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党史研究工作者认为，荷荷诺夫金是接受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同李大钊联系。但在1920年3月前，伊尔库茨克并沒有负责远东各国革命的对外机构，后派维经斯来华的是远东州委下属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另外，彭述之的回忆时间有误。1919年末陈独秀在北京箭杆胡同，无须李大钊通过书信与陈独秀商议。陈独秀第二次离京，由李大钊陪同到天津。假若真是李大钊向彭述之讲述这亊的话，李大钊不会如此健忘。李大钊明知陈独秀尚在北京，却多次书信往返商议建党，不可能做多余之举。

1920年8月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成立时，荷荷诺夫金任中国科书记。1920年9月30日东方民族处致维经斯基的信说：“近几天我们派遣信使，带上珠宝去卖”及书籍和给维经斯基的指示。信使是荷荷诺夫金。后来此人任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学生班的俄文教授，中文名字叫霍东勤，系李大钊所起。如果彭述讲述的情况属实，倒能解释维经斯基来华时为什么立即去找李大钊了。

2、路径：维经斯基—柏烈伟—李大钊—陈独秀

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建党的可能性，俄共（布）开始往中国派遣联络员。威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191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尔察克叛乱期间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工作，曾起草苏俄政府1919年7月25日发布的《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他最早建议设有远东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俄共（布）中央批淮他和加蓬各自提交的建议。在伊尔库茨克建立隶属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领导的东方局，任命西比里亚夫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加蓬为副全权代表。

1920年4月，西比里亚科夫派遣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赴华，他1893年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中学毕业后在印刷厂排字，1913年去美国，十月革命后回到海参崴，加入俄共（布）。那时海参崴发生反革命叛乱，他被叛军押送库页岛（萨哈林岛），串联被关押者暴动，回到海参崴。1920年4月以远东州委海参崴分局全权代表身份来华。东方民族处成立后，他被任命为该处的驻华全权代表，开始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领导。

1920年夏，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成立，维经斯基遂归东方民族处领导。由此可见，他第一次来华的身份是俄共（布）代表，而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但是，仍然可以把他首次赴华看作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组织联系的开始。因为东方民族处从其成立时起就定期向共产国际提供工作报告，共产国际通过东方民族处和维经斯基这个渠道，同中国革命组织取得间接联系。

对维经斯基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后来他却成为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桥梁。从1920年4月至1927年7月，他7年间7次来华，累计在中国4年。1927年，他回国后任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读书不多的他被授予经济学博士，转瞬成为教授。1947年莫斯科出版他关于中国的讲演，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享年60岁。在马林、尼柯尔斯基和他三人中，唯有他是正常死亡。

1920年4月某日，维经斯基带着一个小组到北京，在中国用中文名吴廷康，发表文章时用笔名魏琴或卫金、卫琴等。

与维经斯基同行的有夫人库兹涅佐娃，还有助手马迈耶夫及夫人。据近年公布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主席团布龙斯泰因和中国科科长阿布拉姆松1920年12月21日写给共产国际的的报告称：向中国派遣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同志及其两名助手季托夫同志（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朝鲜活动家）。

据推测，所说的季托夫，可能是指中国人杨明斋。那么，谢列布里亚科夫是谁？达林在《中国回忆录》中说：“我记得朝鮮支部的许多工作人员有韩满申、谢列布里亚科夫（金满根）和太洪。后者从亊青年运动。”金满根属高丽共产党中的伊尔库茨克派。当时韩国共产党分成上海和伊尔库茨克两派，尽管共产国际和俄共作了不少工作，仍然如故，最后对两派均不承认，另组织朝鲜共产党。

《袁振英的回忆》中说：“1920年某月，俄国派维经斯基来中国，留俄华工杨明斋和韩人安氏同来上海，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他们并在法租界霞飞路716号，英租界爱华德路成立《俄文生活》报社。”

