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张太雷抵达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联系，在这里进行。3月，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机构组建工作完成，中国支部由一位俄方书记和一位中方书记负责。俄方书记是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事务的马马耶夫，懂中文，曾随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与张太雷相识，后于1924年10月再次来华，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的顾问。中方书记是张太雷，规定任期“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派出新的书记时为止”。

1921年6月，张太雷陪同尼克尔斯基来华。马林在京与李大钊会晤，建议召集全国建党会议。李大钊赞成马林的意见，由张太雷等陪马林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具体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张太雷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译成英文，交马林修改。未等一大召开，张太雷奉命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成为第一个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

俞秀松生于1899年，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5月，陈独秀创议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俞秀松参加该会工作，是中共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他没有参加一大，到莫斯科代表中共出席在6月25日少年共产国际二大和6月22日至7月1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是谁决定俞秀松到莫斯科去的？那时陈独秀已去广州，在上海主持工作是李汉俊和李达。他们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俞秀松身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参加少共国际二大最合适不过。

从上海到莫斯科，通常的途径有二条，一条由哈尔滨转道满洲里出境。另一条是从上海坐船到海参崴，然后跨越欧亚大陆到莫斯科。从俞秀松的信件看，他1921年3月29日坐火车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在北京短暂停留。4月2日转车到达沈阳。3日坐夜车，4日晨到达长春，换车在当天晚间到哈尔滨。住在哈尔滨西三道街中华客栈，等待苏俄接应出境。他孤身一人出满洲里，经赤塔，先到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杨明斋4月到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及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他之所以选择在3月29日启程赴苏，是为了在伊尔库茨克和杨明斋会合。

在伊尔库茨克，俞秀松取得证明文件。研究者查阅到5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第2402号文件，由舒米亚茨基签署：“本证明持有者秀松同志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委派的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少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以签字和盖章证明。”

至于俞秀松何时抵达莫斯科，没有相关资料，只能肯定张太雷于6月到达莫斯科，与俞秀松、陈为人会合，住进莫斯科的德累斯顿旅馆。俞秀松和张太雷住68号房间，陈为人住77号房间。

陈为人是湖南江华人，1920年春到上海，后在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是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外国语社派遣赴苏的的第一批留学生，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共产国际三大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召开。少共国际二大于7月9日至7月23日召开。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有55个国家，103个组织，605位代表。出席少共国际二大的有48个组织的135名代表。这时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甚至可以说是同期。

那时，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都与苏俄政权过不去，共产国际处于“国际白色恐怖”中，不管批什么，都要谨小慎微地走手续。张太雷和俞秀松刚落脚，就听说一个不利消息，即他们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资格问题。中国的早期党组织活动时间不短了，而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在共产国际眼里，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共产党。

关于这点，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在联席会议记录第1号文件中有明确的表达：“由于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本以为，中国代表团不仅没有表决权，而且也没有发言权。但是，在我做了详尽而客观的报告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已决定，给予中国代表团发言权。”

舒米亚茨基在这里讲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小局。小局设立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下，职能是处理组织方面的问题。保证与其他国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系，虽然名“小”，却有很大的权限。

舒米亚茨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报告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决定给予中国代表团发言权。这仅是临时处置，是在共产国际三大已开幕的情况下的变通办法。事后的7月20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通过这次联席会，代表共产国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资格。这是一种程序，是采取追认的形式来弥补以前的失误。

至于俞秀松出席少共国际二大的代表资格，倒没产生多大问题。在伊尔库斯克，由舒米亚茨基签署了他的代表资格的证明。

开幕后第4天，7月13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部共青团组织负责人斯•达林签署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申请书“请授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俞秀松同志以表决权，张太雷、陈为人同志以发言权”。“有吴先瑞、罗泽、任狱、平的、陈启沃、何其波、吴芳、韩图雪、张秀兰、彭泽、袁笃实、澎湃、韩伯画14位同志取得来宾证”。

斯•达林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1920年2月来中国担任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他也参加了1922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著有《中国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