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六十六)：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25节

2020年5月 22日    第272  — 280  页

远古时，扬子鳄就已进入人们的生活。在大汶口墓葬中和安阳殷墟中都曾发现过鳄腹部骨板。王因遗址文化层为四层，三至四层发现扬子鳄遗骸，地层年代距今6000多年。至少有20头个体，有头、牙、皮肤上的骨板与其他水生动物的遗骸混杂弃置灰坑中。鳄骨板深黑，被火烧过。显然是六千多年前的王因人熟食后弃置。

写至此，随意打开网页看了看，北京有一所美食学校，居然专门教学生怎么做鳄鱼肉。例如有道菜叫淮杞鳄鱼汤，原料是鳄鱼肉、淮山、枸杞、北杏、陈皮、红枣。上古那会儿，人们的口味没这么刁钻，但也好吃这口。有利条件是，上古那会儿的鳄鱼比时下要多得多。

在上古那会儿，没有科学，更没有分类科学。那时的人为了表达某种愿望，无论是飞禽还是走兽，把毫不相干的东西堆在一起，不能不说是习惯的做法。而龙这个东西，就是这么拼凑出来的。

《论衡》中说：“龙之像，马首蛇尾。”还有的说龙的形状是鹿的角，牛的耳朵，驼的头，兔的眼，蛇的颈，蜃的腹，鱼的鳞，虎的脚掌，鹰的爪子。宋代画家董羽认为，龙集于九种动物的特征：“角似鹿，头似牛，嘴似驴，眼似虾，耳似象，鳞似鱼，须似人，腹似蛇，足似凤。”《尔雅翼》云：龙者鳞虫之长。王符言其形有九似：头似牛，角似鹿，眼似虾，耳似象，项似蛇，腹似蛇，鳞似鱼，爪似凤，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戛铜盘。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另一说是：“嘴像马、眼像蟹、须像羊、角像鹿、耳像牛、鬃像狮、鳞像鲤、身像蛇、爪像鹰”。

古人为什么会组成出这样一种东西呢？后代根据古人的说法所描绘的龙，或者说在今天的社火中被人们举着到处跑的布袋龙，在自然界并不存在。它之所以在远古的中国出现，并承传不息，是因为它是远古时代诸多部落结盟的产物，是联合的象征。各个部落联合之后，把各部落的动物图腾摘取出一部分，凑起来，成为联合部落的共同标志。

当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仅是标志物，而不是什么图腾。原因其实很简单，按照印第安人所设计的图腾的本意，图腾是在自然界中实有其物的东西，即便某个部落是以小老鼠为图腾，那可怜的小耗子也是在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与部落的祖先有过某种联系。不可能想象，某个部落会用一种想象中的东西作为整个部落的图腾。

龙之所以会被作为一种标志，与远古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有关。在远古，人们由于对大自然的认识太肤浅了，习惯是把想象的东西往一个人或一个对象上堆积，相当于拼出一盘杂拌儿。

《山海经》载，共工素来与火神祝融不合，因水火不相容而发生惊天动地的大战。在传说中，共工是火爆性子急脾气，怒而触不周之山，造成“天柱折，地维绝”。而相对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共工是尧手下的臣子，在舜时犯了事，被流放。即便今天最大马力的推土机，都不可能推倒一座山。远古的这种想当然的设计，还是在拼杂拌儿。

在《山海经》中，各小国民众都像不同动物拼凑的，汉代画像石中，伏羲与女娲两口子的形体也是拼的，上半身是人，下半身都是蛇身，人类的这对父母手持吉祥物，蛇尾交合，幸福地相依相偎。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晚期，从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200年，早于夏代。遗址有城，面积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城址里最大的。还有大量墓葬，大墓出土了礼器，礼器中的磬和后来的类似，三角形，挂起来可以奏乐；还有鼓，用陶土烧成圆筒形，上面用鳄鱼皮覆盖，可敲击；还有陶制礼器，比如一种很大的陶盘，里面画着盘旋的龙，这和后来的商周青铜礼器，在构造、艺术上一脉相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就用这个龙纹作标志，它是文明的一种象征。

