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六十三)：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24节

2020年4月 16 第  258  —266  页

24.孕妇崇拜与葫芦崇拜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侵华日军占领东三省。1932年冬，日军从辽宁朝阳出发，在赤峰打败孙殿英指挥的国军部队，随后攻占承德，从而引发长城抗战。辽宁朝阳属于关外，河北承德属于关内，日军当然无从知道，他们从关外向关内渗透的一路，恰恰穿越了中国一种史前文化的分布区域，这种史前文化被称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遗存发现于1921年。1935年对赤峰红山后遗址发掘。按说发掘的年头不算短，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70年代末在辽西大规模调查，发现近千处遗址，并对辽宁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开展发掘，使红山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

牛河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祭祀建筑和积石冢群相结合的遗址，位于辽宁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处牛河梁北山，年代为公元前3600年至公元前3000年。1983年，考古专家们在牛河梁清理发掘时，发现了一个馒头状的红烧陶物。经过挖掘，发现竟有一座女神庙，数处积石大冢群及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的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还有女神头像、玉佩饰、石饰和供祭祀用的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陶器。

遗址以“女神庙”为中心，“女神庙”背依山丘，顶部有一处大型山台遗迹；积石冢间有座石砌圆形三层阶祭坛。“女神庙”由北、南两组建筑物构成的半地穴式木骨泥墙建筑，南北总长23米多，部分墙面有彩色图案壁画。已发现的女神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多室部分南北长18米多，东西宽7米左右;单室部分南北长两米多，东西宽6米多，为土木结构，墙壁以原木为骨架，经过结扎禾草秸秆、敷泥和表面压光处理，然后在上边彩绘以赭红色相间、黄白色交错的三角几何纹、勾连纹图案。女神庙内堆满了女神、动物塑像。有资料显示，这仅发掘了遗址的一小部分，就出土了人物塑像的头、肩、乳房、手等残块和玉猪龙、大鸟雕像数十件。人像残块至少分属五六个不同的人像个体，均为女性形象，形体有大有小，或与真人相当，或大于真人若干倍，有的一只耳朵就有12厘米长，塑像的表面还涂以朱色。

女神可能为生育神和地母神。已发现积石冢20多座，平面为方形、长方形或圆形，周边石台基内侧放着作祭器用的黑彩红陶无底筒形器。冢内往往以大型墓为主墓，周围附葬多座小墓。墓内随葬品多玉器，有猪龙形玉雕、钩云形玉佩、玉璧和玉龟等，种类和数量随墓的大小而异，也有些墓空无一物。一般认为，牛河梁规模宏大的祭祀场所是原始社会晚期，社会共同体举行大型宗教祭祀活动之地，积石冢反映了社会成员的等级分化，显示出原始公社走向解体的迹象。

红山文化分布范围为：北界越过西拉木伦河，有向内蒙古草原深入趋势；东界越过医巫闾山，到辽河西岸；南界东段可达渤海沿岸，西段越燕山山脉到华北平原；西界可确定在河北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从地域行政划分讲，内蒙古赤峰和辽宁朝阳两市区域内最为集中。

有个出土的女神头像，个头与真人差不多。面部为朱红色，两颧突起，圆额头，扁鼻梁，尖下巴，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比较接近。女神的眼珠用两个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显得双目炯炯。联系到中亚曾经有在人头骨涂泥成像的崇拜形式，牛河梁女神像有可能是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依据塑造出来的。这就不单是艺术造型了，可作为研究古代中华人种学和民族史的标本，使后世第一次看到用黄土模拟真人塑造的5000年前祖先的形象。

古籍记载中，女娲的一大功劳是“抟黄土做人”。牛河梁女神带有肢骨塑件，与古籍记载相似。据此有专家推测，辽河流域牛河梁女神庙可能就是当时的原始古国对女娲的一种崇拜。当然，这只是猜测。

上世纪70年代末，牛河梁遗址出土一批陶塑女像，引人瞩目的是两件女性特征明显的裸体孕妇塑像：身体肥硕圆润，左臂曲于胸前，小腹圆鼓，臀部肥大凸起，有明显阴部记号，下肢略弯曲，头、右臂及足均残。其中一件通体打磨光滑，似有彩绘，残高5.8厘米。

它代表了古人怎样的神灵观念？有学者认为塑造这种孕妇陶俑应该与古人祈求生育有关。学者们根据孕妇陶俑的体形特征，即腹部隆起、臀部肥大、女阴明显，而认为是生殖的象征，表达了古人对孕育、生产新生命的崇拜以及祈求多生多育的愿望。

