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五十五

2024年 1月  18  日 第 214   — 216 页

12名正式代表与1名列席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出席者13人，包括正式代表12人，列席者1人。在那个时代，这个班底的文化程度不算低，曾经留学日本的4人（李汉俊、李达、周佛海、董必武），出自名牌大学的4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陈潭秋），毕业于师范学校的3人（毛泽东、王尽美、包惠僧），秀才1人（何叔衡），中学生1人（邓恩铭）。而且，除了毛泽东等人以外，有一半以上的人熟练地掌握一至两门外语。

1、李汉俊：是否第一个提出建党

1920年4月，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分水塘翻译了第一本《共产党宣言》，稿子送到陈独秀手里，陈独秀转给李汉俊，李汉俊一一校正完毕，作了修改，顺利出版。李达翻译《唯物史观》遇上了困难，李汉俊热情相助，李达在附言中写道：“那些外遗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的援助。”李达翻译荷兰郭泰著《唯物史论解说》时，遇到些麻烦，请李汉俊帮助解决。后来，李达在翻译附言里写道：“我有一句话要声明，译者现在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遗漏的地方，得到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帮助。”

陈独秀到上海组建上海共产党小组时，李汉俊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李汉俊将戴季陶、沈玄庐介绍给陈独秀。陈独秀对戴季陶心仪已久，戴季陶对这位《新青年》的骁将惺惺相惜，相见恨晚。戴季陶将自己租住的楼让给陈独秀住，这里成了陈独秀的家，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以及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时，这个小楼又挂了外国语学校的招牌。

经李大钊介绍，俞秀松在1920年3月底入住《星期评论》编辑部。一到社里，便被盎然生气打动，“快乐天真的空气充满我底四周，真觉得做人第乐趣。”施存统、陈公培也相继住进来。施存统是浙江一师风潮中的要角，到申城后结识戴季陶、陈独秀思想界的“大人物”，后来由于戴季陶力荐，他东渡日本才得以成行，后来回顾这段往昔岁月也唏嘘不已，感慨之所以从无政府主义转过来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社给予他最大影响。

《星期评论》社汇聚着一批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才俊，人人劳动，人人平等，可以听到毫无虚伪客套地相互直呼姓名。

1920年春夏，踏进三益里17号，会看到这样一番景象：李汉俊正奋笔疾书，没时间搭理他人，写的是关于劳动运动的新鲜内容；杨之华是社元老沈玄庐的儿媳，放弃教师职业到这里，原想去苏俄学习，去留未定之际，沈玄庐劝其留下，在这里半工半读。到了社里，她感到“既新奇，又刺激”，减去三千青丝，以尼姑形象在这里工作,主要是为社里刻写蜡纸、油印传单。另一厢，俞秀松正要出门，前往厚生铁工厂干活，读书人为何这样卖力气，在于为了以亲力亲为实践美好理想，以结合工人运动改造社会.施存统虽患肺病，仍与戴季陶频频交流时局，阐发政见，戴氏理论造诣，使得施存统频频颔首，对他后来总结工读互助团的经验教训不无裨益。陈望道来到社里，乃是因为戴季陶已被孙中山召唤，即将赴穗，因此要他来接替。

建党就要有个党纲，大家把这件事交给戴季陶来办。党纲边讨论边修改边起草，戴季陶起草完《中国共产党党纲》之后，有人加了一条硬杠：“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对此，戴季陶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而后独自关门垂泪，他总算明白了，共产党与他心中想的并不是一回事儿，要照这么走下去，共产党也不会与政府合作，走议会的合法夺权道路。

1920年6月的一天，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中开会，商量挂出共产党的旗帜。戴季陶有事晚了一步，推门进来，诸人已讨论完，他要做的只是点个头。他说，只要孙中山先生在世一天，他就不可能参加其他政党。大家本以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惟有他不能不参加，他却竟然是好龙的叶公，气氛顿时凝结。戴季陶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工作，最终没有参加中共，而且渐渐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后来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旗帜性人物，扬言要把中国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绝不养虎贻患。

陈独秀和李汉俊都住在法租界，相距不远。在三益里居住时，李书城的妻子薛文淑发现李汉俊的朋友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有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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