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六十八)：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26节

26.黄帝铸鼎原，那儿居然有座蚩尤山

河南与陕西挨着。河南的西头有个陕县，按照陕县群众的说法，陕西的意思就是在陕县的西边。陕西与河南间或有些疙疙瘩瘩，陕西人称河南人“河南蛋”。这称呼是怎么来的？一种说法是，当年河南花园口决堤，黄河水倒灌，河南人挑着担子逃生，进入陕西后，陕西人看见说河南口音逃难的，就称“河南担”，不知什么时候，就叫成鸡蛋的蛋了。河南人倒没有给陕西人起外号，有的陕西人自称“老陕”。

仰韶文化的发生地点，主要在河南与陕西，陕西的代表性遗址是半坡遗址，河南的代表性遗址是庙底沟遗址。仰韶文化晚期出现了黄帝和炎帝，如果论起籍贯，黄帝是个“河南担”，而炎帝是个“老陕”。

战国以来的文献记载，河南新郑为有熊之墟。远古时，具茨山（河南新郑西南）姬水河一带住着少典部落，称有熊氏。《汉书•地理志》载：“河南郡有大隗山，盖压禹、密、新三县也。”北魏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大隗即具茨山也。部落首领名叫少典，系无怀氏所生，善于射猎，经常出入深山密林。一次少典进山打猎，坐在树下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朦胧中觉得有什么东西轻轻推手臂，睁眼一看，原来是只熊站在面前。大熊见少典醒来，卧伏在少典身边，少典骑上了熊背，进入了一个峡谷，看到一头巨兽。从峡谷里走出一群熊，巨兽扑杀两只熊。少典领悟大熊求他消灭巨兽之意，拉弓将巨兽射死。少典成了熊的救命恩人，可以任意役使熊。少典部落改名为熊部落。《史记•五帝本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上古的熊字是“上今下酉”，为帝王之意。有熊是族中有帝王之意。后来孔丘写《春秋》篡改了，《帝王世系》不传。秦朝建立后，李斯统一文字为小篆，从此便成了动物的熊字了。从秦汉以后，再没有人知道熊字的真正含义了。

黄帝本姓公孙，生长于姬水（古姬水在河南新郑），故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新郑市轩辕丘），故号轩辕氏。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土色黄，故称黄帝。《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孔颖达疏：“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司马贞索隐：“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帝然也。”黄帝即位据说是公元前2697年，即位时20岁，据此推算黄帝出生于公元前2717年，其生卒年份，在传说中为公元前2717至公元前2599年。

再看炎帝，相传其母母名为女登，一日游华阳，被神龙绕身，感应而孕，生下炎帝。传说炎帝人身牛首，头上有角。炎帝生于烈山石室，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炎帝姓姜，姜姓部落共有九代炎帝，神农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牦，牦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传位530年。炎帝的故里所在，目前尚有争议，一说是宝鸡市渭滨区的清姜河，一说是今宝鸡市岐山县的岐水。后来定都在陈地，也就是河南淮阳。

黄帝与炎帝都是华夏民族始祖。《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是最早记载炎帝、黄帝诞生地史料。后来两个部落争夺领地，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华夏族在汉朝以后称为汉人。

黄帝被称为人文始祖，这个头衔即便是后人加的，也比联合部落大酋长的分量重得多。人文形态的正规化，从黄帝这儿开头。也可以换种说法，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那些事，到黄帝这儿就打了结，浑浑噩噩的日子就此结束，华夏民族和中华大地往后就进入半国家形态了。

不知是怎么回事，对于华夏始祖炎帝与黄帝，《山海经》给予了不平等待遇。对于炎帝，《山海经》中只是寥寥几句，而且所说与炎帝本身无关。而对黄帝，《山海经》中提的却不少。

《山海经》的《大荒西经》和《海内经》中载有黄帝谱系：“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乃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显然，这个谱系具有传奇色彩，具有神谱性质，但是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基本相同，表明黄帝实有其人，否则不会在各种书中持相同说法。

《西山经》：“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

《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惟海神。”虢是䝞的误写。《大荒东经》原文为禺䝞，应为号（号虎）的一种异体字。禺号是《大荒北经》儋耳国的祖先。

《大荒东经》：“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其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文中所说的这位夔有角（梳辫子之意）。后来，夔称得上是有书可寻的最早的音乐家，活动时期在公元前2179年左右，相当于传说中黄帝和尧舜禹时代后期。《尚书》载，舜帝让夔掌管乐舞，夔敲起石磬，大家扮成百兽边歌边舞。夔编导了当时最高水平的乐舞《箫韶》。

《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赤水西，有（先）（天）民之国，食谷，使四鸟。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

《大荒北经》：“有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

《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有赤兽，马状，无首，名曰戎宣王尸。”

《海内经》：“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暤爰过，黄帝所为。有窫窳，龙首，是食人。有（青）兽，人面，名曰猩猩。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少暤生般，般是始为弓矢。”骆明是什么？是黄帝部落联盟迁徙离开豫中时，分离出来并继续在豫中地区生活的子辈部落联盟组织名称。

