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六十九)：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27节

2020年6  月  29  日    第297  —302页

27.《易经》：筮数的来历及其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人才杂志社工作，那时采访过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位工程师，此人姓张名延生，对《易经》有独到理解，掐算方法主要是梅花易数，与气功结合，结果常令人傻眼。事后，刘小川写了篇关于张延生的通讯，名为《现代巫师》，在人才杂志上发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鼓吹研易者的文章。

不消说，这篇文章引起了较大反响。但是，在中央级刊物上发表这种文章，肯定担有一定风险。那时，人才杂志社的上级单位是工人日报社，报社主要领导人问我：“你怎么同意编发这样的稿子？”我反问了一句：“编发这种稿子有什么不妥吗？”他说不出啥来，没辙了，咂吧咂吧嘴。在报社主要领导人“啧啧有声”后，事情就算过去了。

打那之后，我也拿起《易经》，琢磨过一阵儿，而后陆续写了几本有关《易经》的书，包括《易侠》《易儒》《预言大师》《实用易经预测方法》等，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分别在华夏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尽管我是浅尝辄止，反响还算马马虎虎。

不管怎么说，我不是干这个的，更不会算卦，只是说说对《易经》的感悟，写完这批书后，我就把《易经》放下了。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说我“不玩儿”《易经》了”。看到这种说法，我心里怪怪的，说不出是个啥滋味儿。《易经》的主要功能不是算卦，而是一种宇宙观，只要笃信这种宇宙观，就不存在玩儿不玩儿的问题。

至此，想起不久前张延生对我说的一个试验设想。那时张老师已年过七旬，不似当年那条彪形大汉了，谈事时，带着一种回味心态，显得淡漠。他的嘴角挂着浅浅的笑纹，说：“前几年我设计了一个试验，只是没工夫，也没精力完成。这个试验是通过断卦，排出某个时间段，在某路口出现的汽车的颜色。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告诉你试验路数，你不妨组织几部摄像机，扛到现场验证一下。在哪个时刻，哪个路段通过的汽车，是蓝色车身、白色车身、黑色车身，还是什么颜色的车身，保准与卦象上显示的一模一样。真的，由于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性强，表现出来也就简单，起码比我们想的要简单得多。”

这个试验我没有做，同样没工夫，没精力。但是我知道，设计这个试验，熔铸了张延生多年的心血，清澈而简明。我以为，他设计这个试验的目的是要表明，普遍规律对世间万物运行的制约比研易者设想的要严谨。正是由于这种严谨，才会有严格制约，严格制约之下的运行过程才会简单。也正是由于这种简单，运行结果才是可以预测的。

考察仰韶文化时，勾起我的一些想法，企图探讨《易经》与仰韶文化间的关系，二者都是数千年前的，贴得较近。但是，很快就发现很难在二者间建立联系，仰韶文化是文字产生前的，而《易经》是文字作品。即便如此，我也打算试探着扯扯二者的联系。不管怎么说，《易经》产生于仰韶文化之后，不可能不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

仰韶文化没有留下文字，后人当然不可能揣摩出仰韶时代的人们用以想事的方法。即便如此，后人仍然可以猜测仰韶人的普遍精神状态，那就是蒙昧，也只能是蒙昧。但不管仰韶人蒙昧到何种程度，也可以感受到一种东西，那就是他们在“天”的操纵下生活。

那么，“天”是什么？直观地说，是人们抬头仰望面对着的无边无垠的蔚蓝色苍穹。而在仰韶时代，可以认定，“天”是个代名词，代表能掌控万物循环运行的能量，或者说，就是老子后来概括的那个“道”，“道”这个字眼也可以叫做上帝。上帝这个词有些拟人化，如果不拟人化的话，“道”就意味着天地万物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

从这儿，谈谈仰韶人对《易经》的产生可能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以为，仰韶人在彩陶上勾勾画画，仿佛在力图表明一种宇宙观。或者说，仰韶人也不知道这个宇宙观应该如何表述，只是用勾勾画画表明对这种宇宙观的崇敬，以及模模糊糊的揣测。