古时候，黄河约在河南濮阳以西30公里处向北流，到现在天津的附近入海。六七千年前，黄河流域的中下游气候温暖湿润，不仅有雷泽及黄河等广阔的水域，还有许多现已消失的河、湖。据《禹贡》及《水经注》等文献记载：那时的河流还有如济水、濮水、沮水等；湖泊还有巨野泽、菏泽、孟猪泽、大陆泽等，在古雷泽和今濮阳西水坡一带形成河湖交错地区，成了扬子鳄生长繁殖的乐园。如果不是该地区的气候变得干旱和水域大面积减少，也许扬子鳄还不致像现在这样只有少数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狭小地区内而濒于危境了。

据传颛顼曾以濮阳为都。因位于濮水（黄河与济水支流，后因黄河泛滥淤没）之阳而得名。1986年，境内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三足陶等裴李岗文化典型器物证明，七八千年前，这里已有人类活动。

1987年，濮阳市为解决工业和城市居民用水，在县城西南处建引黄供水调节池。5月开挖调节地工程中发现，遗址的西、南两面是始建于五代后梁时的古城墙。报经文化部批准后，同年6月开始发掘。

该遗址文化层，自上而下是宋、五代、唐、晋、汉及黄河淤积层，东周、商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和仰韶文化层。仰韶文化层分为三层。发掘清理了众多遗迹，像灰坑、窖穴、房基、窑址、沟、成人墓葬、儿童瓮棺葬、东周阵亡士卒排葬坑及大量的陶、骨、石、蚌器等遗物。

古墓墓主身长1.84米，骨骼粗壮，为壮年男性，头南足北。这具高大躯干高出北京山顶洞人10厘米、山东大汶口人12厘米、河姆渡和半坡人14厘米。从骨骼保存状况看，墓主似为正常死亡。令人称奇的是，这座特殊墓葬中没有发现随葬器物，却在墓主骨架旁摆放着三组蚌塑图案。蚌是生活在淡水中的软体动物，属贝类，常见的有两大类，一类喜欢生活在河水里，叫珠蚌；另一类喜欢生活在池沼里，叫池蚌。

用蚌壳摆塑的图案，在历次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用贝壳摆塑的图案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像古代的青龙、白虎，骨架右侧的蚌壳龙，昂首，曲颈，弓身，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而人骨架左侧的虎图案，头朝北，背朝东，头微低，双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替，如行走状，形似下山之猛虎。

比较一下蚌塑龙与扬子鳄形象：蚌龙的吻部长而前突，张开大口，显出长舌，头顶平而无角，但颈部有鬃，无疑是扬子鳄形象。再看龙爪，其前肢为四趾，后肢为五趾，可见蚌龙的塑造者所想象中的动物是具体的，已观察到想象中的龙的前、后肢的趾数不同。扬子鳄前、后肢趾数也不等，前肢为五趾，后肢为四趾。就是说蚌龙的塑造者将其前后趾数弄反了，这是如何造成的尚待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蚌龙颈上有一堆蚌壳，这不是偶然将多余的蚌壳任意弃置于此，而是用之表示它颈上高耸的鬃毛。蚌龙颈部高耸的鬃毛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古人想象中将扬子鳄与马综合的结果。扬子鳄或鼍的头部特别是吻部，像马头的吻部，古人称“龙而形象马”的鼍为“龙马”，蚌龙颈部的鬃也由马颈鬃衍生而来，这可能是古人首先在鼍身上加的想象的部件，也是鼍与马的第一次综合，走上了由扬子鳄演变成所谓“龙”的第一步。所以在较古老的文献中都是将龙、马并称。

虎图案的西部和北部，还有两处蚌壳。虎图案北部的蚌壳，形状为三角形，像是人为摆放的。而虎图案西面的蚌壳较散乱，没有一定形状，里面还杂有石片，可能是摆塑虎图案后剩下来的。为什么摆完前面的图案后还在这里摆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代表了什么？

墓南端20米处，考古人员又发现了另一组蚌塑图案。其中的两个图案好像与墓主人身侧的龙、虎类似，并且蝉联为一体，虎向北，龙向南。奇怪的是，在虎背上还卧着一只动物。后方是一只鸟，鸟与龙头之间则是蚌壳塑造的蜘蛛，蜘蛛前方放置一件磨制精细的石斧。