黄帝历来被打入三皇五帝的包里的，相比之下，炎帝则没有这么高的待遇。那么，三皇五帝的说法打哪儿来的？来自《周礼》。《周礼》是通过官制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面世之初被藏入秘府。直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文献才发现，并加以著录。书中有句话，为“掌三皇五帝之书”。这句简简单单的话是“三皇五帝”提法的出处。从中不难看出，三皇五帝的说法不仅出台很晚，而且是个庞杂概念，通常是指夏朝以前的传说中的帝王，但其中有的是神话人物，有的则是部落联盟首领，或者说是数个部落联合后公推的第一把手。

三皇是谁，五帝又是谁，存在多种说法。所有说法中，黄帝有很大机动性，来回蹦，有时列位三皇，有时列位五帝。无论史书记载还是神话传说，都认为三皇的年代早于五帝。大致三皇时代在5000年至7000年前，五帝时代距夏朝不远，在4000多年前，顶多5000年。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史书，是上古档和部分追述上古事迹著作汇编。据传原百篇，秦焚书后，西汉初存28篇。《尚书》这么老的书，对三皇五帝仅仅打了个擦边球，第一篇是《尧典》，而尧是黄帝后的人物。偌大个中国，没有尧以前的记载，后人说“《尚书》独载尧以来。”据说尧是上古贤明君主，姓伊、起初封于陶，后迁徙到唐，也就是今天山西临汾一带，所以称陶唐氏。当然，这类说法仅是传说。

说到史前事，《尚书》仅从尧起步，就像个半拉子工程，让读者不过瘾。读者听着靠谱的说法，出自于司马迁编撰的《史记》。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官太史令，陕西阳夏人。太史令的工作是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有条件看国家档案。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结果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司马迁是做学问的，没心眼儿，也不考虑到汉武帝问这话的真实意图，于是说了几句公道话，大意是：李陵之所以投降，是寡不敌众，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开脱，贬责自己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关进大牢，还处以腐刑。三年后司马迁被赦出狱，大约在征和二年完成《史记》的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姥爷的巨著公诸于世。

神话不是历史真实，是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解释诸多现象，借助想象把自然拟人化。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神话。神话对民族的凝聚力，对世界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助推作用。

司马迁毕竟是两千年之前的人，并不是具有现代知识的史学家。他相信契的母亲简狄见玄鸟堕其卵，取而吞之，因孕生契，周后稷之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悦践之，居期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牛马不践，弃之冰上，飞鸟以翼覆荐之之类的神话故事。他将这种神话写入《史记》，无可厚非，不要苛求古人。

《史记》中掺杂了少量神话故事，客观上有积极意义。一方面，使后人了解古人的思想方法、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为后人保留下来一批文化财富。至于历史传说，那是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对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口授的形式，世代相传的史料。在这些史料中，有真实的，也有失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为了给这些传说史料更大的可靠性，司马迁有几次实地采访，浮沅湘、窥九嶷，调查了舜南巡的传说；登庐山，上会稽，探禹穴，考察大禹治水史料。由此看来，他对传说史料相当严谨。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司马迁仍将上古传说历史写进《史记》，这么做不仅正确，而且比古希腊那位游吟诗人荷马睿智得多。不然，中国的古代史只能从公元前481年共和开始。感谢司马迁较全面记录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否则，公元前481年以前的中国，将是一片不可知的洪荒。

汉武帝时，司马迁接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作为史官，他有机会阅读到石室金匮之书和诸多先秦典藉。毫无疑问，对先秦史，他比起后人有绝对发言权。《史记》是他参考了《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和各诸侯国史料及实地采访的基础上尽毕生精力完成的，史学价值早被历代史家公认。两千多年后，没必要以今人思维方式曲意苛求。

世界上有种议论，认为中国上古时代缺少神与史诗。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之类神话故事与希腊神话相比，未免逊色。《诗经》不过是各地的民歌选集，自然赶不上人家一唱几个月的壮丽史诗。

就史籍而言，事实的确如此。但若把眼光转向民间，到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中去搜求，有可能发现，保存在民间，停留在口头上的神话与史诗十分丰富。过去不为人知，是由于正史不收，得不到承认之故，本来应该是宠儿的力作，竟然成了弃儿。

许多民族都有神话传说，有的会记入民族史书中。神话与历史有不解之缘，在《史记》中，司马迁涉及的神话很多，重要的有两类：一类是反映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原始神话，如《五帝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等有关部分；一类是反映人事与天命关系的帝王天命，如《高祖本纪》和《赵世家》中的神话材料。这两类中，前者早已引起人们注意，后者常被忽略，甚至认为没有价值。这是因为《高祖本纪》和《赵世家》中的神话由于违背经验和常理的“不雅驯”而为史学家不取，又由于与真人真事密切相关的“真实性”特征而为神话学家所摒弃，由此在历史学和神话学两个学科之间的缝隙中形成了盲区。

