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五 十五 )：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21节

                   2019年12月   18   日  第 219 —   226    页

这些地域是古老的农业种植区，较早的农作区在距今七八千年便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众若星辰的原始文化遗存中，出土的数量可观的农业生产工具、粮食加工工具以及炭化的谷物和稻田遗迹，便是中国悠久的农业历史和农业文化的见证。

在原始宗教体系中，大阳神崇拜属于自然崇拜范畴，是古老而又普遍的崇拜形式。先民怀着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之情，将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生灵作为精神寄托和崇拜对象，并作为纹饰记载在创造的器物上。太阳崇拜与乌灵崇拜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两大崇拜，而且太阳崇拜几乎跟乌灵崇拜融为一体。陕西华县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鸟纹彩陶中，有一个形象为日与乌组合的纹饰颇为引人注目，与部分神话故事中的情节相吻合。这一纹样是太阳崇拜的一种表现。

仰韶彩陶上，太阳图像是常见题材，日轮通常添加放射状线条，象征太阳放射光芒。以太阳纹为母题的彩陶中，郑州大河村出土的彩陶最具代表性，不但反映日晕、日拜等天文现象，而且有的彩陶钵沿器腹一周绘12个光芒四射的太阳。有类太阳纹表现抽象，几何图案化趋势明显，如不细加分析，往往归入花瓣纹或星纹类。其实，八角星纹饰不但相当古老，而且还包含着原始宗教内蕴，并和日神崇拜神话相联系。

人类社会进入农耕经济后，对太阳的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从事狩猎和游牧业部落难以相比。太阳运行影响着四时节气的交替，而炎寒变化直接关系着农作物的生长，久雨可致涝，久晴则旱，对农作物生长不利。远古时确定季节有多种方法，如物候观察法，根据候鸟迁徒或冬眠动物的入蛰、出蛰确定季节的寒暑变化，也可根据植物萌芽、开花、结果、落叶及草的青黄枯荣确定季节。

还有观察天象，根据北斗、大火等星宿移动位置确定季节；有的根据月亮盈亏圆缺周期计算日期。常用方法是观察太阳出没时移动的位置以及日影的长短来定季节。如《史记·五帝本纪》谓黄帝善于“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时播百谷草木”，便是指古老的记日法而言，根据每天的日出累计日子，编制历法，然后按照节气播种农作物。

在大汶口彩陶上，八角形纹饰多次出现。江苏郑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器腹一周用白彩绘多个八角形图纹。大汶口遗址出土的一件彩陶豆上，沿器腹一周用白彩绘有八角形图纹，布局与纹样形状与大墩子彩陶盆毫无二致。两件器物的口沿部位，有规律地分布着几组象征太阳光芒的放封状线条。八角形纹样表现的不是花瓣，不是星象，更不是信手涂绘。相同纹饰发现于不同地区的原始文化遗存，说明这种图纹已规范化，表现的是与农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太阳。

十字形符号（有学者倾向是卐的亚形态或者形态）也在仰韶彩陶上用的较多，典型的数湖南安乡大溪遗址出土的印纹白陶盘和山东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彩陶豆。大溪文化白陶盘的八角纹模印在陶盘底部，呈十字型，十字的四端，直线凹进为倒三角形，即每一端有两角外展，四端则有八角，中央再重复一十字。大汶口文化彩陶豆上的八角纹，为白色涂绘，中间留空，空为方形，四端八角以单独纹样环绕豆腹。

八角形纹饰对于原始先民有重要意义。它的分布范围与新石器时代玉器较发达地区有部分吻合。有专家认为是远古的九宫图：十字纹指向东、南、西、北，中间为中宫，四个隐性的角为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即一幅完整的盖天图。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缺乏合理解释。

史前，人们确定方向主要依靠观测太阳。日出为东，日落为西；二者中央，面阳为南，负阴为北。故方向确定，先有东西南北，而后才有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季节确定，先有春、夏、秋、冬四时，而后有八节；卦象确定，先有四象，而后有八卦。这些均起源于对太阳的观测。战国后堪典、占星术士所用的式盘，上面标有四维八干，若推论起源，也不能完全否定与远古观日测日的联系。

