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之三十一

 2022年 7月 28 日 第 79   —  81  页

第1章         南陈北李：南方陈独秀和北方李大钊

（续）

辛亥革命没有最终解决问题，延续的是虽然没有了皇上而其他方面换汤不换药的体制，劳动人民仍然在当牛做马，只有以劳工发动的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劳工阶层不会主动抱团儿，需要政党把劳工阶层组织起来，这个政党是共产党，也只能是共产党。

在俄国，共产党的前身为1898年3月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1912年起，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改名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俄语中是多数派的意思。

李大钊的反应很快。早在1918年2月，也就是十月革命发生仅仅几个月后，他就在北大、女高师、师大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7月，他发表第一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名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底和12月初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9年元旦发表社论，名为《新纪元》。这4篇文献揭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第一页。

《庶民的胜利》一文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20世纪革命的先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广州，杨匏安从日本回国后，于1919年19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社会主义：－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称《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圣典”。该报接连19次刊登他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份作了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又一篇比较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杨匏安和李大钊一样，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先驱之一。

李璜是四川成都人，早年就读于成都洋务局英法文官学堂，由川至沪，入上海震旦学院，为少年中国学会骨干成员。他说，1918年11月的一次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联餐席上，李大钊称道俄国共产革命，认为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有意义得多，俄共主张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因而中国革命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李大钊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一种说法是，李大钊在留学期间受到京都帝国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这种说法不确切。李大钊从1914年初到1916年初在早稻田大学，而河上肇在1913年冬至1915年春在欧洲留学，回国后也不在早稻田任教。那时河上肇没有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按他自己的话说，在1918年的著述中“连一点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子也看不到”。既然如此，很难说李大钊因河上肇的影响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了。李大钊早先是改良主义者，受十月革命影响，而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期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公开承认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力，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都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指出三部分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如一条金线，把三                                                                                                                                                                                                          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此文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从此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河北昌黎县有座五峰山，半山腰平台有座昌黎祠，是明初为纪念唐朝文学家韩愈所建。同治年间，韩愈后裔韩晓山修葺殿堂，西耳房接待游人留居，窗明几净，古朴典雅。李大钊多次光临此地。1919年7月，他在昌黎祠避暑，在那儿写就《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部分，当年11月刊登在《新青年》第6卷第6期上。

那时，中国兴起“主义热”，张口主义，闭口主义，最让胡适看不顺眼的是安福系首领、众议院议长王揖唐这类货色也在大谈社会主义。胡适忧于这种现象，在1919年7月的《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他后来承认，发表这篇文章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

胡适文章发表后，蓝公武发表《问题与主义》，认为“问题”和“主义”不能截然区别，不过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问题有一贯的中心，是问题之中有主义；主义常待研究解决，是主义之中有问题。”又说“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间虽有联属的关系，却不是必然不可分离的”，“方法与主义，不过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蓝公武是江苏吴江人，曾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北京《国民公报》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为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针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抨击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指出对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他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进行阶级斗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进步青年支持李大钊的观点，赞同胡适或有类似观点的人也不少。在论争中，李大钊和各地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们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需要，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后北京政府以传布“马尔格时主义”的罪名封禁《每周评论》，“问题与主义”之争随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