写到健学会说：“在这么女性纤纤暮气沉沉的湖南，有此一举，颇足出幽因而破烦闷。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

毛泽东以两手策略对待前辈，欲将传统民族主义领域里的力量揽为己用，同时在知识领域取得独创性。诚如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写：“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这段话和郭嵩焘1879年从英国返乡时对湖南人落后的谴责或1895年谭嗣同搬回浏阳创立算学会时对湖南人狭隘的哀叹如出一辙。近代，“开明”的湖南人深信必须通过教育让浑浑噩噩的本省乡民认识现代世界潮流，而毛泽东是这类湖南人的最新代表。

毛泽东在踏踏实实办刊物，却惹恼了湖南省长、湖南督军张敬尧。此人是安徽霍邱县人，1896年投身行伍，在北洋军不仅爬得快，而且讨巧。1916年袁世凯死后，湖南再度自治。为时不久。1917年，袁世凯生前势力北洋军掌控华北，而在广州，孙中山与北洋军唱对台戏。湖南的地理位置处于两者之间，境内有直军、奉军、苏军、鲁军和安武军，实力最强的数吴佩孚，11月上旬，张敬尧趁吴佩孚、冯玉祥打败湘桂联军之际，率军进驻湖南。北洋军在长沙东边的醴陵县屠杀两万多人。月底双方停火，杀戮停止。但是，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牢牢掌控该省，地方自治再遭打击。

张敬尧在湖南大权在握，却并不懂为政一方，相反，伙同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恣意施行暴政，湖南人民极痛恨，时谚称“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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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