新石器时代，无论创世神话、农业神话还是日月神话，金乌负日是流行题材之一。每天日出日落，周而复始，这个神秘的发光体为何会在空中移动?人们联想到翱翔的鸟，认为是鸟驮着太阳飞行，无论鹰、乌鸦还是燕子，一旦和太阳相联系，便成为被意念化的太阳鸟。

日鸟合一观念在不少原始部落存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制品上刻有双鸟朝阳图像。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陶背壶绘有神鸟负日图像。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彩陶上，形象看是燕子，驮着太阳。这些图像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而是与古老的太阳神话一脉相承。

鸟是先民绘制在彩陶上的另一主题。当考古学家终于从这件图案整齐、抽象的彩陶纹饰中解读出鸟的形象时，还是感到诧异。已看不到图案中鸟的双足和眼睛，腾空的姿态，舒展的双翅又那样传神。考古学家就彩陶纹饰从写实到抽象的演变过程作了各种推测。

就鸟纹的演变来说，如果将简单朴实又形象鲜明的写实鸟纹与抽象的鸟纹归类对比，分别从侧面鸟纹和正面鸟纹解读纹饰演变的规律，不难看出，原始先民抓住了鸟类飞翔姿态中的关键特征点，再以点、弧线或斜线巧妙组合，便提炼出了高度抽象的变形鸟纹。

然而，变形鸟纹已不再能辨认出本来形象，先民为什么要在变体鸟纹上不断发挥着想象力？飞鸟形象是否还有寓意？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人们进一步证明，以鸟为太阳形象的象征，早已存在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中。早期较为写实的纹饰中，常在展翅而飞的鸟纹上绘有太阳纹，就像鸟正在背负着太阳而行。随着变体鸟纹发展，渐渐出现鸟翅形纹与太阳纹相复合的花纹样式。

为什么初民会把太阳和鸟连成一气呢？不妨尝试着从先民的角度视察一下身边的环境。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了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但是，早先还没有总结出历法节气等有助于掌握农耕时令的规律。每天的日出日落以及寒暑交替、季节变化给了他们很多启发。而侯鸟的飞翔迁徙能准确反应出时令变化，这对从事农耕的远古先民来说，无疑是农事活动的重要信号。这就很自然地使我们的祖先将鸟的活动规律和太阳联系在了一起。如此看来，彩陶纹饰中的鸟纹与太阳纹已不仅仅是单纯地为了装饰和美观，而是具备了一定的象征意义。

有必要说说“象生”这个字眼儿。象生瓷指仿制生物形态的瓷器或貌似生物形态瓷器， 2006年考古人员在浙江上虞尼姑婆山窑址发现一批三国两晋时期的虎头罐、鸡头罐、牛头罐、马头罐、鹿头罐等，瓷罐上的各种动物头首的形态逼真，活灵活现，专家称前所未见。

象生瓷显然源之于仰韶文化彩陶中的象生类纹饰。仰韶文化彩陶中的象生类纹饰有鸟纹、蛙纹，还有鱼纹、眼目纹、人形纹等。将遗址中出土以前不明确其彩陶图案的彩陶残片上的局部纹饰，与各种完整鱼纹图案对比，确认许多彩陶残片属于鱼纹彩陶残片。如湖北郧县大寺遗址与枣阳雕龙碑遗址出土的一些彩陶残片属鱼纹彩陶残片。

半坡彩陶发现于西安半坡，距今7000年，半坡彩陶早期纹饰多为散点式构图，在器型上，装饰往往只占据器面的一小部分，纹样一般是自然形态的再现。半坡纹饰形象可爱，表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稚气和与自然的亲切关系。仔细体味，有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可以说是半坡人原始生活的记录。纹饰形象主要描绘了当时人们接触的动物，有奔跑的鹿、鱼纹、人面纹、蛙纹、鸟纹、猪纹以及由以上纹样两种或三种组合的纹样，也有一些单纯的纹样如折线纹、三角纹、网纹等。

庙底沟彩陶主要有盆、碗、罐等，早期和中期有葫芦形瓶。庙底沟彩陶比半坡成熟得多，点、线、面搭配得当，空间疏朗明快。曲面之间穿插活泼的点和线，使纹样节奏鲜明，韵律感很强。庙底沟彩陶图案主要是鸟纹系统和花瓣、花卉纹，半坡文化彩陶图案以鱼纹系统为主。王仁湘提出，庙底沟文化彩陶图案有个鱼纹系统，源自半坡文化鱼纹，并提出鱼纹的拆分与重组是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彩陶演变的一条主线。