或许是由于盲区过于狭小，两千年来未能引起注意。事实上，后者同样值得珍惜。司马迁写《高祖本纪》和《赵世家》的目的是记录史实，其中包括大量真实历史材料。但从它所包括的神话材料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观念、整体框架看，却与帝王天命神话一脉相承。这些神话，从史学的角度看也许纯属赘痈，从神话学角度看，却有重要价值，《高祖本纪》和《赵世家》中的神话标志着帝王天命神话的终结，并开始向宗教转化。这个神话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变化。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130篇，主体是本纪和列传，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22年）的事，共讲了3000多年的历史。开篇《五帝本纪》起于三皇五帝的五帝之首即黄帝。《史记》中说黄帝定都有熊，活动区域是中原，也就是河南一带。

《尚书》从尧起笔，《史记》从黄帝起笔；与《尚书》相比，《史记》的记载长了一块。尧以后的历史，经孔子修订；尧以前的历史未经修订，有关黄帝的记载混乱。

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了让黄帝的事迹达到“雅驯”标准，司马迁下了大功夫，他说自己的采访经历，在没有像样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相当惊人：“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司马迁为了真实反映黄帝，做了大量采访工作，把采集到民间传说与历史记载相对照，看看有哪些不同的或缺损的内容，然后加工整理。

司马迁提出选编《史记》的原则是“择其言尤雅者”。这个雅字的分量很重，一是语言要雅，二是思想要雅，符合儒家道德规范。这个原则从孔子时确立，孔子选编著作的基本规范是“不语怪力乱神”，把古文记载中所有带有神话色彩的东西去掉，通过筛选，使古文记载在风格上由写意变成写实，在内容上由多样性变成单一性，把符合统治者规范和要求的东西留下来，不符合的去掉，为巩固统治、统一思想而服务。

司马迁认为《山海经》记载的黄帝“不雅驯”。儒家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从黄帝至夏、商、周，“万世一系”，三代皆源于黄帝一人。儒家以黄帝为人文初祖，由此引申出大汉族主义和中原王朝正统论，视其他民族为异族。又由此引申出炎帝压根儿不是人文初祖，以及将走背字的蚩尤、共工、少昊、鹳兜、鲧视为“不从帝命”的“乱者”。他们的删削，在客观上篡改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司马迁既然打算建立一元论史观，就不得不为黄帝编造家谱，使得本属不同族群的古圣先王定位为黄帝子孙。有学者认为，《史记》与《大戴礼记•帝系篇》造的黄帝家谱不能自圆其说。例如皆以尧及禹为黄帝四世孙，舜为八世孙。结果舜娶尧的女儿，是娶自己的曾祖姑，舜让位给禹是让给自己的四世祖。要把分属于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知名人物都编排为一个人的子孙，列出世系表，难以办到。即使能办到，也与历史事实无干，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建立王朝之前，都有一段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史记》开篇第一句是“黄帝者，少典之子”。此黄帝是“抚万民”者，和司马迁生存时代的汉武是同样是“抚万民”的天子。既然如此，黄帝在位之前的中华文明发展史被砍掉了，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也被砍掉了，丰富多彩的传说在《史记》中找不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为时甚久的母系制社会史，史书从已经进入父系制社会的黄帝写起，前此的母系制社会史也被一刀砍掉。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名气实在太大，在不知不觉间左右着此后的历史理论。根据《史记》中定下来的调子，在中华民族的大舞台上，第一位出场的主角就是黄帝，尽管他只是联合部落的大酋长，远远没有登上皇帝的位置，却被描绘为垂手拱衣而天下治的大皇帝。司马迁以及后来者，不仅把文治武功统统记在黄帝的账上，而且把几乎所有发明创造也都集中到了黄帝一个人身上。

据《史记》的说法，黄帝那时，社会从渔猎、采集时代跨入铜石并用时代。黄帝的发明创造非常多，包括衣、食、住、行、农、工、矿、商、货币、文字、图画、弓箭、音乐、婚姻、丧葬等。当然，黄帝本人不是发明家，在传说中，这些发明创造多数在黄帝时完成。在中国传统口碑史中，事情往往堆到一位英雄头上，让英雄为一大堆事顶雷，承担全部责任。不知不觉间，黄帝的身份经历了变化，从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到历史中的传说人物，再到符号化的象征性人物。在口传中，黄帝被赋予神形，经历由人到神的演化，成了一个相当空虚的文化符号。

黄帝的出生地在哪儿？史书中说的比较清楚。据《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史记》说：“（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或言新郑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大明一统志》说：“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故名。”清乾隆年间轩辕故里碑刻说：“古传郑邑为轩辕氏旧墟，行在北有轩辕丘遗址，乃当年故址。”

