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之四十六

2022年 11月  15  日 第  173  — 176   页

       第2章

4、走了一段弯路：与无政府主义者结盟（续）

1920年2月，柏烈伟与黄凌霜邀请陈独秀、李大钊担任“社会主义者同盟”负责人。而“社会主义者同盟”名称的提出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他在瑞士成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联盟”，鼓吹无政府主义，宣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马克思主义。

维经斯基热衷于建立社会主义者同盟，激发无政府主义者活跃起来。郑佩刚是刘师复的狂热信徒，与刘师复的的妹妹刘无等相恋，追随师复“十二不”中的“不结婚”戒言，没有婚姻仪式，却“相其白首”，厮守终生。郑佩刚设立的印刷厂，既印《共产党》、《新青年》，又有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主编的《自由》等。郑佩刚还将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民声》从第1期至40期照原样重印为合订本，公开印行2000册。郑佩刚高兴地说：真要谢谢维经斯基。

张国焘说，维经斯基原本的打算是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合作。1929年，他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讲到中共到成立情况时，也说的挺直白：“1920年5月，苏联代表到沪，独秀与其接冾。因为张东荪、陈哲时、姜博若都不成样子，所以找着我们。”这是实际情况。

张东荪扮演过学者，报人，政论家等多种角色。跟许多有救世激情的知识分子一样，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他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对峙中，他抨击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也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他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又说“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他认为“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是换汤不换药”，又对两个派别都表示失望，寄希望于另起炉灶，好像决心要两边都不讨好。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打算召开革命者代表会议。中国没有布尔什维克，他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依靠对象。不知他对陈独秀说了些什么，陈独秀一度妥协，产生了“社会主义者同盟”。郑佩刚说：“1920年5月间，陈独秀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后来同年7、8月间，维经斯基、杨明斋曾在陈独秀寓所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讨论积极开展革命工作问题，领导人是陈独秀。”

社会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组织，是孕育中共胚胎的母体。这种同盟是暂时的，不久即分道扬镳。陈独秀提出组建政党，靠的是有“独立信仰”的“中坚分子”组建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该政党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组成人员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首要前提。在建党立足点上，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存在巨大的分歧，争议不可避免。

维经斯基急于把中国各方面力量打包。他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最初不是建立纯正的共产党组织，而是和各种革命力量取得联系，建立包括多种革命力量的中心组织，开展各种宣传和组织工作，然后再逐步过渡到建立纯粹的共产党。

维经斯基在1920年6月的信中说，他“主要从事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正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心组织”并不指共产党，而是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同盟。

8月17日。维经斯基写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的信中说，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革命局”是什么？郑佩刚说，革命局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机构。它是俄共（布）在华直接建立的组织。

按照着维经斯基的意思，无政府主义者纷纷进入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么一来，头绪乱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的报告称：“在去年10月（共产主义组织）产生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

据张国焘回忆，北京党组织建立时9人，其中5人是无政府主义者。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报告称：北京首先成立了革命局。成员有李大钊、柏烈伟、黄凌霜、华林等，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在里面起作用。李大钊和维经斯基认为，中国革命离无产阶级专政还很远，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不计分歧，携手并进。

事实证明，无政府主义者无法与马克思主义者携手。维经斯基在1920年8月17日报告中说，派米诺尔到广州，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广州共产党1921年的报告中提到：去年年底，别斯林到广州建立俄国通讯社，并在《劳动界》周刊上发表文章，黄凌霜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的执行委员会的9个委员中，7个是无政府主义者。

《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之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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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4、走了一段弯路：与无政府主义者结盟（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