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所著《陌生的老路》连载(十九 )

2021年4 月 23 日       第 67  — 72 页

 第三章   两个有些年头的理论问题

中国的产能过剩不可怕，只是让人心疼，比起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予以适当化解，而不会采取那种“倒牛奶”的办法。实际上，中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很大空间。如果不顾及国内的实际需求，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空洞化。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都不是新鲜理论，而是有一定年头了。

1、挤进效应与对外投资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迈克尔•帕金在《经济学》一书提出挤进效应这个概念，是指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诱导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增加，带动产出总量或就业总量增加的效应。

比如说，政府对公共事业增加投资，会改善投资环境，引起私人投资成本下降，产生外在经济效应，可能诱导私人投资增加，导致产出增加；再比如说，政府用财政资金为居民建立养老和医疗保障，可形成人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打消谨慎消费的念头，引起储蓄减少、消费和投资增加等一系列扩张性经济行为。

如果说挤进效应是由于政府的支出行为导致的，那么，挤出效应则是政府支出行为形成对私人的负外部性造成，这种负外部性通过利率变量传导。私人投资对利率很敏感，在利率提高的情况下，私人投资的机会成本将增加，导致投资积极性降低，投资量会减少。

和人们通常的设想相反，财政政策的经济效益并不是通过利率来实现的。政府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般只是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才会采用，那时的利率水平很低，私人投资对利率的反应不敏感，觉得就那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企业投资量的主要因素已经不仅仅是利率水平的高或低，更多的是来自总需求方面的因素，或者说，由于总需求不旺，形成了企业部门的产品积压，进而产生私人部门的悲观性预期。在这种时候，政府如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加总需求，虽然有可能伴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产生潜在挤出效应的可能，但是，随着需求的增大，企业外部的隐成本下降了，外在经济会使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利润空间。这样，即使在利率提高或者说企业筹资成本提高时，企业也会增加自主性投资的，这是形成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的原因。

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支出与民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谐与共生共荣的关系，而挤出效应则表现了政府支出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一定程度上的排斥。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的实际净效应应取决于这两种相反方向的效应的对比。如果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大于挤进效应，则说明现行的财政政策必须要加以适当调整，如果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则表明当前的财政政策可以继续延续。

FDI的技术挤出效应，指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替代国内投资，制造非公平竞争，抑制当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阻碍技术扩散以及窃取国内企业先进技术情报等事件因素引起的负面效应。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以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扩张，凭借强大的市场力量，可能会使得越来越多的本地企业被挤出市场。

西方专家对委内瑞拉的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在短期内通过迫使本地企业减小生产规模来降低本地企业的生产效率，发生市场窃取效应。随着本地企业逐渐退出该市场，形成了外资企业处于垄断地位的市场结构，而这种结构会极大地阻碍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最终会伤害到本地消费者的利益。极端的情形是外资企业获得垄断地位后，利用不完善的市场竞争条件，获取超额利润，并将利润输回母国。

从现实情况来看，FDI对内资企业挤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大致有三种：一是在一些已有较多国内投资的行业，FDI凭借其品牌、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打入市场，并在竞争中逐步将内资企业挤出市场，二是在一些内资企业投资不足的行业，FDI大举进入，迅速占领市场，并凭借其先发的市场优势地位阻碍了其他国内投资的进入。此外，还有一种经验性的可能，即外资企业向先进的内资企业学习技术，享受内资的技术溢出，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相对挤出效应。

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即FDI）的流量为每年为500至600亿美元。到90年代初期达到2000亿美元,，1999年则增加至8000亿美元，2000年总流量飙升到1.4万亿美元。外资流量的增长率超过任何其他世界经济主要综合指数。

从2002年始，中国利用外资规模持续超过500亿美元，成为GDP持续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从目前情形看，中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仍有潜力。首先，影响中国吸引外资的基本因素没有恶化，动态竞争优势日益增强，尤其是高技术劳动力的质量、成本优势及日益增长的市场潜力。其次，中国逐步放宽跨国公司可投资领域，服务业成为外国直接投资最重要领域；再次，随着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加剧及国家关于并购法律和相关政策出台，跨国并购逐渐成为推动中国利用外资的新增长点。虽然中国已成为利用外资大国，但数量并不能体现质量。关键问题是，跨国公司挤进了国内投资，比如激发了国内还未出现的上游或下游投资，抑或产生了相反效应。