1931年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说：“有熊，黄帝之都，即今河南新郑县。”《辞源》中黄帝条的释文是，黄帝生于轩辕之丘，故曰轩辕氏，国于有熊，故亦曰有熊氏。所说的“有熊”，地域并不局限于河南新郑，至少新密、郑州和荥阳等地，均可称为在有熊国的辖境内。在有熊国所辖的区域内（即秦王寨类型分布区），有的文化遗址应属于有熊国文化，当时的氏族部落应属于有熊国组成部分。

新郑位于河南中部。至于轩辕丘在新郑哪一带，史籍中不曾明确。新郑县城北关曾立有石碑一通，上刻“轩辕故里”4字。碑立处原有轩辕庙一座，为祭奠轩辕之所。而现如今，新郑县政府在原碑所立处，重新立起一通高大的“轩辕故里”标志碑，修复了轩辕黄帝庙。不少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来这里寻根问祖，拜谒轩辕黄帝。

具茨山在新郑县西南，主峰为风后岭。据民间传说，当年黄帝为求贤臣以治国安邦，在东海边上找到了风后、力牧二将。后来，风后、力牧帮助黄帝战胜了蚩尤，平定天下，黄帝便把一座山封给了风后，山名由此而来。风后岭海拔1166米，是伏牛山的最东崖，岭峰及其周围有与轩辕黄帝有关的遗址和神话传说，南崖至今留有明代摩崖题记“南崖轩辕宫”。现在可以看到的遗址有：黄帝祠、黄帝拜华盖童子处、轩辕庙、三老宫等等。可见起码在明朝之前，就认定这儿是黄帝的故里。

黄帝祠位于风后岭南坡，四山环绕，背靠风后，和轩辕庙、一宫、二宫、三宫形成一条直线。传说黄帝带领群臣于三月三登鸿堤受神芝图，拜华盖童子。时至今日，每到农历三月三，附近的人还要到此朝拜祖先，久而久之形成三月三古刹大会。旧时黄帝祠有三进院落，三殿六配房，占地100多亩。山门外建有戏楼，祠庙建筑依山就势。

始祖山古称具茨山，位于新郑市区西南15公里的辛店镇。旅游手册上是这样介绍具茨山的：“始祖山一峰突起，陡峭险峻，气势磅礴，向西望去，层峦迭嶂，气象万千，极目东眺，云海茫茫，风景如画！春暖花开时，万物复苏，漫山遍野开满杏花、桃花；盛夏时节，浓荫蔽日，响泉飞瀑，鸟语花香，清爽宜人；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红叶遍山；隆冬来临，石壁嶙峋，山瘦水细，雪天过后，登高远望，一片银装素裹，别有一番风情雅致！位于山腰处的玉女池和黑龙潭，清澈见底，流水潺潺，穿谷跌崖，声似铜铃。姬水河恰似玉带缠绕着她蜿蜒东去。每当天气晴朗，始祖山便披上一层薄薄的轻纱，如烟如梦，即古时被称为新郑八大景之一的‘大隗晴岚’。”

在始祖山那儿，有黄帝活动遗址20余处，旧有的包括轩辕庙、轩辕宫、黄帝祠、嫘祖洞、屯兵洞、观兽台等景点。每年农历三月三，有大批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来始祖山朝圣拜祖。前几年，我们一行专程去新郑县，赶了一次农历三月三。那次天公不作美，下雨了。我们从郑州驱车前往，接近新郑县城时，路边排列着不少中小学生，都穿着蓝色塑料雨衣，手持鲜花，喊着欢迎口号。到了会场，每人发了一件蓝色塑料雨衣，在雨中站着。我向附近看了看，来了不少台湾同胞。

在新郑参加黄帝祭拜，已是是多年前的事情了，2012年春，我抵达三门峡市后想起这事，并考虑仰韶文化与黄帝是什么关系？我咨询过方丰章。不管怎么说，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保持着密切联系。我在渑池县碰到弄不明白的事情了，只能向这位土专家讨教。

方丰章平时不大吭气儿，而回答这个问题却干巴利落脆，直截了当地说：“黄帝和仰韶文化，二者之间没有联系。”

我说：“你怎么能说得这么肯定？漫长的仰韶文化时期过去后，现存史籍文本中就没有别的名字，随即出现的就是黄帝。据常识判断，仰韶时期和黄帝时期挨着，能说二者之间没有联系？”

方丰章想了想，口气明显软了，“如果一定要找出联系的话，只能说黄帝时代的事，统统发生于仰韶文化的晚期。”

我觉得，如果黄帝是5000年前的人，正处于仰韶时代晚期。如果这位人文始祖有所作为的话，也是由于承袭了仰韶文化。或者说，正是由于把仰韶文化发扬光大，天下才得以进入黄帝时代。