有必要强调，功利需要是史前人类的基本需要，无论如何，活得好点儿，日子过得太平点儿，都是第一位的。史前人类的全部活动，统统具有不同程度的实用目的，别的事情都要为之让路。由此说开去，在仰韶时代，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生存需要而展开。今人把仰韶彩陶纹饰称为“艺术作品”，而在仰韶时代，人们并不知道艺术为何物，在彩陶上绘制的那些东西，只是在寄托功利愿望。

在陶器上作画，是仰韶人力图与“天”建立某种交流方式，以取悦于“天”。后来初民就不满足仅仅取悦“天”了，而是萌生了一个伟大的认识，那就是既然人与万物是在“天”的统驭下生活的，那就前瞻在“天”的统驭下，下一步有可能发生什么事，这么做就是预测。

多年来，西方国家评论中国问题时，趋于一致的说法是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观念。其实，西方评论家对于中国的批评过于浅薄，缺乏对中国人文的深层理解。不妨想想，宗教源于什么？源于对“天”的畏惧。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之所以不是那么强，在于从仰韶时代起，初民就不仅仅取悦“天”，而且深入琢磨“天”对世间的种种规定。崇信“天”对人世的各个方面有所规定，是初民的主要思维特征。当初民对于“天”对世间万物的规定逐步弄明白后，对于“天”的神秘感也就不那么强烈了。随即，宗教观念也就不那么强烈了。这是一个必然过程。

“天”规定了仰韶人在有序环境中生存，这个环境的基本特色就是循环，包括春夏秋冬有序的循环，花草树木有序的萌生、萌芽、生长和衰老。故此，直至今日，也可以肯定地说，在仰韶时代存在着一种正确信仰，那就是探索到唯一神明的存在，以及其理性所及，把对“天”的崇敬提高到相当高的位置，澄澈如寒潭。

我坚信，这个普遍规律不仅存在，而且无时无刻地制约着人以及天地万物的活动。中国初民对普遍规律的琢磨被总结出来，到文字产生后，用文字这东西打了一个包，就是一本名为《易经》的书。《易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就是力图告诉人们如何遵循这一普遍规律的书，而且总结出行之有效的公式，用公式告诉每个人，在什么时候，某个人会处于什么状态。运用公式的过程就是算卦。那么，什么是算卦？用个时下比较容易理解，而且挺好听的词儿，就是预测。附带说说，《易经》其实是一部推测非线性因果的书。线性没啥好说的，各方面的规定看得比较明白，对于非线性的事物才有推测的必要。

《易经》是打哪儿来的？或者说前身是什么？久远的仰韶时代的积累已然不可能说清了，至今找到最远的起点是河洛文化。从地域看，河洛文化起源于豫西，而仰韶文化的发现地也在豫西，但河洛文化与仰韶文化不是同一时代的，只是在地域上是邻居。

河洛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源头。《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伏羲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后来周文王依据伏羲八卦研究成文王八卦和六十四卦，并分别写了卦辞，这便是《易经》的来源。到宋代，朱熹在易学著作《易经本义》中，第一次把河图、洛书单列出来，并将图置于卷首。后世学者认为朱熹之河图、洛书源出于宋代道士陈抟，朱熹不过是演绎陈抟之说而成。

在中国，“相传”两字有时管事，可以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找依托。一则“相传”是：远古时，洛阳孟津县境内黄河支流出现一头马身龙鳞的兽，背上斑点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后一六，如龙似马，叫“龙马”。伏羲氏乘桴去孟津观看，从龙马背上的斑点受到启发，发明八卦。后人在雷河村旁建龙马负图寺，附近留有马庄（桩）、八卦台等遗迹。孔颖达是冀州衡水人，被称为“盛世鸿儒”。他引用《尚书•握河纪》说：“龙而形象马，故云马图，是龙马负图而出。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不消说，这种说法显然简单了。八卦不可能是某位贤者琢磨的结果，而只能是集体创作，某个班子不过是把众人的观察和揣摩总结出了公式。