老早老早以前，女人的生育能力就被视为一种神圣力量，古人没法子理解这种神圣力量的来源，而是受“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认为是神灵赐予的。在神灵崇拜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生育女神，认为是由这个受到人们感激和赞美的女神去管理那神圣的力量。

在古人朴素的原始宗教信仰中，这个女神自然就会被塑造为具备女性生殖时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古人正是通过塑造孕妇陶俑这种女神的方式，塑造出泥巴模型，对着模型膜拜，以祈求多生多育。

红山文化处于什么时期？正处在母系氏族时期。有的学者认为，塑造孕妇陶俑与祖先崇拜有相当大的关系。红山文化已进入新石器时代，除了采集和狩猎，原始农业和制陶业也已出现，氏族居所相对稳定，生产力仍然低下。人们为了获取必须的生活数据和生存空间，既要同自然界展开斗争，也要与其他氏族进行残酷斗争，这就必须依靠部落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

此时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发展生产力的关键，人口众多的部落在生存斗争中占有优势。女性是人类生产的唯一载体，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在氏族外婚姻条件下，子女只知其母而不识其父，血缘只能依从母亲。多子女母亲受到子孙爱戴，死后受到部落尊崇。

先民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由于生产力低下，以及瘟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处于软弱地位，加之他们对生殖机制不理解，而敬奉女神，以此来缓解自然法则对人类生存的限制，求得氏族的繁荣与平安。

这种现象世代相传，代代加码，以至于逐渐将祖先神格化，而敬重顶礼成为女神。这些塑像多为孕妇或者高产妇女的形象，既表现了女性崇拜，也是早期母系氏族社会的真实反映。

除了把孕妇陶俑和祈求生育、祖先崇拜联系起来，还有学者认为孕妇陶俑与土地神崇拜有关。与红山文化女神像同类的雕塑在国外早有发现，尤其是在旧石器遗址中，她们作为丰产巫术的工具而存在，而她们之所以能使丰产巫术得到实现，首先就是因为塑造她们的目的主要是与土地的接触为主的。她们的腿被省略了，这种简化很明显具有某种特殊功用，就是便于这些雕像和地面接触，可以直接把她们插入土中。这样，雕像主与看似与之没有任何联系的土地发生了关系。这种接触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这套丰产巫术仪式中，女性雕像要通过与土地的联系，感染其不断结出丰盛果实的能力，从而获得生殖能力；同时人又通过与雕像的接触而使自己获得生殖能力。

在红山文化遗址的女神庙前发现了灰坑，里面有经过加工的动物骨头，显然不是普通垃圾坑，而体现了一种祭祀方式。这种祭祀方式与古人祭祀土地神的方式一样，古人对土地神的祭祀是直接把祭品埋入土中。祭祀女神的几个灰坑应该就是红山文化先民以女神为表征的祭祀土地神的活动的遗迹。土地神在当时被认为是万物的创造者，又是祖先物，万物由它所出，而农产品是红山先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对大地母神的崇敬必然是他们的精神选择。还有的学者认为塑造孕妇陶俑与母系社会母权制有关，妇女在氏族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从而塑造女性陶俑就不足为奇了，体现了妇女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

有一种说法是，红山先民塑造孕妇陶俑本身没蕴含什么观念，只是朴素审美情趣的客观反映。妇女在怀孕期间，面对即将迎来的新生命，内心有一种自豪感和极大的幸福感，身心处于愉悦状态，母性表露无疑，因此看上去比平时更富有感染力。红山先民在朴素的审美观念支配下，以灵巧的双手雕塑了沉浸于孕期幸福生活的妇女，可能就是一种客观的记录，并没有我们后人所猜想的种种复杂内涵。

这种说法简单了。红山文化距今数千年了，那时文字还没有产生，人们没办法用文字表达想法，只能用泥塑形体表现内心涌动着的愿望。红山文化孕妇陶俑的显著特征是什么？是没有头颅和小腿以至脚丫。不能不说没有想法了，是力求表达什么。表达什么？

红山文化背后的原始宗教中，在意的只是那个怀着孩子的肚子，别的东西无所谓，头颅和脚丫都可省略，其实，泥塑中加个脑袋瓜或加个脚丫不难，多捏几下就出来了。因此可以理解为作者有意省略，省略的目的在于突出那个怀有新生命的肚子。