黄帝是“马上皇帝”，因此留下了这样的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黄帝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打仗中度过，用战争统一了中原各部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儒家反对战争，宣扬效法尧舜，因为尧舜禅让，用和平过度而不是战争解决政权更体问题，所以追述历史从尧舜开始，《尚书》的第一篇是《尧典》。司马迁认为这不符历史发展规律，突破儒家仁让思想的樊篱，以黄帝为中国文明史的开端，显示了不平凡的史识。司马迁对黄帝的战争持赞成立场。西周解体以后，中国古代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历了几百年动乱，到秦朝走向大一统。可是秦王朝穷兵黩武，二世而亡。所以古人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战争犹水火，兵为凶器，不可不用，而又不可不慎用。司马迁在《司马迁自序》中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

在司马迁看来，黄帝虽然打了不少仗，却不是穷兵黩武者，而是有一定的道德约束，是后世用兵典范，因此写《史记》，起笔于黄帝。司马迁认为，后世五帝以及夏商周诸侯都归本于黄帝，因此从黄帝到舜、禹同姓，立不同国号，为彰明各自光明德业。黄帝号有熊，颛顼号高阳，帝喾号高辛，尧号为陶唐，舜号为有虞。禹号为夏后，而另分出氏，姓姒氏。契为商始祖，姓子氏。弃为周始祖，姓姬氏。

黄帝的妻子叫嫘祖，也很有名。《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两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在神话传说中，把嫘祖说成养蚕缫丝方法的创造者。北周以后被祀为“先蚕”（蚕神）。唐代韬略家、《长短经》作者、大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所题唐《嫘祖圣地》碑文称：“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殁世不忘。是以尊为先蚕。”不管怎么说，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唐人，挺把嫘祖当回事。

有个与嫘祖有关的问题是，司马迁说嫘祖是“西陵之女”，那么西陵在哪儿？《战国策•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这是有关西陵的最早记载。其后，《史记•楚世家》有类似记述：楚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上述二史说楚有西陵，西陵在楚国何处?清同治年间《宜昌府志》说今湖北宜昌西北处有西陵山。据此，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西陵绘制在宜昌市西北。

嫘祖与黄帝的结合，大抵并不是一场简单婚姻，中原地区的黄帝部落原本不知蚕桑，嫘祖把南方的养蚕缫丝技术带到中原，而这个时间，大抵也就是中原文明出现蚕桑的时间。从西陵国学到养蚕缫丝技术，从炎帝那里学到耕作技术，黄帝部落逐渐强大起来。

此时蚩尤在作乱，炎帝派兵讨伐，在河北“涿鹿之阿”被打得落花流水。蚩尤是九黎首领。九黎分布地域和炎帝部落差不多，在姜河（渭水流域）。炎帝神农氏传到帝榆罔这一代，国势逐渐衰弱，原来臣服的部落纷起争夺，其中最强悍好斗的，就是九黎族。九黎族的文化并不落后，据说最早的铜器就是他们使用的。这时在新石器时期，其他部落的武器是些石器和木器。九黎族有不少部落，大抵这些部落的酋长，都有叫蚩尤的习惯，因为传说就是说蚩尤有兄弟81人。这些蚩尤爱穿些奇特衣服，或者在身上文招摇的花纹。他们的话外人还能听懂，于是就说他们“兽身人语”；他们战斗时不但使用铜兵器，还用铜块铜片包在头上，有了简单的头盔，于是又有“铜头铁额”之说。

《盐铁论》云：“大夫曰：轩辕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在蚩尤部落活动过的地方留下了聚居点、冢、祀祠等遗迹记载，追溯这些遗迹，可以看出蚩尤部落的活动地区。《水经注•卷十三》涿水条记：“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侧流注阪泉。”又引〈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涿水待考。蚩尤泉在今涿鹿县境内，而阪泉在今北京市延庆县。

古籍中提及蚩尤最多的是蚩尤与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展开的激战，情况有三说：一说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在阪泉之战中战胜炎帝后，蚩尤作乱，黄帝又在涿鹿之战中击败蚩尤；一说见于《逸周书•尝麦篇》，蚩尤驱逐赤帝（炎帝），赤帝求诉于黄帝，二帝连手杀蚩尤于中冀；一说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即蚩尤作兵攻伐黄帝，黄帝令应龙迎战，双方在冀州之野大战，蚩尤兵败被杀。

各说略有差异，但蚩尤曾与黄帝交战，却无疑。战争起因是炎帝打不过蚩尤，只得向黄帝求救。黄帝下决心要诛灭蚩尤。据说阪泉和涿鹿两地，是主战场。这两处都在今河北省境内。黄帝有一种厉害武器，就是弓箭，弓和箭都是木制的。黄帝在涿鹿跟蚩尤一决胜负。

黄帝打了多年仗，据钱穆说，最早的兵书是黄帝完成的。钱穆是现代史学家、国学大师，还是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缪之后，治学严谨。钱穆说这话，未必有什么根据，但即便跟着感觉走，也是洞察历史后的切实感觉。经过一番血战，黄帝在涿鹿大败蚩尤，结束了战争，这也是中国百姓日夜盼望的结果。据说蚩尤还想逃，黄帝就用大鼓，敲得他不能动弹，蚩尤后来被杀于中冀（河北保定），而且肢解了尸身。