考古人员在距第二组遗迹20米以南发现了另一组蚌塑图案，包括龙、虎、鸟图像以及散乱的蚌壳。其中，蚌虎居北，蚌龙居南，作奔走状。奇怪的是，蚌龙身上还有一个人的形象，似与远古时代人乘龙的传说相吻合。人们希望龙具备风雨雷电的力量，像鱼一样在水中游弋，像鸟一样可以在天空飞翔。龙在神话中成为了众鳞虫之长、四灵（龙、凤、麒麟、龟）之首，能够上天入地、兴风作雨。

传世甲骨文中已有龙字。从结构来看，龙为兽首蛇身状，头顶表示刀状器的辛字符号。辛在甲骨文中有被驱使之意，因而龙字表示被驱使的力量，只是驱使它的是“天”。甲骨文的龙字传达给后人这样些信息：供天驱使；发出隆隆之声；形象是闪电，头像兽，躯像蛇，隐身在云团中；工具是云团；功能是接受天的旨意播洒雨水。

清理完第三组蚌塑图案，考古人员发现：三组遗迹居然处于南北一条直线上，间距基本相等，都为20米。最南端的31号墓，距离第三组蚌塑图案也是20米。这样奇怪的布局，难道仅是巧合？专家认为，这个形象看起来像北斗，如果将蚌塑三角形代表斗魁，东侧横置的胫骨代表斗杓，那么斗魁指向龙首，斗柄指向虎首，与北斗星象位置吻合。

濮阳位于黄河流域，这个纬度观测到的北斗位于恒显圈。由于岁差的缘故，数千年前，位置较今日更接近北天极，终年可见。古人没有计时设备，当他们发现北斗的运动规律时，便以运动规律计时。从理论上讲，地球自转，斗柄会围绕北天极做周日旋转，可给古人指示夜间时间的早晚；地球公转，斗柄会围绕北天极做周年旋转，古人可根据斗柄的指向确定寒暑季候的变化。最早的时间系统即因此而建立。

北斗只有在夜晚才能看到，掌握时令变化，仅依靠北斗不行。古人观察白天出现的太阳，发现日影变化也有规律：日影在一天中会不断地改变方向，如果观察每天正午时刻的日影，一年中又会不断地改变长度。古人很快掌握了日影变化规律，创制了新计时方法，就是立表测影。原始表叫髀，是一根直立于平地上的杆子，杆子的投影随着一天中时间变化而游移。《周髀算经》载：“周髀，长八尺。髀者，股也。髀者，表也。”表明髀字的本义既是人的腿骨，也是测量日影的工具。

商代一尺为现在15.8至17厘米，汉代一尺为现在23厘米，八尺恰好等长于人的身长。那么，为什么要等长于身，利用人体测影呢？古人通过观察自身影子变化而掌握计时方法，所以把人体本身作为最早的测影工具。《史记·夏本纪》中也有“大禹治水以身为度”的记载。

甲骨文中的昃字像太阳西斜俯映的人影。按此观点观照古墓中的北斗以人骨表现斗柄方法，体现的是圭表测影与北斗建时两种计时法。西水坡的3处遗迹准确分布于一条南北子午在线，表明以立表测影与观候星象为基础而建构的授时系统在仰韶时代已相当完善。

古代社会以农业为本，天文历法成为古代部落统治的根本大法。帝王改朝换代，王者易姓受命，往往修订立法，以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传说中的颛顼“绝地通天”，就是对天文历法的体制进行调整。中国传统的历法是阴阳合历，至迟在春秋战国时已使用这种历法。

20世纪80年代初，学者相继发现远古时行用过十月太阳历和火历。他们曾在四川大凉山、云南小凉山彝族地区考察，证明十月太阳历的存在。一些学者认为《夏小正》就是十月太阳历，而十月太阳历的创制大约是从伏羲时代至夏代这段时期内形成的。这种历法一旦创立，便在夏羌族中牢固地扎下了根，并沿用到今天。可以说，它是世界历法史上创制时间最早的历法之一，也是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历法。

