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四 十三)：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6节

2019年6月 24 日  第164— 168  页

大汶口文化的农业生产，以种植粟为主。居民饲养猪、狗等，也从事渔猎和采集。生产工具有石斧、铲、刀、镞，骨角制的锄、鱼镖、鱼钩和镞等。制陶业较发达，小型陶器开始用轮制法生产。陶器以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较多，也有环底器，主要有鼎、豆、觚形杯、壶、高柄杯和鬶等。石器、玉器、骨角牙器和进行镶嵌的手工业也很兴盛，出土的玉钺、花瓣纹象牙筒、透雕象牙梳等，制作精致。

仰韶文化发现后，文化渊源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随着裴李岗文化、老官台和磁山遗址相继发掘，研究者认定它们与仰韶文化存在渊源关系。比如，河南新郑裴李岗考古发掘出的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有碗、罐、壶、钵、鼎等，最具代表性的有三足鼎、双耳壶等，和仰韶文化明显不同。带有四足的石磨及带锯齿刃石镰，是中原仰韶文化中没有的。

发现多了，研究者就有了更多思考余地。仰韶文化的源头既有一源观，也有多源观。研究者多将仰韶文化分布区更早的遗存列为源头，认为仰韶起源于老官台、李家村、裴李岗和磁山文化。一源说指出，仰韶或源于老官台文化或源于裴李岗文化。20世纪80年代末，“分源”认识已成主流，认为不同地区的“仰韶”有着不同的来源。

可以这样说，中国农业革命最早发生于裴李岗，这儿的居民最早进入锄耕农业，与同时期的河北武安县的磁山文化和陕西华阴县的老官台文化相比，处于领先地位，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步文化。

仰韶文化半坡型上限，碳-14测年数据为距今6080年，裴李岗遗址碳-14测年数据为距今7885年。1979年在河南长葛石固遗址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存迭压在仰韶文化之下，1989年在洛阳南30多公里的伊川大莘一带，发现与裴李岗文化类似或更早的文化层和文物，证明裴李岗文化的时代更早一些。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空白，或者说，裴李岗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中国考古学界终于为仰韶文化找到了曾经哺育它的那个摇篮。

追溯仰韶大家庭的血脉嫡传，正宗还是庙底沟遗址和半坡遗址。仰韶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确立了两个文化类型，正是这两个文化类型体现了仰韶文化的主要内涵，学术界的研究有了新起点。

仰韶文化中期以庙底沟文化类型为代表，因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而得名，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当于黄帝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遗址中所出土器物特征与黄帝时代发明使用的器物等相一致。其分布中心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范围较大。陶器以深腹曲壁的碗、盆为主，还有灶、釜、甑、罐、瓮、钵及小口尖底瓶等，不见环底钵。彩陶数量较多，颜色黑多红少，全为外彩而无内彩，纹饰主要有花瓣纹、钩叶纹、涡纹、三角涡纹、条纹、网纹和圆点纹等，亦有动物纹饰。这些纹饰交互组成，并不均匀周整，也无一定规律。磨制石器以石铲较多，骨器出土较少，种类也显得简单。

以晋、陕、豫交界地带为中心区域的庙底沟类型在所处时代（距今6000年至5300年）居于领先地位。庙底沟类型彩陶蓬勃扩张，分布范围北过长城，东临大海，南越长江，西至甘青，成为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繁盛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但长期以来，因为缺乏考古学证据，对于庙底沟类型的社会结构一直没有明确认识。

庙底沟文化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却非常大，尤其是富有特点的彩陶传播，向四方播散，对文化差异明显的南方两湖地区影响非常强烈。这种影响一直越过长江，最远到达洞庭湖以南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不仅只是纹饰题材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包含在这些纹饰中的象征意义的认同。由彩陶向两湖地区的传播，可以看出南北文化的趋同态势，这种文化趋同是后来一统文明建立的重要基础。

庙底沟文化的影响越过大江，到达江南。长江南岸的一些遗址曾经出土过有明显庙底沟文化风格的彩陶，如枝江关庙山遗址的花瓣纹彩陶豆，器形虽不是庙底沟文化惯常见到的那种深腹盆，而是高柄的豆，说明这种彩陶是在当地制作的。还有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旋纹彩陶罐，无论器形与纹饰都是庙底沟文化的风格。安徽肥西古埂遗址虽然地处江北，出土的花瓣纹彩陶片也带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色彩。这些发现虽然较为零散，但足以证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扩散力度是非常强劲的。