袁振英提到的“安氏”，可能是安恭根或安秉赞。据石源华编著的《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1919年4月，韩国人李东辉在苏俄伊尔库茨克创建高丽共产党，并派朴镇淳赴莫斯科寻求支持，列宁答允给韩国独立运动提供200万卢布。1920年初，李东辉派安恭根、韩馨权、吕运亨到莫斯科领取列宁许诺的经济援助60万卢布。韩馨权以韩国临时政府代表留在莫斯科，安恭根、吕运亨将20万卢布留在莫斯科，携40万卢布随维经斯基一起到上海。

安恭根是朝鲜义士安重根的弟弟。1909年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日本在朝鲜的统监伊藤愽文后慷慨就义。安恭根到上海参加反日斗争。从苏俄带回列宁的援助款到上海后，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李东辉把钱用作高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引起韩国临时政府成员不满。李东辉后在东北与日军激战中牺牲，安恭根留在上海。1932年4月29日，日本人在虹口公园举办天皇寿辰庆祝大会，尹奉吉引爆炸弹，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被炸死，日驻华公使重光葵右腿致残，日军第9师团师团长、中将植田谦吉左腿致残，侵华日军第6舰队司令、中将野村吉三郎右眼被炸瞎，日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被炸伤。安重根杀死伊藤博文，他弟弟参与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

维经斯基来华的掩护身份是什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索特尼科娃引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记载，维经斯基一行赴华时，“他们名义上是全俄中央合作总社理事会的工作人员”。对外则宣称是俄国珠宝商人。全俄中央合作总社是外贸机构，名义上属苏俄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名为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亊处。

索特尼科娃博士引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记载指出，维经斯基“担负的是非常秘密的任务：与中国激进社会活动家建立定期联系，帮助他们组织共产主义倾向的团体。”这是目前看到记载维经斯基来华任务的档案文件，表明维经斯基并没有在华组织共产党的任务，主要是摸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性。

说到这儿，放下维经斯基，谈另一个俄国人。和朝气蓬勃的维经斯基不同，这是个爱占小便宜的中年矮胖子，叫柏烈伟。

1918年夏，一个拖儿带女的俄国汉子来到天津俄租界，住了下来。俄国发生革命后，罗曼诺夫王朝的官员纷纷逃往欧洲或中国，拖家带口出逃的老毛子司空见惯，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这人叫柏烈伟，原名波伏列依，是研究《诗经》的汉学家，能说汉语。他对人说，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的财产被没收，还受到迫害，只好逃到中国来，后到北洋大学当教授，以后又在北京大学当讲师。

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布龙斯泰因和阿布拉姆松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证实了一点，柏烈伟其实是一名俄共（布）党员。报告中是这样行文的：“迄今在中国的工作由个别俄国侨民做的，如天津大学教授柏烈伟（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出版的法文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新闻》的实际编辑”。

东方民族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柏烈伟为“侨民”，说明柏烈伟长期侨居中国，不是短时间来华执行任务的。但说柏烈伟是天津大学教授，是阴差阳错。1951年9月，将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改称为天津大学。北洋大学也在天津，创办于1895年，1903年后增设俄文班。早先柏烈伟应该是北洋大学俄文班的教授。

1921年1月，柏烈伟成为北京大学大俄语讲师。北大的档案保存的相对完整，有一份教务处1921年10月间致柏烈伟的函件，其中说：“请作函与柏烈伟先生：先生在俄文学系本科之钟点，拟请用以读讲俄文报纸，以练习学生阅读能力”。

高兴亚《五四前后的北大俄语系》一文表明，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伊万诺夫是汉学家，1919年任北大俄语讲师，曾任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俄方委员。他以研究中国农民武装红枪会名噪一时，代表作是《红缨枪》。布龙斯泰因和阿布拉姆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说，伊万诺夫是无政府主义者，是自觉为俄共（布）工作的，而不是派遣者。他在中共创立中起的作用，可能仅限于和柏烈伟一起介绍维经斯基与李大钊认识，及利用在法文《北京新闻》工作之便，用该报电讯设备为维经斯基与上级联系。在北大，他规劝学生，可以加入翠花胡同的国民党左翼，不要贸然加入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