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所著《陌生的老路》连载六十一

2022年 9月1 日  第  377  —381页

第二，“走出去”的企业不应承担政治任务。

说起这事，就想起了坦赞铁路。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迫切需要经济独立来支持政治独立。赞比亚是内陆国家，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受限，需要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命脉。坦赞政府曾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被婉拒；坦桑尼亚请求苏联政府帮助修建铁路，再度遭拒绝。当时中国首要目标是获得亚非国家的政治支持，打破外交孤立。那时的对外经委主任方毅向周恩来谏言，援建坦赞铁路“恐怕国力吃不住”，周恩来说，政治考量是要走出孤立，获得同情，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勘测、考察、设计并帮助坦、赞两国政府组织施工。坦赞铁路跨越东非大裂谷带，沿途修建320座桥梁，22条隧道、93个车站，是新中国早期对外援助的典范和缩影，是中国外交中的一笔无形资产。但时过境迁之后，如今的坦赞铁路面临着冗员负担沉重、资金不足和管理不力等经营困难，又给中国的援外工程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课题。

坦赞铁路曾是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之一。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罗伯特·劳伦斯与弗雷德里克·图希认为，建设坦赞铁路的本意是为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富铜地区提供出口走廊，同时为沿线数百个农垦点带来生机。但实际上，由于中国不负责铁路运营，铁路建成后就落入贫穷和腐败的非洲政府手中，完工仅三年，每天通过车次从17列减少到了2列。“在建设期间，中国派出约13000名工程师和技术顾问，但他们是来修建铁路的，而不负责提高当地人的技术能力。”中国人离开后，坦赞两国没有足够的专业人士去维修铁路，当地政府也没有沿铁轨兴建基础设施，来联通各农垦点，最终导致经济效益打折。

劳伦斯和图希借此提醒中国官员：基础设施不是一次性投资，也不是孤立项目，为了“一带一路”成功，中国必须对资助的项目做出持续性承诺，确保受捐助国参与到合作当中，使双方共赢。两位研究者还指出，在其它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中国官方需要对国际投资的政治副作用有所准备。他们指出，即使是一个身在国外的经济机构也有可能将政权拖入政治或军事泥淖。“如果建立一个经济机构以支持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它很可能快速扩大自己的利益，并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

劳伦斯和图希举例，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严格按经济规则建立的。不过一旦发现可以通过操纵政治局势来获取更大利润，东印度公司便开始用军事手段征服印度，并在鸦片战争中让英国政府对中国宣战。两人还举了联合果品公司说服美国政府支持危地马拉政变的例子，说明当私营企业在一国拥有大量经济利益时，可以绑架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实际情况中，一旦投入大量资金，当面对投资所在国可能威胁项目存亡和偿付能力的国内政治冲突时，投资国很难继续保持中立超然的态度。”

过去，中国“走出去”的模式，基本上围绕推销大宗商品设计，后来，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较愿意接受投资，但一些国家政局不稳，不同党派的理念差别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政策，将给在外国投资带来巨大风险。“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任何创新都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乘数式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文化及市场等风险之外，要重视政治风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门户开放与抄底的机遇，中国企业要把握这样的机遇。但在把握这样机遇时，又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犯冒进翻车的风险。经济变动和政权变更两个因素正在加大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战乱风险，领导权变更，发展中国家的选举争议不断，选举常常成为撕裂社会的工具。

中国国企在海外投资是应该尽量少承载外交甚至政治任务。作为企业，经济目的才是首要。带有政治目的或国家战略意图的投资可通过政府行为完成，通过国家主权基金投资方式或通过国家贷款方式。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世界银行及日本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通过贷款对中国投资，贷款利率很低，关键在于贷款的附加条件，其中往往会包括一条，贷款所用的项目中有百分之多少的原料或产品必须购自日本企业。中国可以学学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

西洋集团是辽宁的招牌大企业，创始人周福仁进入中国500大富豪排行榜。2007年，西洋集团在朝鲜黄海南道翁津郡翁津铁矿投资2.4亿元人民币兴建铁矿石选矿厂，2011年4月投产，产出铁含量达67%的3万多吨铁精粉后，朝方突然提出朝中两国工人实现同工同酬；缴纳土地租赁费、工业用水使用费和资源税；禁止排放污水、废水等16条新要求。遭到西洋集团拒绝后，朝方单方面撕毁合同，西洋集团血本无归。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和朝鲜合营委员会的斡旋下与对方谈判，未达成协议，留在当地的10名员工被武装警察强行遣返回国。