按照考古家的分析，墓中呈现的四位“神人”，不仅代表了司分司至之意，而且作为天帝的佐臣，还有佐助天帝接纳升入天界的灵魂的职能。根据在于，四位神人为四方之神，其实就是掌管四方和四时的四巫。四巫可陟降天地，这在甲骨文、金文和楚帛书中，都有清楚的记述。所以，人祖的灵魂升天时，也必须由他们相辅而护送。

在第二组蚌塑龙虎图中，虎背上卧鹿，龙头上塑一蜘蛛，龙虎连身，虎形仅尾部没塑出来，龙形只塑了龙头及颈部，龙首像被老虎拖在屁股后头一样。龙首前面有一堆略圆的蚌壳，有人释为龙珠，龙珠在龙口前方，立意与墓地龙形一样，表示的仍是龙心、龙珠被吐出。

第三组龙虎图倒是龙腾虎奔形象，龙形干瘦、僵直，尾巴下卷，头颈后扭，似不服管教，作挣扎状，虎形健壮有力，作四蹄狂奔式。

墓主东侧的蚌壳摆塑龙，形象接近秦汉后的龙。使用的蚌壳经精心挑选，主要为尖长形蚌和椭圆形蚌，采用不同的造型和表现手法：尖蚌用来表现龙的爪、牙、舌、目、尾等，圆蚌用于填充龙的肢体。握龙的形体特征、神态和动势，娴熟地运用蚌壳的长短、大小、侧正、顺逆等表现其肢体结构和空间布局。以上种种现象说明，当时人们对龙的认识已臻于成熟，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当之无愧。

许顺湛是山西芮城县人，曾担河南省博物院研究员，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名誉馆长，河南省考古学会副会长等职。他认为濮阳蚌塑龙以鳄鱼为原型，头上还长着角，与秦汉以后的龙比较接近，它们之间似乎有传承关系，应该把西水坡龙称为后代龙的鼻祖。

濮阳西水坡是“中华第一龙”发现地。之所以在濮阳发现，说起来似乎不奇怪，这里是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建都地。《帝王世纪》载：高阳氏颛顼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姓姬。他母亲是蜀山氏的女儿，在若水边生颛顼。《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濮阳即古帝丘，曾是颛顼的都城，城内还有颛顼墓。这在其他史书典籍里记载明确。当地还有颛顼传说，如濮阳县城南18里的瑕丘，传说为颛顼避暑胜地；县城东南的高阳城，传为颛顼高阳氏都于此而得名，现村名为高城村。

《山海经》《国语·楚语》称颛顼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居帝丘(河南濮阳县)，号高阳氏。《史记》载：“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颛顼帝也”。相传昌意是黄帝与嫘祖的次子，封于若水，娶蜀山氏之女昌仆为妻，生颛顼。颛顼即位后建都高阳(今河北高阳县)。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九黎族首领。被黄帝征服的九黎族，到颛顼时仍奉巫教，杂拜鬼神。颛顼禁绝巫教，令顺从黄帝族教化。自颛顼到禹，传说中苗族、黎族与黄帝族不断冲突。

颛顼即位后的第一件事是定四时，然后驯养家畜禽兽，教化万民，制定礼仪。颛顼帝在位时，有点像汉高祖征服天下后，他的后人形成“文景之治”的盛世。司马迁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颛顼统治盛况：“日月所照，莫不砥属”。这句话既指颛顼帝统治时的天下之大，又说明了颛顼帝巡游了天下，说明颛顼帝是一位难得的、体察民情的仁慈君主。他北到过幽陵（北京），南到过交趾（今越南），东到过蟠木（一说指日本），西到过流沙（新疆），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他都巡察过。

《史记》称：颛顼“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载时以象天”，颛顼以辰星为主观测天象而治历，“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观测一年中二十四宿的关系，确定太阳的周天行度，将四时分别列为仲春春分，仲夏夏至，仲秋秋分，仲冬冬至，从而形成中国最早具有科学性的古老历法《颛顼历》。《颛顼历》第一次明确地把以物候观测为重点，转移到以天象观测为重点，科学安排出一年的节气，人类也从此进入了治历明时的新阶段，颛顼也被尊为“历法之宗”。

当先人摆脱原始狩猎采集经济进入农业文明时，观测天象计时，为农业生产提供帮助成为重要工作。表面看，观测天象是天文活动，其实，在远古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生产的丰收和歉收会决定整个氏族的命运，所以天文知识在是最先进知识，能够观察天象的人也是最了不起的人。“知地者智，知天者圣”，一旦掌握了观测知识，他便可以实现对氏族的统治，王权的雏形也因此形成。

