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正是如此。苏俄内战中，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各系统在中国扶植自称信仰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并没有统一思路。那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各派人物纷纷登台。各地团体缺乏联络，形成山头林立的复杂现象。目前很难考证清楚，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自发涌现出来的“共产党”究竟有多少家了，但已找到有史料记载的共产党至少有十四五家。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不明，只得采取广种薄收的办法，最终挑选一家合适的，组建一个正统的共产党。

对这种状况，党史专家杨奎松有个客观评价：“中国各种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小组织都极力与俄共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寻求支持，而其他一切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正式支持的党的早期组织织最终都未能生存下来，可知中共的产生固然不需要俄国人来移植，但若无俄共和共产国际在旁援手，要想顺利发展，也绝非易事。”

江亢虎这个名字，当下很少提到，不过在中国思想史里不应回避这个名字。此人曾名噪一时，不仅和袁世凯、孙中山、段琪瑞、汪精卫等有过交往，而且同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一些活动家如片山潜、幸德秋水、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也有过直接接触。

此人生于1883年，江西弋阳人，早年留学日本，随后到欧洲考察。在中国，他顶着一个耀眼的光环，那就是最先提出“社会主义”概念。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11月5日，上海光复第2天，江亢虎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从此宣告成立。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党，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本部设大马路（今南京东路）虹庙对面。后于江浙和南方各省设支部490余处，党员最多时号称达52.3万人。1912年6月，与中华民国工党联合。1913年因涉嫌参加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政府取缔查禁，8月被解散。他的“中国社会党”力主“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政党。因标榜社会主义，史家一般归入“共产党”大类研究。

民国初年，江亢虎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以晋谒袁世凯，“敷陈剖白”，请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而且打算充当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殊不知，袁世凯依靠自己一手培植的北洋势力，正干得风生水起，哪会认同江亢虎的什么“国家社会主义”，逐出门了事。

北洋政府全然不把江亢虎当回事，而江亢虎却越做越大了，“中国社会党”最早的党员中，甚至包括李大钊、叶圣陶、顾颉刚等人。江亢虎的主张广泛传播，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毛泽东表示自己就是读了江亢虎的书后，才慢慢了解社会主义的。

江亢虎的风头相当盛。论社会影响，比李大钊和陈独秀要大得多。早在1901年，他负责编写华北五省中小学教科书，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教日文，在北京办了4所培养师资的女子学堂，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中国系也是他一手创办的。

列宁创建共产国际后，江亢虎立即呼应，在北京《京报》、《晨报》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发表《列宁小传》、《托洛茨基传略》等一系列文章。1921年5月，他带着妻子卢岫英出访苏俄，两度受到列宁接见，而且和托洛茨基、齐契林等要人交谈。在会见中，他热情赞颂苏俄，即席朗诵自己创作的《新时代颂》，博得苏俄党政要人好感。他以“中国社会党”党首和“东方无产者代表”的双重身份取得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得表决权。

有个与江亢虎“中国社会党”名声差不多的“中国共产党”，首领叫姚作宾。1920年3月，他在重庆成立“大同党”。后独身前往海参崴，请俄共（布）远东局援助中国革命。回国后，在北京把“大同党”改组为“中国共产党”。这是在中国产生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召开，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取得共产国际的承认，获得代表中国参加会议的资格和表决权。

1914年5月，无政府主义大家刘师复于上海创建“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并组建“中国无政府共产党”。五四运动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曾经广泛传播，一度于各地成立的社团达到30多个，出版刊物70多种。然而，这种主义毕竟脱离历史潮流，1932年，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流派在中国彻底破产。

张墨池是河北保定人，一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苦行家。英国档案中记录了张墨池的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供述：几年前，他参加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会议，返程中途经莫斯科，适逢俄国爆发革命，以后在西伯利亚为苏俄政府工作。按他的说法，他不仅写过《西伯利亚游记》，还翻译过俄文小说《六尺地》。在保定，张墨池、张电池两兄弟建立了“保定兵丁贫民共产团”，还建立了“支那共产党”，由真理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组成，大约成立于1920年2月至3月初，表示要在10年内建设众多的含有报社、公园、大学、中学、小学、工场等的新村。不用说，他那个“新村主义”胎死腹中。

在重庆，1920年3月，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建立了“共产党”，起初成立研究会，后随着影响扩大，丝厂和毛加工作坊的工人加入这个组织。据文献记载，该党曾发展到大约百位党员。

胡鄂公生于湖北江陵南五洲胡家祠堂农家，曾参加胡荣珪领导的澧洲、华容、公安的洪门起义，失败后回乡务农。1909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校；发起成立保定学生断发会。武昌首义爆发后返鄂，1913年去北京任国会议员。国会解散后任四川四川宣慰使等。1915年劝说四川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后任北洋政府内务次长。1921年7月与熊德山于北京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次年2月成立共产主义同志会，创办《今日》杂志，后在李大钊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组织的“今日派共产党”亦顺应历史潮流集体加入其中。

1924年1月，吴玉章、杨闇公于成都杨闇公寓所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YC团）。次年吴玉章、杨闇公加入中共，YC团解散，个别成员加入中共。在吴玉章劝导下，北京YC团成员先后加入中共，北京YC团自行解体。成都YC团负责人傅双无起初坚持解散成都YC团的条件是集体转入中共，接办成都党务，为中共中央拒绝。

共产国际三大前，就有两位中国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一大及共产国际二大，他们代表的居然是“中国工人党中央局”。刘绍周是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1920年7月28日的第5次会议上发言，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不过身在俄国，对国内情况隔膜，刘绍周对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作了夸大的介绍和评价：“去年上海发生了一系列罢工，诚然，这纯属经济性罢工，可是设在上海的社会主义党中央在工人当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望。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它所办的名称质朴无华的杂志《周报》，我们可以断定，这场运动确实非同小可。例如，5月1日这期杂志里有这样的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世界应当属于无产阶级’等等。目前，反对中国现存两个政府的各种力量的主要代表人物，汇集在上海。”

共产国际并非从一开始就定格于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中共早期组织，不说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小党，江亢虎的“社会党”和姚作宾的“共产党”已然来到莫斯科。形势扑朔迷离。姚作宾、胡鄂公及江亢虎之所以极力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是想得到经济扶助。但共产国际不是那么容易资助的，必须观望、考察、选择。

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三大，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召开，是国内共产主义组织首次参加共产国际大会。显然，这次会议举行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或者说恰恰处于成立的前夕，却派出两名年轻代表与会，他们是张太雷和俞秀松。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张太雷任英语翻译。后来，张太雷陪同维经斯基去上海见陈独秀。张太雷的精确翻译和独到见解给维经斯基留下印象。维经斯基回苏俄后，通过李大钊推荐张太雷到共产国际东方局，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