西洋集团表示，除了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和工厂的2.4亿元人民币之外，还被朝鲜合作方岭峰联合公司负责人李成奎以成立合营公司的手续费、招待费、出差经费等名义额外骗走80万美元。其中包括“美国产悍马越野车购买费8万美元”。李成奎率朝鲜代表团访华时经常喝的醉醺醺的，晚上找小姐按摩，有时中国人没有给找小姐，他们就自己喊。除了朝鲜代表团的房费、饮费、交通费、烟酒费外，还有按摩费、小姐费及购买手提电脑、手机等回国礼品费用，全部由中方承担。西洋集团在文章最后指出：在朝鲜投资简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对这件事，我感到蹊跷。中国铁矿多的简直“淤”了。前几年，我们去内蒙转悠，碰到不少铁矿。我们通常下车与私营老板聊聊，那些铁矿的品位都不错。有个李老板到附近村里买了只大公鸡，现杀现做。席间正聊的爽，他央求上了，能否到北京找个大款把他的矿买下。我感到怪，你经营的好好的，到宣化钢铁厂不远，运输方便，怎么要卖呢？他说，没办法，这一带铁矿太多，都运到宣钢，宣钢消化不了那么多。

联系到西洋集团在朝鲜的遭遇，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中国有的是铁矿，西洋集团之所以在朝鲜上选矿厂，是执行援助朝鲜的政治任务。正是由于戴着政治帽子，朝方才会提出中朝员工同工同酬，中方才会对朝方人员在华作为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为朝方支付嫖娼费。政治帽子让我们的同志忍气吞声，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遑论什么经济效益。

北朝鲜那个国家是个例，可不予考虑。科学决策是把握投资机会、回避投资风险的重要条件。在以技术支撑、谈判支撑和融资支撑体系为内容的敏捷决策体系帮助下，坚持按照项目筛选、实地考察、专家论证、技术经济评价、尽职调查等决策流程进行集体决策。

2013年，中国黄金在尽职调查和价值评价后，主动终止收购巴里克非洲公司股权，显示出较强风险意识。针对非洲复杂的投资环境，安徽外经建公司采取多种措施降低风险，包括注重培训、严格选拔，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坚持在矿业投资市场、投资领域、投资主体等方面实行多元化经营，在运作机制上实行以自投资为主体，合作开发、股权转让、上市资本运作等多元并举的发展模式，加强对东道国政策及矿业特点的认识和把握。2011年，五矿资源公司面对过高的竞标价格，放弃对Equinox的收购，而后者在Lumwana铜矿的开发导致了高额的运营成本和持续的资本支出，造成高价购得者巴里克黄金受其拖累导致巨额减值，显示了五矿的较好的风险意识，及较严谨的调研工作。

数年的矿业繁荣使得企业普遍忽视了风险控制，想当然地将在国内开发的信心应用在境外矿业投资领域。事实上，据相关机构研究境外矿业投资成功率不足30%；即使成功并购，并购后的整合和运营难度更甚。一些企业根据国际上“风险排名”判断矿业投资风险，殊不知每项排名针对的只是某一方面，并不代表矿业投资的风险，发达国家的新兴矿业开发区普遍位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虽然其法律环境稳定，但其矿业开发面临着基础设施差、劳动力成本高、原住民难以协商等难题，存在较高的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普遍不顺利。

在海外投资一定要搞明白当地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则，重要的是切实遵守。不少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会被调查、被罚款甚至遭到同业排挤，是因为自身的确存在问题，游走在法律边缘。有些企业习惯在国内经营“打擦边球”的做法，到海外也同样行事，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

企业“出海”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问题不仅中国企业会遇到，西方国家的跨国企业也会遇到。各国的文化背景、管理背景不同，中国企业“走出去”，必然面临着如何适应当地的法律环境、劳资环境、工会等问题。首钢曾经在秘鲁投资铁矿，一度陷入经营困境，就是因为与当地人的文化多有冲突。企业在外遭遇的竞争有时并不是来自国外企业，而是来自我们自己企业的相互恶性竞争。这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很希望有一个协调机制。过去政府也协调过很多，但是收效并不大。目前看来，这依旧是个棘手问题，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障碍。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存在不规矩甚至违规操作现象，容易被抓住把柄。企业选择投资项目，首要看市场潜力与预期收益，接着要考虑各种存在的及潜在的风险。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往往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精神”。就中远投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项目而言，当时希腊政府出售该港股权主要也是出于“以出售国有资产来换取国际援助”的被逼无奈。其次，希腊民众对于政府将国有资产出售给海外企业进行过抗议活动。可以说，这样的投资环境绝对称不上优良。不是说这样的环境就不能投资，但是对于中远这样跨国投资经验匮乏的企业而言，胆子是否大了些？