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仰韶文化遗址陆续被发掘出。渑池地处豫西丘陵山区，是仰韶文化的发祥地，境内有古文化遗址57处，古文物遗址26处,全国仰韶文化遗址多达5000多处，距今7000年到5000年，考古学上把这两千年通称仰韶文化时期。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早期类型，庙底沟遗址代表着仰韶文化中晚期类型。有学者明确主张，半坡类型对应炎帝时代、庙底沟类型对应黄帝时代。

已挖掘的5000多处仰韶遗址，绝大部分是庙底沟类型，说明在仰韶庙底沟文化时期出现了一次大规模文化扩张。通过一系列考古挖掘，庙底沟文化传播的方向渐渐地清晰起来。经碳-14测定，证明安特生发现的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变种和发展。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到青海、甘肃后，逐步过渡到马家窑文化，马家窑彩陶在庙底沟彩陶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加绚丽多彩。

在汉代的丝绸之路形成之前，连接西北与中原的文化通道已然形成。这个通道发挥的作用，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时代，只不过不是像安特生所说的由西向东，而恰恰是由中原向西北地区延伸。在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自然成了过眼烟云。

有一个现象让考古家着迷，那就是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周边，先祖们不约而同地迸发出旺盛的创造力。经过近一个世纪考古发掘，根据不同的文化面貌命名的考古文化已有数十种。让人奇怪的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时，这些文明都断裂了，有的甚至不知所终。

庙底沟文化强力扩张的过程，正是周围文明逐渐衰落并向中原汇聚的过程，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北部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这一广大的地区都发现过具有庙底沟文化风格的彩陶。

2002年，国家十五重点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目的是研究华夏文明孕育过程。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中国几大河流域的古文明大多改变了原有发展方向，向中原文明靠拢，说明仰韶文化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吸收周围诸文化的因素，又给周围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响，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

那么，庙底沟文化如此扩张的原因是什么呢？多元起源的文明火种，为什么在仰韶时代会汇聚于中原，成为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母体？学者们似乎困顿在这个问题面前了。

陆陆续续的新发现表明，至少在陕西和河南两大区域内，传统上认识的仰韶文化不只有一个来源。学术界为这些新发现高兴时，也有些不知所措。这种多源现象令研究者迷惑不解，为仰韶文化释源的研究成了当时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有研究者指出，从发展序列看，裴李岗和磁山两个文化早于仰韶文化，它们的某些因素又见于仰韶文化的早期遗存中，这为仰韶文化起源研究提供了新证。虽然如此，当时对仰韶文化同以裴李岗、磁山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之间究竟是直接承袭，还是交错存在而互有影响，并不是很清楚。

在一个时间段里，研究者被扑面而来的新发现闹得有些仓惶，不能明确豫、晋、陕一带仰韶文化的起源是怎样的。不久，研究者肯定了磁山、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属于仰韶文化的先驱，强调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的主要遗存，它继承的是早期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下接龙山文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表明中原文化基本上一脉相承。后来研究者又以“北首岭类型”为基础，提出大地湾文化命名，并且将它与裴李岗和磁山文化相提并论，都归入早期新石器文化范畴，不再作为仰韶文化看待，认为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代表着中原地区3种较早的遗存，与仰韶文化的早期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

学术界达成的共识是：在仰韶文化分布地域内陆续发现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直接脱胎于这3种早期新石器文化，是在这3种文化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老官台等3种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从事实上和理论上都解决了仰韶文化的渊源问题。

20世纪末，陆续发现陕西临潼零口、山西垣曲古城东关和枣园等遗址，介于老官台和仰韶文化间确立了一种新遗存。它的相对年代虽然容易确认，但有说它是半坡最近的源头，也有说它是庙底沟的源头。这样一来，庙底沟类型的讨论又成了新热点，这就重新提出了一个旧问题：庙底沟类型的形成如果与半坡类型没有任何关系，仰韶文化体系的讨论必须得推倒重来，那么它的来源问题岂不是也要从头论起？

连载(四 十三)：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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