郑州市大河村遗址面积40万平方米，是包含仰韶、龙山和夏商4种不同时期考古文化的大型古代聚落遗址，自1964年发现以来，已经过13次开掘，遗址中部房基相迭、窖穴密集，文化层堆积厚，四周边沿文化层堆积厚度4米左右。先民在此延续长达3300多年。

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存出土的彩陶纹饰主要有几何形图案、天文图案花纹、植物花纹和动物花纹。联腹壶为大河村遗存中的标志性器物，还出土具有特殊意义的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和彗星纹等彩陶，证明初民为生存需要，观察太阳、月亮和其他星体的运行、变化现象，用生动形象的原始手法描绘在日常使用的陶器上。

彩陶画面运用直线、曲线、折线、三角和圆点等基本元素符号，将主体花纹画在中心部位，辅助纹饰组成图案带，达到严谨而不呆板，多变而协调的艺术效果。在表现手法上，往往把彩绘图案画在器物不易磨损的显著部位，做到美观与使用的统一。同时，针对不同形状和用途的陶器，采用不同的构图方法描绘不同的内容，达到装饰图案与器物的造型及用途的统一，进一步增强装饰效果。在画法上，主要用黑、棕、红三色颜料，对画面熟练地运用疏密、简繁、间隔、虚实、大小等趋于完美的对比手法，达到结构严谨、题材协调、主次分明。格调中既折射出淳朴，又不失庄重大方，同时还表现出了某些生动活泼的风格。

“西阴纹”是李济在在西阴村发掘后提出的彩陶图案名称，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有特色图案。王仁湘认为，“西阴纹”的源头可能是半坡鱼纹头部内的一种图案的演化结果，断清了数十年的一个积案。

鱼纹图案为鱼的形态，脊鳍与腹鳍各一个或两个，常饰于盘内，反映器物装饰和器物的造型密切结合。典型鱼纹分布以关中为中心，西及渭河上游与西汉水，东至河南西部，南到陕南与鄂西北，北达河套一带。在这个范围内的晋中南地区和关中至河套的中介地带，目前不见典型鱼纹，但应属于典型鱼纹分布范围。简体鱼纹的分布范围，除河套一带外，与典型鱼纹的分布范围基本重合，但晋中南地区有较多的发现。

上世纪50年代，半坡遗址出土人面鱼纹彩陶盆，通高16.5厘米，口径39.5厘米，基调呈红色，由细泥红陶制成，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为圆形，额头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呈黑色半弧形，可能是当时的纹面习俗。人物眼睛细长，鼻梁挺直，神态安详，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配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人像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髻，配以鱼鳍形的装饰。此盆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仰韶时代流行一种瓮棺葬习俗，把夭折儿童置于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埋在房屋附近。这件陶盆上画有人面，人面两侧各有一条小鱼附于耳部。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人与鱼题材，可能与古代半坡人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人头上奇特的装饰，大概是在进行某种宗教活动时的化妆形象。而稍作变形的鱼纹很可能代表了鱼神的形象，表达出人们以鱼为图腾的崇拜主题。

有学者根据《山海经》中有巫师“珥两蛇”说法，以为人面鱼纹表现的是巫师珥两鱼，寓意为巫师请鱼附体，进入冥界，以为夭折的儿童招魂。在先秦典籍《诗经》和《易经》中，鱼有隐喻男女相合之义。以此推之，人面鱼纹也应有祈求生殖繁衍族丁兴旺的涵义。

学术界对于人面鱼纹的研究出现了近30种说法，主要有图腾说、神话说、祖先形象说、原始信仰说、面具说、摸鱼图像说、权力象征说、太阳崇拜说、原始历法说等等，还有的认为是水草鱼虫或婴儿出生图，甚至还有外星人形象说。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半坡人和鱼的密切关系和特殊感情，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图腾。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生活方式与渔猎密不可分，他们喜爱鱼崇拜鱼，认为其氏族起源于鱼，故把鱼奉做自己氏族的图腾祖先加以崇拜。人与鱼组合画在一起，代表着人与鱼是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能力互渗。