第三，充分调查研究，规避风险。

风险规避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第一要务。如何规避风险也是企业决不可缺少的学习课程。任何投资行为，投资者永远要记住的一点是，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企业投资不要只盯着收益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做全面的认知，切忌盲目投资。

海外投资项目背后总藏着“翻脸”的新政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剧烈变化已是“新常态”，出击海外，抄底也好，扩张也罢，海外这本经到底该怎么念？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遭遇“变卦”的例子比比皆是。2014年12月，法国政府宣布出售价值3.08亿欧元（约3.81亿美元）图卢兹机场49.9%股份给一支中国财团。中国财团由山东高速集团和香港富泰资产管理组成。法国官方称，图卢兹机场没有被私有化，法国政府拥有10.01%的股份，其与地方政府仍是该机杨的大股东。虽然法国当地存在反对意见，但法国政府认为中国财团的投资方案最适宜，顾及到了机场人员留用和人员就业等社会问题。图卢兹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为一千多万至小两千万人。这事在法国国内引起巨大争议。中兴、华为公司在欧美的投资频频遭遇各种难题和阻碍。即使是联想集团收购IBM这样成功的投资案例，一路走来，也可以说铸就了一部辛酸史。

缅甸密松距中国云南腾冲200多公里，2010年4月，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缅甸第一电力部水电计划司、泰国产电机构国际有限公司、缅甸IGOEC公司在缅甸首都签署哈吉水电站协议备忘录（MOA）。哈吉水电站将以BOT(建设—经营—移交)方式开发，总投资24亿美元，由中方控股。电站装机容量136万千瓦，8台轴流转浆式机组。项目的成功签署标志着中缅泰三国合作取得新进展。

按设想，对缅甸人来说，不用支付建造水电站的美元，工程完成后，缅甸在头50年将得到总发电量的10%及总收益的25%，缅甸政府将收取收取所得税和出口税。50年后，缅甸政府完全收回项目。头50年，缅甸预计获得170亿美元的总收入。大坝修好后将增加伊洛瓦底江的通航能力，洪水发生频率从一年一遇降低到20年一遇。水电能减少当地烧煤引起的污染，建设和保养过程中解决部分就业问题。但谁也想不到，2011年9月30日，大坝工程居然被缅甸总统吴登盛叫停。两国间的高铁计划也因类似原因无疾而终。缅甸人为什么那么不领情呢？

2009年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组织中缅80位专家出了一本厚达945页的环评报告书，却并没有将环评公布，后来在某些消息灵通人士手上泄漏出来。根据这份环评，大坝甚至都不该修。科学家们的建议是，在江的上游建两座小坝。报告还指出，现在大坝的选址距离缅甸的某处断裂带不到100公里，暗示一旦地震，可能会酿成严重后果。报告还指出，大坝可能会对生物造成不利影响，损害人体健康，破坏生物多样性，及可能对江水造成严重的污染。等等。如果这份环评报告没有问题，那仅就此而言，缅甸人决定停止项目的理由也足够了。事实上，缅甸总统在陈述暂停修建密松大坝的理由时，列举的基本就是这些。

密松大坝所在地位于缅甸北部与中国云南接壤的克钦地区，当地民族一直在谋求从缅甸独立出来，“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的冲突不断。不过，从海外克钦人制作的反大坝宣传手册来看，克钦人只想保护族人的原生态环境，而不是有意反华。“克钦国家委员会”致信中国国家主席，陈述大坝将会毁掉他们的家园、文化、寺庙、粮食产地以及整个独特的生态环境，希望中国停止修坝。

大坝暂停，对中国的能源规划有影响，毕竟只是“停摆”，项目并没有取消。中缅两国签订的其他水电站协议暂时没受到影响。不过，这件事令人反思。以往，中国人把目光集中在对方政府，为了揽工程，免不了寻租行为。而对该国议会反对派、普通民众等，往往对不上眼，即便跟缅甸这种关系长期不错的国家打交道，也存在这种问题。一旦遇上该国政权更迭，或者拿民意、分权等概念制约，很容易傻眼，得不偿失。正如国际问题专家说的那样：缅甸能从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中获得巨大好处，但一旦中国的项目没有透明度，忽视当地族群利益，注定会遭到民众反弹。说到底，这是价值观问题。中国与各国打交道，长期只言互惠互利，却不愿交流价值观，难免会让他国民众有不信任感。

吴董所著《陌生的老路》连载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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