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时期，柏烈伟发起，李大钊、陈独秀、维经斯基建立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统一战线，名为社会主义者同盟。参加过同盟的郑佩刚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性质是属于统一战线的组织,当时凡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人，不分什么派别，都可自愿参加。一个名叫关谦的北洋政府密探，在密报中提到柏烈伟多次参加会议，介绍苏俄情况，介绍无政府主义分子赴苏俄考察，并捐款资助旅费。”

柏烈伟做的最重要工作，是由他搭桥牵线，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接上了头。据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等“初到北京，人地生疏，无法展开工作，后来通过苏俄大使馆的关系，才找到北大俄文教授鲍立维。鲍立维原是白俄，是同情十月革命的。十月革命后，中国与苏俄建立了外交关系。优林大使来中国，鲍立维为了他的职业，才与苏俄大使馆建立联系。”包惠僧说的鲍立维即是柏烈伟。

1920年2月，李大钊送陈独秀离京后，赴天津与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章志等酝酿建立社会主义者同盟。柏烈伟参与此事。冬季，维经斯基的秘书马迈耶夫夫妇与鲍罗廷到上海、武汉等地。在武汉，陈潭秋和包惠僧接待了他们。维经斯基在上海写的一封信中提到：“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汉口，我们有可能吸收一位编外副教授参加我们的工作，此人在中国生活好几年，通晓中文（毕业于东方学院），是柏烈伟教授推荐的。”

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后，就找李大钊。为何不找陈独秀呢？张国焘是这样说的，杨明斋后来对他说：“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维经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亳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维经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张国焘还解释说，“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他们去找陈独秀时，似乎並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

通过张国焘的话可以判断，张国焘也不了解李大钊与伯尔曼早就认识，不知道柏烈伟在1920年初介绍霍赫洛夫金（荷荷诺夫金）去找李大钊商议在中国创建共产党之亊。

据《天津党史大事记·1919年》，1919年10月，伯尔曼、缪勒尔在天津与李大钊、黃淩霜商议在中国设立俄国通讯社事。说明伯尔曼与李大钊熟悉，向维经斯基推荐去找李大钊，因为最早认定李大钊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是伯尔曼。当时伯尔曼任俄共（布）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副主任，向下属介绍情况是份內亊。所以维经斯基一到北京，就去找李大钊。

维经斯基到京后，经柏烈伟的介绍，得以与李大钊会见。参加会见的除了维经斯基本人外，还有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夫妇，翻译杨明斋等。会见的地点是北京大学图书馆。

维经斯基和李大钊谈了些什么，沒资料，也不会像张国焘说的那么简单，“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他们去找陈独秀时，似乎並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维经斯基未来华前，李大钊与俄共（布）的派遣人员伯尔曼、缪勒尔、霍赫洛夫金等有所联系，他也对霍赫洛夫金作出建党的承诺，所以他不会对维经斯基的使命麻木到一无所知。

李大钊为何推荐维经斯基找陈独秀？一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陈独秀不及李大钊，但组织能力及胆色，稍强于李大钊。

张国焘说：“我第一次会见维经斯基是在1921年1月间，他带着陈独秀先生去广东前所写的介绍信，和当时接替陈先生任上海支部责任的李汉俊的信，到北大图书馆来找李大钊先生和我。这两封信里都曾说明维经斯基是可以深谈的同志”。“我和维经斯基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用英语会谈好几次，多数是李大钊先生和我两人都在座，有时是我一个人，还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体党员共同参加的会谈。我们所谈论的问题很了广泛，如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成立经过、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等。”

段祺瑞政府严禁过激主义宣传，凡是苏俄人士，个个有“过激党”的嫌疑。在这种环境之下，在北洋政府的皇城脚下，维经斯基不可能说过头话，顶多开些座谈会，而且基调温和。

李达说，维经斯基“到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政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传到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人来到北京，大家都感到高兴。维经斯基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当时李大钊同志等对于这位好朋友，很诚实的和他交换意见，至于那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带好奇心，参加了一两次座谈会，以后和他疏远了。”

李大钊同维经斯基决不仅是一次会见，而是有一段接触过程，重要的是交换意见。李达说：“当时李大钊同志等很诚恳地和这位好朋友（维经斯基）交换了意见。”交换意见的重要内容是建党问题。李大钊同维经斯基见面后的又一项内容是谈俄国对华政策。维经斯基来华和《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有密切关联，苏联远东外交委员会抄送苏联第一次对华友好宣言译电，时间为1920年3月24日。宣言称：“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

维经斯基知道该做什么，及时宣传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李达说：“因为苏联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弃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传到中国，中国很多的社会团体，都表示过热烈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人来到北京，大家感到特别高兴。”

在李大钊支持下，维经斯基多次举行座谈会，报告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经过一段活动后，维经斯基把注意力转到上海。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上海是产业中心，聚集着众多产业工人。李大钊推荐陈独秀担任建党的最高领导人。

据罗章龙回忆，维经斯基离开北京前召开会议，在会上讲了话。李大钊简明致词，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维经斯基何时到上海？陈公培在《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说，1920年五一节前，他参加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时，维经斯基也参加，说明维经斯基5月前就在上海。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引用1920年4月19日上海日本谍报机关《上海电第38号间谍通报》：“波塔波夫从其头领塔拉索夫（维经斯基化名）处得到资金，作为当地的过激共产党人，正在开展活动。”据此可推断，维经斯基在4月19日前已到上海活动。

1920年6月，维经斯基写给上级的信中谈到，“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局是《新青年》的出版机构，可以作为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他在信中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活动，他已经委托陈独秀向各地的革命者发出信函，“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