既然要预测，就要有公式。为了总结出公式，初民就开始模拟“天”了。怎么模拟？就要先看看“天”是怎么回事。初民对“天”的第一个揣测是，“天”是讲究平衡的。看看天与地之间，这里涝了，那里旱了；这里冷了，那里热了；这里刮风了，那里下雨了；这种动物吃肉，那种动物吃草和树叶儿；这一家子病病歪歪的，而那一家子活得好好的……都是此消彼长，也就是说，天地万物处于平衡状态。或者说，尽管此间与彼间不同，而最后四面八方是平衡的。

根据天地万物的平衡，初民总结的第一个产物是河图洛书。所谓洛书，是从1到9，分别排列在9个位置，口诀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正龟背之象也。”5作为9个自然数序列的中间，偶数2、4、6、8为阴，为地之道，处于四隅方位（也称四维，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方位）；奇数1、3、7、9为阳，为天之道，处于四正方位（正东、正西、正南、正北）。

4　9　2

3　5　7

8　1　6

洛书是怎么总结出来的？不得而知。初民或者是用小石子，或者是用树枝子堆出来，反正不管横的、竖的、斜的，怎么数和都是15。

洛书图案采用黑白点的数量排列，在此基础上，后演化出九宫八门图，简称九宫图。九宫图排列分布遵循严格数学算法和数字序列规律，看起来简单9个数字，隐藏秩序却变化无穷。其中4组等差数列：（4、5、6）、（3、5、7）、（2、5、8）、（1、5、9），均以5为中心逆时针旋转，各组数列的公差分别为1、2、3、4，形成自然序列。如果将四隅的偶数整体顺时针旋转进入四正位置，奇数与偶数之差等于5。这些规律一般中小学生都可以发现，并不足为奇。九宫图更为神奇的是：除了横行、竖行和对角线各数字之和等于15以外，无论哪行列或者对角线的数字做正向和逆向循环组合形成三组数字相加都相等。以第一行的（4、9、2）、第二行的（3、5、7）和第三行的（8、1、6）加以举例说明。

把三个数两两循环组合，形成三个两位数相加时，数值和依然相等。

正向循环49+92+24=35+57+73=81+16+68=165

逆向循环29+94+42=75+53+37=61+18+86=165

当把这三个数三三循环组合，形成三个三位数相加时，数值和依然相等。具体操作如下：

正向循环：492+924+249=357+573+735=816+168+681=1665

逆向循环：294+942+429=753+537+375=618+186+861=1665

把三个数四四循环组合，形成三个四位数相加，数值和依然相等。

正向循环：2924+9249+2492=3573+5735+7357=8168+1681+6816=16665

逆向循环：2942+9429+4294=7537+5375+3753=6186+1861+8618=16665

继续循环组合下去，形成五位、六位、百位、千位数……上述求和相等的规律依然成立。令人惊奇的是，除了每组循环相加得到的数值之和全部相等以外，都是5的整数倍，而且将其除以15分别等于1、11、111、1111……，数值1的位数恰好等于循环组合数字的位数。

在今人看来，以上所说的那些不过是数字游戏，而在古人那里，这个数字游戏发凡出来一堆概念，概括地说：河图洛书中的白点代表天数，黑点代表地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这是说，天数是5个，地数也是5个。天数为1、3、5、7、9，和为25。地数2、4、6、8、10，和为30。天数之和25，加上地数之和30，就是“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初民很实际，也够有本事的，认为所有数字都离不开环境，河图中的数字代表时令和方位，将数字与阴阳天地结合起来，奇数代表天，为阳。偶数代表地，为阴。所谓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河图中，天一地六位于北方，象征冬天，五行为水。天七地二位于南方，象征夏天，五行为火。天三地八位于东方，象征春天，五行为木。天九地四位于西方，象征秋天，五行为金。天五地十位于中央，象征“土王四季”。

连载(六十九)：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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