蚩尤战败，依附部落鸟兽散。黄帝把战俘分别处理：降服的迁到“邹屠之地”，即山东一带；凶恶的流放到“有北之乡”，也就是北方寒冷之地；听话的重用，用他们观测天文，以利农时。黄帝胜利后一统中原地区，成为华夏正统。儒家典籍对蚩尤多有恶评，尽管未必公允。

以武力夺取天下，接下来是治理。黄帝治，嫘祖也治，像现在说的“男主外，女主内”。黄帝在政务、文治、疆域、刑罚等方面治，身边有一群兢兢业业的老臣，如大填、封钜、岐伯、太山稽、常先、太鸿等；当时还出现了专门指导农事的官，黄帝命人焚烧山林，驱逐出林中猛兽，开辟农田。各方国渐渐有了固定农田。刑罚方面主要有五种肉刑，“大辟”是斩首，“劓”是割鼻子，“刖”是断足，“宫”是去生殖器，“黥”是在脸上刻字。天下初定，这些刑罚大抵必要。

嫘祖充当贤内助角色，常对子民说：农桑才是根本。她带领妇女上山剥树皮，织麻网，还把男人猎获的各种野兽的皮毛剥下来。各部落的大小首领都穿上了衣服和鞋，戴上了帽子，告别了“茹毛饮血”时代。

在三门峡，我在大鹏酒店下榻。酒店饭厅门口挂了些三门峡的风景名胜照片，其中有一幅名为黄帝铸鼎原，从照片上看不出名堂，就是座大门，两边是门房。乍看没什么，只是古香古色而已。

在河南，说什么东西古香古色，与在北京说同一个词感觉不同。在北京说古香古色，要不指琉璃厂那种样式的装饰氛围，要不指故宫博物院堂皇的宫室建筑。在河南说古香古色，指的是古代才能出现的那种古朴，既没有琉璃瓦，更没有雕梁画栋，只有普通脊瓦，白灰涂墙；房屋形制与北京或其他地区不一样，有一种苍凉的上古气氛。这种古香古色更有咂巴头儿，更有味道，就像把人带入了另外一种意境。

一天早饭后，三门峡市委宣传部的新闻科科长聂建英来了，他大约30岁，身板健壮，长得圆头虎脑，精气神儿不错。他特意带来一部车，开宗明义，带我们去看黄帝铸鼎原，而且即刻出发。

出了三门峡市，汽车一路往西。聂建英健谈，一路上不停嘴地介绍铸鼎原的情况。那天下雨了，一路上雨蒙蒙的。车从高速路下来，上了国道，又从国道拐进一条小路，逐渐接近荆山。

聂建英介绍说，在荆山旁，有三座并列的山峰，分别为蚩尤山、黄帝陵和夸父山。此外，山间有龙须沟、桃林、三圣村、五帝村、乔营村、桑园村、娄底村等，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段传说。当然，正如小聂所强调的，传说未可作信史，只是听听挺有意思。

黄帝铸鼎原这个地方，名字挺多，又叫黄帝陵，或者黄帝庙、轩辕台什么的，居于蚩尤山和夸父山之中，顶部平坦，似座方形城堡。在黄帝陵脚下，车停了，那儿有县委宣传部的几位同志在等候。

与灵宝县县委宣传部的人在一起的，有灵宝县的一位岁数不小的文史专家，看样子与我的年龄差不多，待人接物很客气。后来才知道，他叫宁建民，是灵宝县文物管理所的副所长。

我们一行人上到铸鼎原，那儿有座黄帝陵。在宽阔的门前，我们站下来看了看，原来我在大鹏酒店看到的照片，就是这儿。

进入黄帝陵，迎面是个鼎，个儿大，看样子不是青铜鼎，灵宝县政府没有制造青铜鼎的经费，像铁的，甚至是水泥的。

在中国史前，鼎是创制最早的器皿，创始于裴李岗文化，距今已有8000多年。早先那会儿，鼎是陶的，用黏土掺细砂提成坯，晾干后入窑烧制，称陶鼎。陶鼎上腹呈罐形或盆形，下有三条圆锥状足。三足易折断。在距今4000至5000年前，创制出与陶灶圈相配套的无足炊器，即陶釜。后来演化为多种炊器，并成为后世锅的来源。后来由炊器演变为祭祀神器。再往后，则成为象征政权的重器。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铸成，一条龙从天上垂下胡须迎接黄帝。黄帝骑上龙背，臣子和嫔妃们也想一块上天，跟随者居然有70多人。龙载着黄帝等飞起来。剩下的人抓住龙须不放。这么多人，龙须哪承受得了，嘎嘣一声，龙须断了，这些人纷纷摔到地上。黄帝一不留神，将自己最喜爱的弓掉了。地上的百姓仰头观望，龙越飞越高，渐渐没到云彩里……这种说法不是灵宝县的什么民间故事，而是《史记•孝武本纪》中郑重其事记载的。不管怎么说，这种说法使得铸鼎原的名字渐渐流行起来。