古籍记有人鱼互变神话，《山海经》说颛顼死后复苏化身为鱼，变形鱼纹很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也就是鱼神。有人以《诗经》《易经》中鱼有隐喻男女相合之义推之，人面鱼纹也应有祈求生殖繁衍族丁兴旺的含义。今天的人无法知道它的真实含义，但仍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和美的感受，使人产生对悠久历史之谜的探究渴望。

人面鱼纹彩陶盘距今7000年，是彩陶文化中特点突出、影响较大的类型，几乎成为仰韶文化的标志性对象。有的工艺品商店里卖仰韶陶器的复制品，主要卖的就是人面鱼纹彩陶盘的复制品。

鱼纹大多绘制在盆形器外壁的中上腹部，个别使用在环底钵、瓶形器及器盖上。盆形器上的鱼纹图案均规整有序，颇为固定，器物一周一般绘有两条鱼，头尾相接，头右尾左，有时两条鱼纹之间的空白处填充一条小鱼或其他花纹，既弥补了绘制过程产生的缺陷，又使整体图案显得更加匀称而生动。其他器物上如王家阴洼的瓶形器、高寺头的器盖上偶见的鱼纹，虽然数量很少，却极富魅力。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鱼纹彩陶，鱼纹资料构成了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序列。根据所处的地层以及上下迭压的关系，大体掌握了鱼纹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规律甚至可以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分期断代的标尺。

大地湾鱼纹均为鱼的侧视图，惟独胸鳍的画法例外。胸鳍本在身体两侧，从侧面只能观察到一侧胸鳍，大地湾先民却改为上下对称的一对胸鳍；无论鱼纹如何变化，尾鳍画法始终不弯。从鱼鳍画法分析显而易见，仰韶先民只能描绘他们日常熟悉的鱼类形象。根据器形和纹饰的不同特点，有关专家将大地湾鱼纹划分为5个发展阶段：

早先有浓厚写实风格，鱼纹形象生动，尤其是椭圆形眼睛及位于眼眶偏上部的眼珠，活灵活现。稍后，鱼头变长且图案化，复杂多变的画法使得细部令人费解。再往后，鱼头变得极为简单而抽象，仅由上下相对的两条弧形纹组成，扁且长。龟鳍由斜三角纹变为直三角纹，更为规整。再再往后，鱼纹整体简化为稳定图案，胸、腹、臀鳍三者合一，与拉长的背鳍上下相对，尾鳍前部出现隔断线。鱼的上下两部分完全对称，线条变得流畅柔美。此后，鱼纹更就更为简化了，头部用一个圆点表示，鱼身简化为四条弧线，上、下鱼鳍略去不画，仅保留较为夸张、舒展的尾鳍。自仰韶中期以后，鱼纹逐渐消失。

为说明这点，不妨看看半坡彩陶。半坡出土的彩陶有尖底瓶、葫芦、长颈瓶，还有盆类、罐类，与今天盆罐相似。半坡彩陶早期纹饰，多为散点式构图，在一件器型上，装饰往往只占据器面的一小部分，纹样一般是自然形态的再现。半坡纹饰的形象可爱，表现了人类童年的天真稚气和与自然的亲切关系。仔细体味，有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可以说是生活记录。

从这个演变过程来看，“鹳鱼石斧图”是早期的东西，后来就没有这种写实作品了，流变为抽象的鱼纹之类。“鹳鱼石斧图”出自史前墓葬，人面鱼纹彩陶盘也是从史前墓葬中出土的。这就表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为生动的仰韶彩陶，实际上是原始宗教中的祭品。

鱼纹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来由，鱼随季节、水温、昼夜变化或沉或浮出水面，随之出现了阴阳鱼形象。仰韶彩陶除了具有大量形式各异的鸟纹和鱼纹之外，还有不少鸟纹和鱼纹同时出现的图案。如果见到鸟嘴中叼着鱼，恐怕并不稀奇，有些鸟类本来就是吃鱼为生的，先民大概只是把他们观察到的自然现象描绘到彩陶上而已。

出现这样的纹饰的确让人感到匪夷所思，难道这是祖先某种想象力在彩陶上的发挥吗？考古发现，鸟纹及变体鸟纹大多都绘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器上，而鱼纹则主要出现在半坡类型的彩陶器上。