《国语·楚语》称：颛顼的初期，“民神杂糅，不可方物；无人伴享，家为巫史”。出现了人人祭神，家家有巫，巫术横行局面。再加上“九黎乱德”，致使社会动荡不安。于是，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命南王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快刀斩乱麻，使群巫不能再有升天祸地的机会，缓解了巫术、占卜和祭神泛滥成灾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规范了祭祀的内容、规格和标准。因此祭祀作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是颛顼一手策划并确定的。《史记》这样评价颛顼：“静渊以有谋……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

关于颛顼的葬处，史料上有多种提法，相差不大。《帝王世纪》载：“颛顼冢葬东郡顿丘城南广阳里，大冢者是也”。说明了颛顼墓的确地位置。《皇览》载：“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者也”，不但说明了帝喾陵墓的确切位置，而且具体到“阴野中者也”。

颛顼与帝喾陵墓相近，二者间关系非同异常。《内黄县志》载：内黄古属东郡濮阳，金大定七年划归滑州（今河南滑县）。因境内有高阳氏、高辛氏两位先帝的陵墓，古时有以帝陵为名的惯例，故在1940年新置高陵县。1949年撤高陵县，将颛顼帝喾陵重新划入内黄。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颛顼和帝喾陵寝历史悠久。当然，后世见到的都是重新修缮的。《海外北经》：“务隅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务隅山即鲋岭。颛顼、帝喾功昭四海，两陵并峙。

帝喾是黄帝的曾孙，颛顼的侄子，因在辛地开基，故号高辛氏。帝喾继承叔父颛顼称帝，建都亳殷。河南内黄县境内的颛顼帝喾陵，很早以前就被称为高王庙。先建陵，后立庙，宋朝祭祀颛顼、帝喾被列为定制。明洪武三年，太祖朱元璋派人寻访历代帝王陵寝，在全国查帝王陵79处。经过筛选，确定有代表性的37处帝王陵列是皇家祭祀，并在应天（今南京）立帝王庙供皇家祭祀，其中有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在北京历代帝王庙中，颛顼、帝喾的神位列五帝序列，体现了帝王入祀道循“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话是乾隆皇帝说的。

考古调查得知，濮阳县东南25里的五星乡高城村东北为颛顼都城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周围分布着铁丘遗址、马庄遗址、蒯聩台遗址、戚城遗址、程庄遗址、小海通遗址、后岗上遗址、台上遗址、李家庄遗址、后高庄遗址、西水坡遗址、湾子遗址、三里店遗址、咸城遗址、西子岸遗址、高庄遗址和文寨遗址等数十处史前文化遗址。反映了颛顼时代，河济大平原的中心地带部族林立。

据碳-14测定的年代，西水坡遗址大墓年代距今约6500年，处于仰韶文化早期略晚，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颛顼被认为是黄帝孙子辈的，与黄帝所处的时代相同，加之古文献中颛顼部族的活动范围也主要是今天的濮阳地区，因此，大墓的主人有可能是颛顼。

不说龙与颛顼若有若无的关系了。从较深的层面看，龙尽管只是虚拟的动物，却包含着中国古人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或者说是对文明的追求。为何这样说？解释起来，是个不小的问题。

古人认为龙为天上的星象，即东宫苍龙。此说最早在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已初见端倪。许慎解龙为“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在这里，已将龙与星象、历法联系起来了。

人类思维发展规律是由形象到抽象。很难想象，远古人类在没有龙的具体形象概念之前就能在天上的星象中首先出现龙的形象。更难想象，在天空四宫星象中三宫：西宫之白虎，南宫之朱雀，北宫之玄武（龟、蛇）都有真实的动物作为其想象的基础，独东宫苍龙无真实动物可本。

古人当然知道，龙的形象是各种动物拼凑的，即便如此，也愿意把龙作为自然界运行的符号。如李鼎祚在《易经集解》引沈麟士曰：“称龙者，假像也，天地之气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龙之为物，能飞能潜，故借龙比君子之德也”。看看，龙是人的德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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