《史记·封禅书》的说法引起后世史家的高度怀疑。根据这一说法，黄帝时代就懂得冶金术了。不要说迄今未发现黄帝时代的铸铜，甚至夏代仍未见铜鼎出土。但是，相传黄帝铸鼎的荆山至今仍用其名，位在铸鼎原之南。荆山之下的荆山村仍存，是后来人以山为名。

那么，黄帝时代的工匠们采铜的“首山”在哪里？反正在黄帝铸鼎原一带没有。1985年，文物工作者在从古籍中有记载的黄帝老家具茨山（后称始祖山）发现了一处古代矿洞遗址。洞高6米，宽5米，进深大约17米。洞内发现了用于开采矿石的砍砸器、敲砸器等工具，以及品位较高的铜矿石，还有早期用烧炸法采铜时遗留的烧结矿石块。这些东西，似乎与铸鼎原当地的传说相吻合。

商代遗址出土铜鼎，例如郑州商城发现近1米高的大方鼎，殷墟（商晚期）则发现了司母戊鼎，铸造技术臻于完美。从司母戊鼎可反推，大约在夏代就能够铸造青铜鼎了，否则商代不可能出现那么成熟的东西。

陶器与铜器的过渡是，早期有铜器仿陶，商代又有陶器仿铜。通过铜鼎烹肉祭祀神灵，使人作通天地神灵的主体，即人可通神，神可佑人，使天地融为一体。至于“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上天，是西汉时期道教所谓“得道升仙”的思想反映，同具体的铸鼎无关。

鼎被赋予神圣色彩，起源于禹铸九鼎的传说。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岛，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伤害。商代前后期首都所发现的大型方鼎，都是同期青铜器之最，应为王室宝器。所谓“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表明只有王室才有权拥有和使用。久而久之，宝鼎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至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这样神圣的含义。当时，宝鼎成为镇国利器，一个国家失去宝鼎，即等于国家灭亡，而为敌者，也是着力抢夺对方宝鼎等国家重器。自此，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

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周本纪》所记楚庄王伐陆浑时陈兵周郊（洛阳）派人问九鼎事。“问九鼎”轻重，是诸侯国楚向周天子挑战，企图夺取周室江山的尝试。“九鼎”明白无疑成为国家政权象征。古代社会中，铜鼎是等级差别的标志之一。周代就有“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等用鼎差别。这种等级差别在周代墓葬考古中已得到证实。可见，铜鼎已成为上古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间，周天子势微，用鼎多寡为标志的等级差别有所减弱，而鼎仍是朝廷祭器之一。不仅限于铜鼎，还随冶铁技术的发展而出现了铁鼎。随着社会发展，鼎类祭器的应用不再局限于贵族阶层，逐渐流行于社会，并进入寺庙及民间重大的祭祀活动中。鼎还演化成供奉神灵和祖先的“香炉”，后世的“宣德炉”（铜鼎）则最为有名。这种文化习俗，流传至今，成为中华独特的传统文化重要内容之一。

不说后来那些事了。但说黄帝陵所见。从这里残留的一长方、一圆形两个夯土台基址及残存的红、黄、褐、灰、白五色土来看，应是古人祭祀的地方。民间传说中，黄帝就在黄帝陵祭祀天地、祈求丰收。

去黄帝铸鼎原之前，我就担心一个问题，这就是铸鼎原这个地方是明清以来的汉人知识分子附会的。自清初以来，反清复明思潮汹汹，为了标榜汉人的正宗，抵制满洲人定鼎中原，汉人知识分子制造了一些宣扬黄帝的地方。而到了实地一看，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黄帝陵主殿中有一通唐贞元十七年（801）的《轩辕黄帝铸鼎原碑铭并序》石碑，圆额、垂龙雕塑，通高5米，碑序73字，铭64字，记述立碑原因及黄帝在铸鼎原铸鼎得道、施仁故事。黄帝铸鼎原是历代人们祭天、祭地、祭祖的朝拜圣地。石碑至今已有1000多年，唐朝贞元年间，应该还没有为发展旅游而造假古董的事。所以黄帝在铸鼎原铸鼎的事，最低限度在唐朝前被人们充分认可。重要的是，唐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认真，考证个什么事，一般不会胡来。

《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索隐》引《地理志》说：“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汉书•地理志》载上郡阳周县有“桥山在南，有黄帝冢”。阳周即陕西子长县，黄陵县以北偏东三四百里。除此之外，《汉书•地理志》上郡肤施县下还记载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日的陕西榆林，在子长县北面。榆林、子长一带有黄帝冢墓，还有祭祀黄帝的祠堂，黄帝和部族似乎曾经在陕北一带活动。