有学者认为，庙底沟类型与半坡类型，在年代和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交叉关系，半坡村和庙底沟村很有可能是并存的氏族。假如鱼纹和鸟纹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部落标志的话，那么彩陶器上鱼鸟图案的关系就可能不仅是原始人对自然的描摹了。就算是鹳鸟衔鱼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场景，也因为同时绘有一个石斧，而使这件彩陶器变得非比寻常，寓意深奥。石斧的把手上绘有“X”状符号，显然不是一件实用生产工具，而是图腾象征物。学术界众说纷纭，猜测彩陶上所绘的图案，很可能是鹳鸟氏族和鱼氏族间的某种关系。

上古的人类文明基本以河流及流域为发源地。渭河支流较多，仅与秦岭有关的支流就有70多条。这些支流两侧的阶地上多有仰韶时期居址，渭河就像条大项链，维系着如珍珠般点缀着的仰韶村落。

姜寨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迄今发掘最彻底的遗址，面积为5万平方米。灰坑是远古人的垃圾坑，过去人类很多活动都需要挖洞穴，比如储存东西，或取土。随着时间流逝，坑逐渐被填平，其中常埋藏遗留品，如陶器残片等。这种坑的土质发灰，所以叫灰坑。挖出来的陶片经专家鉴定，被认为是庙底沟时期和半坡四期的产物。

杨官寨位于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东侧泾河左岸，南距泾河约一公里，面积80余万平方米。泾渭两河在遗址东汇合形成泾渭三角洲。这是个普通村落，多少年来，村民以耕地为生。几年前，西安市建设泾渭工业园，村里的5600百亩耕地全部被征用。

2004年5月，泾渭工业园实施南面路段延伸工程，几辆大型挖土机开动。随着挖土机的那个大铲子轰地一声铲下，再抬起来，人们看到在翻起的黄土中夹带着无数碎陶片，其中有的陶片上还有艳丽色彩。

得到消息的王炜林迅速赶到现场：“土不是一般的黄土，从地下翻出来的都是灰土，这意味着这个地方是个大灰坑。”王炜林最初判断这里可能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遗址，或许是另一个姜寨。

陕西考古研究院随即成立杨官寨考古队，发掘面积近两万平方米，发现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房址和窑址附近出土大量陶器，仅尖底瓶可复原的就达18件。此外还出土大量陶坯残片和一件可能是用来制作陶器的工具，也就是轮盘。这些成排的房子、陶窑及储藏陶器的窖穴等遗迹，可能是当时的作坊区。

可以拼凑出一幅场景：6000年前，生活在杨官寨的人们已有简单分工，有人以制陶为生，有人耕地，有人狩猎，通过交换达成彼此需要。最强壮或有最多生产资料的会成为首领。他们中间可能已经有了分工和阶层出现。维系他们关系的除了血缘，还有某种制度。

杨官寨出土的众多陶器中，有一件疑似“天狗吞月”的图案彩陶，还有个笑眯眯的人脸覆盆状陶器。这东西肯定不是实用器具，只能说是祭祀的，但是，祭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有一件大眼睛残片，如复原，应是个圆环，眼睛和鼻子互用。这块黑色陶片不大，只有半个手掌大小，上面有只完整的大眼睛，眼睛突出眼眶。眼睛的左下侧和右下侧，各有一只较为完整的鼻子。专家分析说，从陶片边缘可以看出，陶片另外几面的部分应该是对称的，该陶器可能有三只眼睛六个鼻子，很可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仪性器物，带有神秘色彩，可能与当时的某种文化相关。这是以前仰韶文化遗址中没有发现的器物。杨官寨遗址发掘丰富了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文化序列，随着遗址的发掘，人们得知在仰韶时代的彩陶中，娱神是重要内容。

仰韶时代的陶器没有釉。这点非常重要，造成的后果是：仰韶陶器即便有彩绘，由于没有施釉，也不大可能长时间地过火。也就是说，它们除了是蒸煮器皿外，施彩另有他用。在没有施釉的情况下，如果与火接触，施彩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仰韶彩陶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是生活用品，它们是服务于原始宗教的。

三、连载(五 十五 )：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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