红山文化分布在西辽河流域，可能稍稍晚于中原仰韶文化，与仰韶文化相交汇，产生多元文化，形成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常见，花纹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

当红山文化流行对孕妇肚子膜拜时，中原以至大西南流行的是葫芦崇拜。葫芦是植物，特征是多籽，由于葫芦具有多籽、中空特征，容易使人产生生育联想。由于这样的原因，古人便在葫芦这个物像中寄寓了关于人类起源或氏族繁荣的信仰。

在伏羲、女娲的神话故事中，人类生命的种子是通过葫芦保存下来的。在西南地区洪水神话中，洪水泛滥的原因大多是人类得罪了天神或雷神。洪水之前必有大旱，洪水之后只剩兄妹二人，他们成婚繁衍人类。在洪水中，避水的工具大多数为葫芦。葫芦作为一种避水工具，成为许多民族的图腾。瑶族神话《伏羲与女娲》中说，道人张天师得罪了雷公，雷公发大水淹没人类，伏羲与女娲躲进葫芦才得以活下来。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可以认为伏羲、女娲就是葫芦的化身。

衍生人类与拯救人类的葫芦神话传说是中国神话中影响最为深远、涉及民族最多、文化积淀历史最长、流布面积最广的一个。究其原因，要从人类繁衍的生命意识中考察：其一，葫芦的外形与女人喂婴时膨胀的乳房相似；其二，葫芦外形与女人的生殖器（外阴）相似；其三，葫芦外形与快要临盆分娩的孕妇体型相似；其四，葫芦多籽，易于繁殖，枝蔓铺地或攀援，在所有可食植物中伸展得最长。

在原始先民的思维中，葫芦象征着子嗣繁衍昌盛，继世绵长于千秋万世。葫芦神话传说是图腾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洪水神话的流布几乎是全球性的，它隐约、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童年的痛苦记忆。葫芦神话即有母系制社会的掠影（无父），又有氏族社会族内婚制的痕迹。

葫芦崇拜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至今流布于西南和陕西地区，彝、苗、水、仡佬等族，仍有将葫芦绘成龙头或木瓢，挂于门楣以震慑鬼蜮的傩俗。贵州的苗、布依等族，流行祭瓢神傩俗。瓢神是用木镂刻成的长柄虎神面具。姑娘们经常祭祀它，以预测自己的婚姻和未来命运，并祈求庇护。陕西农民在社火活动中，用木刻绘成长柄面具，称为马勺面具，以此装扮各种神灵和历史人物、传说人物。一向严肃、神秘的葫芦崇拜，现已逐渐融入了游艺、娱乐等民俗活动之中。

如果说人类的胚胎是人类起源的人种，孕妇就是孕育人种，延续人类的温床。这就是中国远古孕妇崇拜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在中国大地上各民族中间广为流传的葫芦造人传说的源泉。

葫芦是在世界各地有古老历史的植物，和远古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罗桂环在《葫芦考略》一文指出：“在中国黄河流域，河南新郑裴李岗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遗址中，曾出土远古葫芦皮。在长江流域，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曾发现过小葫芦的种子。另外，湖北江陵阴湘城的大溪文化的文化遗址，以及长江下游的罗家角、崧泽、水田畈等新石器遗址里也发现过葫芦。这种事实表明，我们的先人很可能当时就用葫芦制作器物。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有用作器物的老葫芦皮方可能长久保存，而食用的嫩果是不可能留存至今的。”

与葫芦生存的历史相伴的是，民间保留并流传着大量的“葫芦造人传说”和“葫芦挽救人类说”。简单地说，前者就是说葫芦中的种子便是人种，这些种子在葫芦的腹中长大并成为男人和女人。而后者则是说在大洪水到来之前，兄妹俩钻进葫芦保全了性命，洪水退却以后，兄妹成婚延续了人类。总之，无论在中国的远古还是在延续至今的民间传说中，葫芦都是和人类的起源密切相关的。

