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之三十二

2022年 8月 7 日 第 82   —  83  页

第1章         南陈北李：南方陈独秀和北方李大钊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中共的诞生造了个产房。当时，Karl Marx有几种译法，译为马克思、马克斯、马格斯、马客士、马克司等，《每周评论》刊登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著作译介文章没有使用过“马尔格时”译名。戴季陶的文章说明：《每周评论》1919年8月24日的被封闭，并非仅因刊载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而是同该刊若干编者研究、传布“马尔格时主义”的有组织行动有关。

大体可以确定：1918年，李大钊与高一涵等发起组织研究马克思主义团体。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与马尔萨士音相近，所以团体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

1961年日本出版的7卷本《中国共产党史》说：1918年以北大教授李大钊为领导者，在该校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说李大钊“作为一个末等的教授，势力不大，但由于他默默埋头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终于同学生创立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然而仅知该会成立于1918年春，尚不能准确予以判定。”

罗章龙说：按照高一涵的说法，“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

有研究者认为，1918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多少了解，不可能在那年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确，李大钊那时的思想只能是大杂烩，进化论、调和论、互助论、唯能论、民粹主义、民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及康德、尼采、柏格森哲学等等，对他都有影响，还没有明确地确立信仰。李大钊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人。

在北大兼容并包的自由宽松氛围中，讨论某种学说而组织学会的发起者未必是学说的信仰者，不要求加入者必须拥护某种学说，更不强迫参加者改变信仰。1918年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未正式注册，是几个人研讨马克思主义不时聚在一起，参加人员、活动时间、组织形式可能都不固定，并非正式的学会。

有必要说说，1919年8月，戴季陶、胡汉民等在《建设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少人觉得难以理解。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文中对此有独到见解：“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星期评论》时，其研究宣传的题目如何呢？他一方面介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一方面也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了解，对阶级争斗与无产阶级专政，终是学生的态度与怀疑。”“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旧礼教、旧制度、旧思想，作为攻击旧文化和提倡新文化的工具，是有相当意义的。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争斗的观点是怀疑的。”

张国焘1820年1月在上海访晤孙中山时，孙中山问：听说你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孙中山说，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他在欧洲时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对各派的理论也研究过，参酌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的精华，顾及中国国情，创立三民主义。 孙中山主张师马克思之意，不用马克思之法，用和平手段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他指出：“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只要照这两个办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防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

看看，从孙中山到戴季陶，都曾经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且不说他们与李大钊的研究孰先孰后，而是他们的研究与李大钊的出发点与着眼点不同，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也就高下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