灵宝县的所谓黄帝陵是个土堆，文物专家宁建民说，这个土堆是黄帝衣冠冢，据说里面放了双黄帝穿过的鞋子。我希望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可是哪敢轻信，围着黄帝衣冠冢绕了一圈，就离开了。

尽管没有记载，但专家的部分说法应当是真实的。至于黄帝曾在这儿铸鼎，黄帝在这儿升天，黄帝的一双鞋埋进了衣冠冢，这些说法不可能找到依据。但这一带的确是黄帝活动过的地方。

铸鼎原附近的西坡遗址有516平方米的硕大房屋，不管什么原始宗教仪式都用不了这么大的地方，应该是个集会场合。如果与附近的铸鼎原结合起来考虑，它就是黄帝召集“全会”的会议室。

许顺湛在《追溯铸鼎原的辉煌》一文中指出：铸鼎原聚落群有87个部落1309个氏族，26万多人口，居住在100多平方公里内，具有共同的文化、习俗和信仰。在这个庞大的聚落团中，出现了“金字塔”形的聚落结构，出现了有明显等级差别的权贵者房址，出现了礼器，同时还有凝聚87个部落的祭坛。这样的社会状况，必须有国家一级的政权机构，才能驾驭87个部落、1300多个氏族、26万多人的社会。这时的社会，从考古学的角度属于五帝时代的黄帝时期。

那天，我们在铸鼎原呆的时间并不长。出门后，薄雨仍在下着，极目远眺，附近山峦在雨幕中若隐若现。在这里，黄帝传说故事妇孺皆知。比如说，黄帝陵西侧的那座夸父山，就有承传既久的传说故事。

相传远古时荒山上住着个巨人，名夸父，手拿长约十二丈的桃木拐游走各地。一天，他异想天开，要和太阳赛跑。他看到太阳出山时慢慢腾腾的，坐在原地不动。太阳升到头顶时才甩开大步追赶。他一路翻山越岭，跨河涉泽，直追到寓谷。寓谷也叫虞渊，是太阳休息的地方。他看到太阳即将落地，便奋力赶上去。没到太阳身边，就被烤得口干舌燥，转身跑到黄河、渭河喝水。黄河、渭河的水喝干了，还不解渴，只好返身去北方大泽喝水，未到达就渴死在秦岭脚下。他的尸体变成一座山，人们叫它夸父山；他的桃木拐杖化作绵延120里的大桃林，后来就叫桃林塞。夸父山西有条大沟，即为太阳落下的丈阳沟。夸父山下还有夸父营村，村中的两条小河交汇处，形成一片不规则圆形而又坚硬的似夯土的红色细淤泥沉积，被当地称为夸父墓。

令人惊异的是，在黄帝铸鼎原的东侧有一座山，这座山居然叫做蚩尤山。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根据当地老百姓的说法，远古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遭遇严重干旱，连续三年，滴水未降，土地龟裂，庄稼干枯。住在那里的蚩尤部族为了生计而远迁灵宝。这里的原住民心眼儿好，允许蚩尤族久居，于是，这座本没有名字的山被称蚩尤山。显然，当地的这种传说回避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其实，蚩尤与黄帝是一对铁定的冤家，势不两立。而以蚩尤命名的山居然就在黄帝衣冠冢旁边，这是怎么回事？不用说，在古代，这是严重犯忌的。

听说蚩尤山这个地名后，不由令人联想到前述的那个濮阳西坡的古墓。史学界有另一种说法是，蚩尤也是西坡大墓墓主的可能人选。原因是古墓里摆放星宿北斗图案随葬，显示了上古对天象的认识。《管子·五行篇》中说黄帝部族是从蚩尤那里学的“天道”。也就是说，蚩尤是天象问题的权威，只有在他的墓葬里才会有那些内容。

墓主死亡问题，专家认为是正常死亡。也有专家提出墓主为非正常死亡，身首异处，左右臂各断作三截，左手齐腕斩断不存，胸椎和胸骨被砍断也已不存，脚趾被截。在这具骨架的胸骨、胸椎、胸肋、腰椎上，可以看到切割斩断痕迹。除胸腔残存的两段胸肋外，其他胸肋已不存，显然经过开膛破腹，下葬时才把分离的两段拼在一起。

在上古传说中，蚩尤被黄帝擒杀后遭肢解。据多部文献记载，具有帝王级别的传说人物中，只有蚩尤死后被肢解。不管那个大墓的主人到底为谁，他死后所享受的礼遇都是如此不同寻常。

蚩尤是否在被杀后遭肢解，由残部葬于濮阳西水坡，是考古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今人所见的是黄帝铸鼎原旁居然有座蚩尤山，黄帝骑龙升天处，旁边有以老冤家蚩尤命名的山峦。这种事无论对黄帝的后人还是蚩尤的后人，都难以想象。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事，肯定有个很大的原因。至于原因是什么，就不是今天所能破解的了。

连载(六十八)：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26节

2020年6  月  22  日    第283 —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