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三 十九)：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5节

2019年5月  9  日  第153—155  页

庙底沟遗址的发现，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分期，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证明，中华民族的祖先从远古时代起经过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至商周。

庙底沟的房子是半地穴式，有保存火种与取暖用的圆形火塘。四周墙壁用木柱作骨架，外边敷草拌泥的墙壁。这里龙山文化的房子是半地下圆形，底部铺一层白灰作为居住面，墙壁也很光滑，是经火烧过呈灰白色的硬面，看来它可能是属于尖锥顶形的房屋。

陶器的制作基本上是泥条盘筑，也有用手捏制的。颜色主要是红色，比较典型的陶器有卷缘曲腹盆、曲腹钵、敛口瓮、夹砂罐、小口尖底瓶和陶灶等。彩陶纹饰主要有花瓣纹、豆夹纹、网纹、窄带纹等。

陶器典型器物主要有曲腹平底碗、敛口钵、小口尖底瓶、平底瓶、盆形灶、盆形瓶等。最常见平底器，其次是尖底器。多数饰黑彩，也有饰红色和黑红二色的。装饰有回旋勾连纹、垂弧纹、窄带纹、网格纹，还有少数三角纹、圆点纹等。仅发现一件陶鼎。这与渑池以东诸类遗址中多有陶鼎形成鲜明对比。与庙底沟遗址明显不同的是，这一地区常见直筒深腹陶缸，而不见泥质大口缸等。

蟾蜍为两栖动物，皮上有许多疙瘩，俗称癞蛤蟆，称蛙似乎无大错。蟾之为纹，是值得关注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庙底沟文化彩陶上见到的蟾蜍纹虽然没有一例是完整的，但大体可以复原出原来的构图。

严文明指出，蛙纹在半坡时期是绘在盆内，画法接近写实。“到庙底沟期，蛙纹一般画在盆的外壁，样子也还接近于写实。”由半坡期经庙底沟期再到马家窑期，蛙纹与鸟纹一样，“很清楚地存在着因袭相承、依次深化的脉络。开始是写实的，生动的，形象多样化的，后来都逐步走向图案化，格律化，规范化”。他研究了鸟纹与蛙纹的意义，认为“从半坡期、庙底沟期到马家窑期的鸟纹和蛙纹，以及从半山期、马厂期到齐家文化与四坝文化的拟蛙纹，半山期和马厂期的拟日纹，可能都是太阳神和月亮神的崇拜在彩陶花纹上的体现。这一对彩陶纹饰的母题之所以能够延续如此之久，本身就说明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传统观念相联系的。”像这样来完整理解彩陶的意义，将彩陶放在大文化背景中来观察，应当是非常有见地的。

蟾在古代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它的文化性非常明确。在《淮南子》中记有这样的神话，后羿到西王母那里求来了长生不死之药，嫦娥吃了逃到月亮里去了，变作一只蟾蜍，成为月精。嫦娥奔月化为蟾蜍的神话，最早见于《楚辞·天问》，所谓“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为何，而顾菟在腹？”闻一多在《天问释天》解“顾菟”为“蟾蜍”。在汉代画像石上，我们可以看到月中的蟾蜍图像。蟾蜍为神话中的月神，对于汉代人而言，蟾蜍仍然被看作是月亮的象征。

庙底沟文化遗址与仰韶文化形式由于时代、地域或部族的不同，有其独特的内容，因首先在庙底沟发现，所以称庙底沟类型文化。碳化测定为公元前3910年，上下浮动125年。

安志敏是山东烟台人，早年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副所长，《考古》杂志主编。当年夏鼐任黄河水库考古队队长，安志敏担任副队长，具体负责发掘事宜。至于为什么要在庙底沟做大动作，安志敏有句提纲挈领的话：庙底沟的仰韶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庙底沟文化彩陶对西北的影响明显，是明确的文化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彩陶器形与纹饰没有明显变化，在青海民和县藏族聚居区和循化县撒拉族聚居区等地发现的同期遗存，甚至可以直接划入庙底沟文化系统，这是中原远古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的非常典型的例证。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原文化的强大张力，由这一层面看，表现得非常充分。

在青海民和胡李家出土的垂弧纹和排弧纹彩陶，与陕县庙底沟和秦安大地湾所见的同类纹饰接近。民和阳洼坡发现一例与圆形组合的叶片纹。叶片较宽大，圆形中填有十字形。阳洼坡的发现非常重要，它应当是后来马家窑文化类似纹饰出现的起点。在秦安大地湾后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叶片纹变化的轨迹。

一些彩陶上，原来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角色互换，圆形增大变成主要单元，叶片明显变成次要单元。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马家窑文化流行的四大圆圈纹。圆圈纹加大，叶片纹扭曲后变成了圆圈之间连接的纽带。过去许多研究者讨论过马家窑文化的来源，认为它是中原仰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其实就是庙底沟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只是这种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变。西部文化中也见到一些双瓣式花瓣纹彩陶，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都有发现。所见双花瓣构图与庙底沟文化相似，都是以弧边三角作为衬底，以地纹方式表现。不同的是，叶片都绘得比较宽大，而且叶片中一般都绘有中分线，中分线有时多达三四条。

四瓣式花瓣纹在甘青地区也有发现。阳洼坡的一例四瓣式花瓣纹，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一纵向的叶片纹，构图与中原庙底沟文化大体相同。胡李家的一例则是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三条并行线，像是扩大了的横隔断。胡李家的另一例四瓣式花瓣纹最有特点，花瓣绘得非常工整，整体作倾斜状，构成一个独立单元，与中原的发现没有什么分别。花瓣单元彼此之间，用宽大的叶片纹作连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叶片纹为主的二方连续图案，花瓣纹是组合中的一个元素。

专家指出，甘青地区虽然没有典型多瓣式花瓣纹发现，但有变体纹饰。在民和胡李家有类似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六瓣花以独立单元出现，单元间有垂直并行线作隔断，纹饰工整。民和阳洼坡也有这样以单独形式出现的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花瓣中间有垂直并行线将六瓣花分隔为左右三瓣。这样的花瓣纹虽然有了很大变化，而且附加有其他一些纹饰作为组合元素，但构图的风格还是体现有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

西部发现的史前彩陶，器形、构图到色彩都非常典型，大多属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者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风格。器形多为深腹盆类，泥质红陶，多以黑彩绘成。类似彩陶在青海东部乃至腹心地带发现，这表明由中原到西北的彩陶文化通道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便开始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在仰韶大家庭中，最早发现的与仰韶文化血缘相近者，或者说仰韶文化的“长子”是陕西省的半坡遗址。

五、连载(三 十九)：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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