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徐世昌总统命令停止旧俄驻华使领待遇。至此，中国政府与旧俄外交关系断绝。通向中俄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一个大障碍被排除。4天后，苏俄政府给北洋政府送了个大礼包，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即《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称呼省略了“南方政府”与“中国人民”字样，只面对北京政府。这表明俄国要接续上1918年春中断的外交接触，加速和加强与中国中央政府的接触，以期建立和改善两国关系。

在远东共和国时期，苏俄政权不仅与北洋政府打交道，同时以远东共和国为基地，在中国培养反对现政府的组织，当然，为了不得罪北洋政府，干这种事只能不显山不露水地悄悄来。

鉴于共产国际与中国进步力量接触存在客观困难。1919年6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加蓬写了一份报告，建议设立远东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代表参加的东方局，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这个主意不错。1920年7月至8月，在伊尔库茨克组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下设的东方人民处，充分考虑到加蓬的建议。1921年1月，以东方人民处为基础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州局于1920年6月28日建立东方民族部，冈察洛夫为俄共（布）中央派往该部的全权代表。东方民族部主任是布尔特曼，加蓬为助理；经费由西伯利亚州局提供；地址在伊尔库茨克第四士兵大街。东方民族部一方面要给奉派赴各国的工作人员公开身份作掩护，另一方面要解决经费问题。有些来华者把在中国变卖珠宝所得到的钱留下一部分作经费。该部工作人员从最初的33人增加到1920年12月的57人，其中中国人约8名。该部设朝鲜、日本、中国、蒙古4处，中国处的负责人是阿勃拉姆松。

东方民族部作为俄共（布）下设的部，与政府机关有直接关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下设的西伯利亚委员会与东方民族部有直接联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杨松直接参与和过问东方民族部工作。

1920年9月2日，东方民族部举行会议，决定派遣维经斯基（吴廷康）前往中国，并把契札列召到伊尔库茨克，陪同吴廷康到中国。后者的任务中有一项是变卖珠宝，所得款项数目向东方民族部报告，留一部分作经费。他们在华联络点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编辑部。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致某某等赴中国同志的指令”，可理解为发给赴华的使者，指令主要内容是：向中国介绍苏俄的远东政策、远东共和国情况；帮助中国分散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集中起来，组织为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召开一次全中国的革命代表大会”；变卖珠宝，用部分所得款项创建一个印刷厂；以上海为中心，联络中国各地的组织，联络日本、朝鲜等地的组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民族部的工作内容是输出俄式革命，向中国、朝鲜、日本、外蒙古派遣使者，开始有些混乱。两个月后发现，由于政出多头，造成人员和经费浪费。通信条件不好，各方不便协调，“使东方民族部的工作呈现复杂局面，其中绝对没有能负责任的共产党员”，该部主任布尔特曼致函伊尔库茨克省党委代表，请其当机立断：“没有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同意，不得再向任何地方派出任何一名懂布里亚特文、蒙古文、朝鲜文和中文的同志；不再征用布里亚特、中国和朝鲜的共产党员负责干部。”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共产国际创建时期，在中国，没有哪个人像李大钊那样，为建立同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努力。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力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第一人。

李大钊早就期待着世界革命经由俄国传播至中国，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说：“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林士论东西文明之关系，有曰‘俄罗斯之精神将表现于东西二文明之间，为二者之媒介而活动。果俄罗斯于同化中国之广域而能成功，则东洋主义，将有所受赐于一种强健之政治组织，而助之以显其德性于世界。”“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早在1919年1月，列宁揭开成立共产国际的序幕，发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签署此邀请书的各党派和组织认为，召开新的革命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实属必要。在战争和革命期间终于看清，不仅旧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已经彻底破产，不仅旧的社会民主党的骑墙派已不能进行积极的革命行动，而且真正革命的国际目前已十分清晰地展现出轮廓。”

这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尚未广泛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的思想觉悟、组织程度尚不具备响应《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的要求和派人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条件。但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的发表，在中国报刊上有所反响。如1919年2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说：1919年1月25日苏里克电：“莫斯科国际共产党大会议决召集新国际革命党大会，并拟定计划，盖合德国斯巴达克斯团与俄国过激党之主义而成者”。

这个消息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反响，仅是水面上转瞬即逝的涟漪。在中国知识界中，明确支持成立共产国际的只有李大钊。李大钊认为：“中欧的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

1919年夏，是迈入而立之岁的李大钊人生旅程上的岔路口，这个夏天之后，他离开原定的温良改革的路线，拐上一条坎坷崎岖而且风险未卜的革命新路，越来越快地奔跑起来。

李大钊寻求同共产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共产国际组织也在寻求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1919年夏，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伯特曼会见李大钊。但李大钊与伯特曼的这次会晤，未见诸国内文献，即便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陈独秀与张国焘也未留下片言只语，只能认为他俩对此事一无所知。

格里戈里耶维奇•伯尔曼生于1900年，1915年随家迁居哈尔滨，1919年3月被俄共（布）派到天津美籍俄裔工业家施泰因贝格的洋行工作。他在中国的活动见于缪勒尔的回忆录。缪勒尔在苏俄内战时期参加打击高尔察克的战斗，1919年初来华。《天津党史大事记•1919年》载：“1919年10月，李大钊同黄凌霜来津到旧俄租界会见俄国共产党人鲍立维、伯尔曼、缪勒尔，商议在中国设立俄国通讯社事宜。”这是目前找到的关于李大钊同伯尔曼关系的唯一史料。

缪勒尔回忆说：“伯尔曼广交京津两地高校和专门学校的进步中国知识分子，与李大钊有私交。伯尔曼认为李大钊是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众所周知，在1919年5月北京学生反对帝国主义行径、反对凡尔赛和会上把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让给日本而举行的激烈抗议和罢课之后，各大城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天津也一样，伯尔曼参加了这里的运动。1919年9月我认识李大钊时，我们同学生们的联系依然在持续中。他们今天一拨，明天一拨，几乎天天都到我们的住所来。”“我们向中国学生介绍了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经常谈论关于中国的问题，分析孙中山的学说，介绍工人阶级在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索特尼科娃说：1919年春，“俄共（布）哈尔滨地下组织成员伯尔曼在北京会见经济学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他在中国首先关注布尔什维主义经验的世界意义，开始浓墨重笔宣传俄国共产主义。伯尔曼对这个过程记载明确，他在1919年秋就称李大钊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伯尔曼与继北京五四群众游行之后在天津发生的同情罢工有直接关系。9月，一个匈牙利人、原西伯利亚红军国际纵队指挥员缪勒尔与他联系。俄共强调无产阶级的作用，向学生们证明，必须与天津纺织工人和码头工人建立直接的联系，以便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工会。伯尔曼不止一次与李大钊及其亲密助手邓中夏商讨过这个问题，邓中夏后来成了工会的热心组建者。在北京、天津与中国激进民主派学生建立联系后，1920年1月15日，5名布尔什维克中的伯尔曼一行离开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