近人对伏羲以至人类起源最权威考论是前辈学者闻一多。他在《伏羲考》中提出三点结论性意见：第一，伏羲、女娲为人首蛇身，是荒古时代图腾的遗迹。伏羲氏族是蛇部落或龙部落，从伏羲、女娲人首蛇身（或龙身）外表形象的神话看，不但是褒之二龙及散见于古籍中的蛟龙、腾蛇、两头蛇等传说的共同来源，同时也是那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和他们的化身——延维或委蛇的来源。第二，伏羲、女娲是葫芦的化身，或仿民间故事的术语说是对葫芦精。他主要用民间传说与民俗实例证明观点，并概括说：“至于为什么以始祖为葫芦的化身，我想是因为瓜类多籽，是子孙繁殖的最妙象征，故取以相比拟。”第三，伏羲、女娲是兄妹关系，在特殊情况下结为夫妻，使人类不断滋生繁衍。

闻一多从传世文献中搜集了大量的龙蛇记载，加上当时已发现的汉代画像砖石，证明伏羲为龙图腾。他采集了近50则西南少数民族关于伏羲、女娲在洪水过后，兄妹婚配再造人类的故事和民俗数据，并加以语音训诂，力图说明，伏羲是南方苗蛮各族的祖先神。此文在以后半个多世纪中被广泛征引已为不易之论。

闻―多在《伏羲考》中说，伏羲氏本名可能是“匏析氏”。陶器发明前，先民寻找合适取水用具，可能尝试用各种瓜皮取水，一代又一代尝试过程中，认识到葫芦最适合用做取水用具，逐渐形成制瓢技术。这就是“匏析成瓢”。伏羲氏本名另一个可能是“匏系氏”，就是把葫芦系在腰间增强浮力以便涉水渡河的意思。《鹖冠子·学问》称：“中河失船，一壶千金。”后人注释说：“壶，瓠也。佩之可以济涉，南人谓之腰舟。”闻一多指出，盘瓠、伏羲乃一声之转“明系出于同源”。

闻一多从古代音韵学角度论证葫芦的古代发声就是伏羲和女娲，因为女娲、伏羲是远古史传说中第一对夫妻（或兄妹），所以就是中国人的始祖，故而葫芦（在有些民族的民间传说中为南瓜或鼓）就是中国人的始祖。他还从女娲、伏羲和葫芦的关系上探讨：“女娲本是葫芦的化身，故相传女娲作笙。”笙起源很早，是中国最古老的簧管乐器。

有必要提及，许宏认为闻一多的论证非常牵强。一、即使伏羲、女娲在古代的发音就是葫芦，那么与作为植物的葫芦有什么关系？二、即使女娲用葫芦创造了乐器笙簧，葫芦和女娲造人有什么关系？三、伏羲以木德王是五行说和皇权结合的汉代才有的理论，和葫芦、和中国人的起源又有什么关系？远古人类的起源说一定是早于五行学说的。

有的神话传说中是这么说的：河边和山坡上，到处都生长着葫芦，这东西长着长长的蔓，不怕草多，可以在任何土地上生长。嫩葫芦十分味美，缺点是不耐贮藏，成熟以后硬化，不能吃，只是当作渡河工具。老首领想啊想啊，一下子想到了葫芦。如果住地的山崖陡坡都长出葫芦来，一定是很好的食物。他想仔细了，以防止像上一次种植那样失败。他带领人到长葫芦多的河谷去采集葫芦籽，第二年夏天，开始长出鲜嫩的葫芦来。因为种得多，从夏吃到秋，葫芦成熟了采收回来，不管随便放到什么地方，三年也不腐烂。年复一年，葫芦籽越收越多，葫芦真是个好东西。暖期来了，繁茂的植被复苏，食物日渐丰富。不知过了多少个年月，也不知哪支始族开始对葫芦的拜祭，叫伏羲。在伏羲时代，大到山水，小到花草、石块、小动物，千种百种的自然物受到拜祭。拜祭伏羲实在不算什么，只是因为葫芦食物使得始族人度过了饥饿的岁月，受到长期拜祭。后来，伏羲便成了族的标志，凡是拜祭伏羲的，便是始族，凡是不拜祭伏羲的就不是一个始族。

由于长期拜祭，伏羲被赋予更多意义，有人甚至将伏羲当作伏羲女神，有人将伏羲当作首领神，有人将伏羲当作生育神，有人将伏羲当作山神、水神。始族巫在主持一位女首领的葬礼仪式上唱道：“我们的首领啊，你没有死。我们的祖伏羲将派你到洛水去主持祭祀，我们的祖伏羲将赠送你一个名字叫做宓妃。”。于是，伏羲多了一个叫做宓妃的女儿。再后来，宣讲巫在伏羲的祭祀辞里增加了一段情节，说，伏羲有个女儿叫宓妃，宓妃溺死在水中，做了洛神。

