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适于种植，进出不便，用今天的眼光审视仰韶村，我疑惑的是，远古那会儿仰韶村村民没有户口本儿，也没有哪级政府限制人口搬迁，那时地广人稀，不存在“土地流转”问题。他们为什么不搬家呢？为什么非要到在崤山安家，而且村子偏偏建在台地上？

男人什么苦都能扛，不管在什么艰苦的地儿都能凑合着过，而在仰韶村里，早先当家的并不是男人。仰韶村是母系社会，女人说了算，女人比男人在意生活环境。只要哪位老奶奶级别的人物发个话，全村会卷起铺盖卷儿走人，向西走不多远，顶多一两天，就是洛阳一带，到那儿就见不到大山了，展眼望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比这地儿强多了。

为了这事，我问渑池县文化局长方丰章：“远古那时候，仰韶村的周围是不是分布着茂密的森林？”

方丰章摇了摇头：“仰韶村附近有茂密的森林？我看不一定。”

我说：“远古时，仰韶人既没有斧，也没有锯，石斧对稍微粗点的树就完全失效。可以肯定，那时没有人伐树，更没有人毁林开荒那些事。在这种情况下，崤山一带的林木自然茂密。我看过一个资料，远古时黄河流域有大象。既然有大象，这儿的植被应当很可观。”

方丰章说：“河南简称豫。豫字是什么？是‘我’牵着一头象。可以说，上古那会儿河南有象群。专家就这么看。西崤山一带上古应有象群。但即便大象出没，也不能说这儿的植被一定茂盛。看看电视片，非洲那些象群出没的地方，植被不一定好，可见象群对植被并不太挑剔。”

我说：“不说象群了，眼下这个位置，就在黄河附近，抬腿就到了黄河岸边，而且气候条件相当好，植被没有不好的道理。”

方丰章固执地说：“反正我对这儿的植被不看好。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久前渑池县农业技术人员化验了这一带的土质，结论是这里的土质不怎么样，即便上古时，也不会出现大兴安岭或西伯利亚那种茂密的大森林，长不出那种需要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当然，上古时的树木应该比现在多得多，但不会是那种遮天蔽日的原始大森林，也不会有太多大树。再说，这儿的人也不需要参天大树。”

我说：“上古没有国家概念，部族对居住点的选择范围很大，只要不侵犯到别的部族利益，爱在哪儿定居就在哪儿定居，只要不嫌远，就是北上俄罗斯或南下印支半岛也没人管。但部族选择地方定居，是慎之又慎的大事。定居地要有强烈的吸引人之处。既然如此，就仰韶村眼下的村址和周边环境，看不出什么‘区位优势’，不便利之处很多。上古的时候，这儿的人为什么不挪个地方呢？”

方丰章想了想，咧嘴笑了：“这个问题我就回答不上来了。”

我却不打算轻易放弃这个问题，企图琢磨出一点答案。

渑池县文化局副局长许建刚曾经领着我们到老寺沟村去过。老寺沟村在台地的下面（所在位置应该称为二级台地），寺沟新村在台地上面（应该叫一级台地），两地近在咫尺，新村在上面，旧村在下面。从居住环境而言，寺沟新村显然比老寺沟村好多了，开阔，敞亮，平平展展。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初仰韶人不把寺沟村建在台地上面，而要建在二级台地上？这个问题并非可有可无。

回北京后，我拿着仰韶村拍摄的照片琢磨，回忆着进入老寺沟村的那条路：从新寺沟村下来，往老寺沟村走，贴着二级台地边缘，只有条不太宽的路。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老寺沟村的房舍和窑洞前面只有几十米宽的活动空间，而后就是陡直的、深几十米的河岸……突然间，我觉得自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当年仰韶人之所以放弃一级台地的舒展空间，而把寺沟村建在憋囚的二级台地上，看来只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安全。对于缺乏防范手段的仰韶人而言，安全几乎高于一切。老寺沟村的身后是崖壁，前面是陡直的河岸，只有一条很狭窄的路可以进来。

从而可以大体揣摩出当初仰韶人建立村落的基本考虑了。他们不要求住在开阔的地方，只要安全，宁可住在二级台地。原因简单，必要时把那条路一封，就没有野兽可以进来了。从安全角度看，老寺沟村的确是好地方。这儿不仅有山有水，而且有山与水的屏障。并非偶然，这种基址条件几乎成了周边地区与仰韶文化村落的共同选择。

我看过一篇文章，是河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杨肇清和三门峡文物局副局长张怀银写的《仰韶文化的分布与典型的河南仰韶文化时期》，文中对仰韶文化村落选址有这样一段概括：“由于古代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森林茂密，加之河流两岸土地平坦肥沃，便于农耕、渔猎、采集以满足生活需要，所以仰韶文化时期的村落遗址多选择在河流沿岸的二级、三级台地上，或者两河交汇处的高地上。”

在这段话中，作者概括了仰韶文化村落的选址特点。看起来，仰韶文化群落选择村址，注重的是两个要素，一个要素是河流，另一个要素是台地。贴近河流，显然是为了用水方便，还可以捉鱼捉虾；而住在台地上，图的就是个安全。从这两条来看，仰韶村结合得比较好，恐怕这也就是这片聚集地长期没有被放弃的原因。

时至今日，凡是来仰韶村参观的游客们，只要有心，只要愿意，都可以在仰韶村外围转一圈，而后冷静地想想，大概都会得出这样的印象。由此，仰韶村人实在没必要向东迁到洛阳一带的大平原去。

在仰韶时代，居住在平地的人不少，由于没有住在台地上，四周没有山地或河流屏蔽，四面通透，不安全，于是就在居住地周围挖掘壕沟。例如，半坡人的村落周围就有一道600多米长的壕沟。临潼姜寨的村落遗址，有100多座房屋，分为5组围成一圈，四周有壕沟环绕。

既然仰韶村人把居住区域的安全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是防范什么呢？当然，主要防范的是歹人。依据常理判断，在仰韶时代，初民们绝对不清纯，所处环境也不可能是什么伊甸园。那时的人群，脱离兽性的日子不久，浑身散发着浓烈的蛮荒气息，或者说，人群中弥漫着无法无天的氛围。其实，无法无天这话放到那个时代也并不合适。那时的人们内心涌动着对“天”的恐惧，却没有“法”的踪影。仰韶村里外与现代人理解的法治社会相去十万八千里。那是一个大量涌现混账的年代，仰韶人必须时刻拿着棍棒和石块，对四野保持着警惕。

仰韶时代没有对偶婚，也就没有今天说的家庭，或者说只有大家庭，没有今天那种小家庭。每个人都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由于没有今天这种家庭，每个在山林间游荡的青年男人都没有家庭的羁绊，同时也没有道德的羁绊，压根儿没有经历过任何道德说教。或者说，在那个年代，大概有老年男人对年轻人的说教，但还没有何为“道德”的概念。人说起来是个高级动物，但是和普通动物相比，在DNA这一级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按照饮食习惯给人定位，人介乎于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之间，既吃素，也吃荤；另外，人既可以群居，也不乏单独行动者。

连载(四 十六)：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7节

2019年8月 5 日  第174— 17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