在研究外国投资影响的理论中，挤入或挤出效应是指一种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增加时，对其他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影响。例如，国外直接投资的挤入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影响。

举例说，1995年至2010年间，日本对东盟十国的直接投资对东盟内部投资形成明显挤出效应。日本向东盟投资集中在优势产业，而向东盟投资的国家近年不断增加，东盟内部经济存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资的进入对东盟内部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对中国引资和国内投资政策调整有一定启示。

事到如今，中国经济生了两个病，一是投资经营环境恶化，这个病与金融危机无关，是中国制造业难以为继的危机；另一个病是产能过剩，金融危机引发出口下跌，产能过剩的病爆发。汇率上升，成本失控，劳动合同法推出，出口退税调低，宏观调控误判，税费隐性提高，六大冲击令中国制造业投资环境恶化。

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召开，在“拉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的论坛上，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表示，刺激消费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奇怪，老百姓有了钱，他怎么储蓄，怎么投资是他自己的事儿，政府怎么去刺激他？不应该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不应该定一个目标，7%，8%，达不到了就刺激大家，似乎大家吃饭穿衣都是为了一个数字，把手段当做目标，而把目标当做手段。

从消费、投资、出口角度分析经济增长，是计划经济思路，或者是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思路。从中央集权角度、政府集权角度看应刺激什么促进增长，和经济最初理论不一样，为什么要生产？为了消费，为什么要投资？为了未来消费，就是今天消费减缓，投资创造新技术、新生产力，未来有更多消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任何投资不能增长未来消费，也就是不能提高生产率的话，就毫无意义，而如果能够增加生产率，就应该投资，为什么要投资？正因为我们不是考虑今天，而是考虑未来，投资一定是对未来关心，和未来的追求相关。

现在所有经济学分析模式，都说今年GDP要达到多少，投资上不去了，上消费，消费上不去了上出口，这样才引起要刺激消费。刺激消费概念本身就很奇怪，老百姓有了钱，他怎么储蓄，怎么投资是他的事儿，政府怎么去刺激他？你一定要尊重消费本身的主权，他是他最终的决定。与此相关，说存钱是坏事儿，消费是好事儿，本身就荒唐，如果不改变这种凯恩斯主义或计划经济时思考经济问题的出路，没有出路。如果政策不是刺激这个就是刺激那个，永远不会有好政策。

中国经济素来以建设拉动GDP，从而带来消费扭曲。与欧美各国的GDP中消费占70%或80%相比，中国人的消费仅占GDP的35%，钢筋水泥却占了GDP的57%。中国的家庭储蓄才25万亿，除以13亿人口，人均储蓄量不到2万，扣掉1%或25%的有钱人那些高的惊人的存款，人均储蓄可能只有几千块，而社会保障不足也令大家不敢消费。

进入股市的资金有三笔，第一笔是制造业资金，第二笔是信贷资金，第三笔是避险资金。由于制造业投资环境恶化，制造业资金像2006年那次一样，再次进入股市和楼市，而是进入股市。资金涌入股市后，造成股市回暖的表象。大量信贷资金进入股市，而信贷资金和央行的紧缩政策密切相关，只要央行稍有紧缩的态度，立刻会造成股价的下跌。

关于产能过剩的形成。从经济发展规律讲，由于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化及需求变化，产能的利用率状况肯定是不断变化的。有些产能在投资时是很有用的，但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在技术上过时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过剩的了，需要消化。最近二三十年，技术和社会的演变非常之快，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剩产能的出现并不奇怪。但是，有些过剩产能是由于我们政策、体制上的原因和对市场规律把握得不好造成的。

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中，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以下列方式使私人投资出现抵消性的减少：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商品市场上购买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加剧，物价会上涨，在货币名义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实际货币供应量会因价格上涨而减少，进而使可用于投机目的货币量减少。结果债券价格下跌，利率上升，进而导致私人投资减少。投资减少，人们的消费随之减少。这就是说，政府“挤占”了私人投资和消费。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投资的利率弹性，投资的利率弹性大则挤出效应大。

在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为其支出筹资的情况下，增税减少了私人收入，使私人消费与投资减少，引起挤出效应。挤出效应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大，税收引起的私人消费减少。实现了充分就业情况下，政府支出增加引起价格水平上升，价格水平的上升也会减少私人消费与投资，引起挤出效应。政府支出增加对私人预期产生不利的影响，即私人对未来投资的收益率报悲观态度，从而减少投资。

吴董所著《陌生的老路》连载(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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