葫芦，有的地方叫庖瓜，所以伏羲又叫庖羲。学者尊称伏羲为伏羲氏。在古汉语中，氏是高位尊称。氏，帝，王，代表了不同时代的被崇拜者。崇拜伏羲的人们有自然崇拜，拜山，拜水，拜石头，甚至对龟，蛇，飞鸟都企图以崇拜方式讨好，他们实现了对祖先的崇拜，达到了氏崇拜。伏羲崇拜就是这样地走进了仰韶人的意识中。

在原始神话中，创世前的混沌体被形象地表述为葫芦。从混沌到世界的创生过程被形象地叙述为葫芦从中央剖开，亦即所谓天地剖判阴阳分离。《诗经·绵》中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句，这是古文献所见把人之由来追溯到葫芦瓜的最早一例。

对瓞的解释是小瓜。瓜瓞绵绵的涵义为瓜始生时常小，但其蔓不绝，会逐渐长大，绵延滋生。传统的《绵绵瓜瓞》图式有两类，一类是瓜连藤蔓枝叶，另一类还加上蝴蝶图案，取蝶与瓞同音。瓜，古时写作壶，古代中国人认为，人的经历蕴含在“壶”中，“破壶”（人从瓜出）、“悬壶”（医药济民）、“壶天”（魂归壶天）。

联系到内蒙古狼山大坝沟岩画太阳孕妇图，联系到遍及黄河两岸的女娲遗迹，联系到流传在中国整个中、东部的各种各样的女娲传说，足以证实，远古中国存在着对女性生殖的崇拜，而这种崇拜的偶像正是孕妇，她们的杰出代表人物就是女娲。女娲是远古社会强大生殖力的象征符号，而葫芦只是孕妇的一个隐喻。据学者杨利慧研究女娲在民间几千年的流传中，由于粘连与复合、地方化、世俗化和宗教化，已经成为一个女神，正如红山的孕妇陶俑被称之东方女神一样。

人们崇拜孕妇，是因为所有人都是从孕妇肚子里出生的。孕妇是生殖的标志，而孕妇的葫芦形身材正是葫芦成为隐喻的原因。葫芦的外表曾经是远古最美的形状。《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意味着在远古时期，人们的一种生育观：孕妇的肠子变成了人。这是把孕妇分娩时的胎盘误认为孕妇的肠子，因为当时的人们有目共睹，人确实是孕妇的肠子（胎盘）变成的。而在“娲之肠化为神”之前，女娲就是个孕妇。因为女娲的生殖能力特别强，使得女娲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

人们崇拜孕妇，还因为孕妇的神秘感。在远古人类还没有意识到男性在生育繁衍中所起的作用之前，女人是“无性繁殖”的。她们突然肚子大了起来，一段时间以后，会生下一个肉球，取出这个肉球中的孩子，其余部分（胎盘）就是这个女人的肠子。女娲就是这样一连串地生下了10个孩子，所以名噪远古史。

《世本·作篇》有几个字是“女娲作笙。”专家据此大胆解读，这里的“笙”字，其实就是生育的“生”。许宏这样认为：《世本》的整理者在民间采风时，将“女娲作生”，自作聪明地理解成为“女娲作笙”了。其实，女娲在远古是生育神和媒神，周代王室的已婚女子每年都要向这为媒神祈祷，求她赐给子女以延续皇家血脉。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先秦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能够证明闻一多关于女娲是用葫芦作笙的，女娲和葫芦毫无关系。唯一的联系就是女娲作为孕妇也曾经有过的葫芦形身材。至于伏羲，则纯粹是男权社会以后强加给女娲的一个“领导者”，目的是树立男性的历史主导地位。

远古初民对女性生育的认识从无到有，由表及里，逐渐深入。从女性怀孕分娩，到认识到交媾可能起了作用，到认清只有一次交媾“有效”，从而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个认识过程贯穿于母系社会。男人们认识到“这个孩子是我的”是中国远古史上私有制的革命性里程碑。这点和“这个饭碗是我的”“这支梭镖是我的”有着本质不同。

对孕妇的崇拜应产生于母系社会，产生于女性怀孕生子的神秘。它终结于父系社会，终结于私有制对女人和子女的私人占有。至少在女娲影响所及的一带，人类对怀孕分娩的认识有了一个突破。

连载(六十三)：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24节

2020年4月 16 第  258  —26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