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二 十八)：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2节

2018年1月 22 日  第119— 122  页

1934年，傅斯年发表《城子崖序》，表述了自己超出纯粹考古研究的另外一种兴趣。他提出了两个新词，即“全汉”和“半汉”，毫不讳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西方学者从事的中国研究，总是从旁观者角度出发，难免曲解中国文化中的基本问题。

傅斯年间接批评了仰韶的发掘，乃是一种“半汉”研究。他相信中西学者对问题的不同认识，乃是文化的观察者与参与者的区别。他说：“西洋人治中国史，最注意的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经几部成经典的旅行记，其所发明者也多在这些‘半汉’的事情上。……我们也觉得中国史之重要问题更有些全汉的，而这些问题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中国学人于在这些问题上启发，而把这些问题推阐出巨重的结果来，又是中国学人用其凭借较易于办到的。”

傅斯年认为，彩陶在中国西部相当流行，而东部甚为少见，因此假设文化是多元而不是一元发生的，进而提出在中国东部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新石器文化，山东踏察和发掘目的，是寻找存在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考察这种文化与殷墟的关系。他将这种文化称为“东夷”，认为商代文化起源于东方，而这个关联又被城子崖的发现印证。

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阐释古代中国文化东西分野理论。他的文章在考古发现鼓励下出现，但主要支持材料仍来自传统文献而不是田野材料。他的结论是：秦汉之前，中国的政局存在东西分野。早期，夏在西方，而商在东方。夏自西来占据中原，数百年后，夏为东来的商王朝击溃。而商的继承者周则来自西方的渭水流域。“历史凭借地理而生，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因地形的差别，形成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政治组织，古代中国之有东西二元，是很自然的现象”；“东西对峙，而相争相灭，便是中国的三代史。”傅斯年在文献之外，仅引用了高丽好大王碑为物证。这并不是现代的考古学方法，不过是钱大昕考证元史方法的余绪。

在仰韶、龙山和殷墟的地层关系建立之前，城子崖的发现和龙山文化的确认并未改变夏文化的认证。傅斯年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否定了传统的历史单线进化观点，并建立一个三代时期政局两分平衡理论体系。在夏文化问题上，傅斯年不排斥夏为西来观点，但认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来自中国东部的农业文明。

傅斯年的二分理论，与其说是反映了从一元说向多元说的层进，倒不如说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一场学术自卫。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不能以好斗的、偏激的政治说教取代严谨的考古学发现。

1931年，梁启超先生的次子梁思永发掘安阳高楼庄的后岗，提出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迭层”理论。过去，土壤就是土壤，人们不认为土壤颜色的变化能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后岗文化层被梁思永细分为3个小层：下层为褐色和深灰色土壤，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又称为彩陶层；中层土壤颜色发绿，以黑陶和蓝纹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上层为浅灰色土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小屯文化遗存。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揭示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早晚地层关系，从地层上证明了中国历史由史前就根生土长，一脉相承，压根没有断线，并没有掺入“西来”的“血统”。

梁思永发现的“后岗三迭层”非同小可，它表明了小屯、龙山、仰韶3种文化的遗存是上下依次堆积的，明确了三者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不能不说是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巨大冲击；与此同时，也是对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的毁灭性打击。

傅斯年提出的所谓“古史二分现象”，是建立在两个假设基础之上的：第一个是仰韶彩陶从来就未曾抵达东海岸，因此，中国东部的滨海地区有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第二个是，仰韶与龙山是同时代的文化，二者之间的差异是由地域及族群的差异所造成。对于前者的否定，是在20余年之后，在东海岸地区考古调查开展后才得以实现的；而对于后者的否定，则主要归功于梁思永的研究。

殷墟发现甲骨文，无须断代，文字就告诉考古者它出自什么年代。而绝大多数史前遗址并不包含可以确定具体年代的器物，因此，对史前文化的断年始终是困惑早期研究者的问题。当梁思永宣布后岗的发现时，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也就掌握了根据土壤断代的方法，自仰韶发掘以来所有对中国上古文化的所谓“重建”工作，便几乎崩溃了。

在“后岗三迭层”被揭示前，仰韶与龙山的关系并不为人知。中国考古学史上出现的多元模式由于前提的错误让位于一元模式。梁思永的“后岗三迭层”表明，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在下，以黑陶和蓝纹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在上，不仅表明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而且表明龙山文化是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生发的，二者是继承关系，而不是中原与东海岸的并列关系。通俗说，仰韶文化是龙山文化的祖宗或长辈，而不是各据一方的兄弟。

对此，李济有个公正评价，认为“后岗是头一个显露出文化先后关系的多层遗址，它把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衔接起来了。”这个说法相当客观。此后夏鼐也指出：“第一次依据地层学上的证据，确证了仰韶和龙山两种新石器文化的先后关系以及二者与小屯殷墟文化的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一个关键性问题。”

城子崖发掘报告公布后，将仰韶确认为夏文化的观点迅速瓦解，因为仅从地层分析，仰韶对于夏文化来说，年代过早。梁思永的“后岗三迭层”发表后，仰韶被逐步归入史前文化范畴，从此“石器时代”作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概念开始深入人心。与安特生将仰韶命名为史前文化不同，早期的中国古史学者更倾向将仰韶置于已知的青铜文化之前。“后岗三迭层”在否定仰韶文化作为夏文化的同时，对中国笔载历史的完整性再次提出了质疑。

梁思永这次发掘虽然采用以往的探沟方法，但在地层划分上有重大进展，表现在较准确地揭露了文化层的自然堆积状况，对自然层中的遗物进行统计，并按照层位的分布情况，分别归类到上层的小屯商文化、中层的龙山文化和下层的仰韶文化层中。梁思永的发现已成为专有概念，“后岗三迭层”的提出，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这是中国田野考古作业中第一次以文化内涵和土层颜色区分文化层，标志了考古地层学的成熟。这次发掘工作，使以往采用的地质学上的水平层位法退出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历史舞台，从此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1932年春，侯家庄高井台子发现了小屯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依次迭压关系。1933年，安阳殷墟BE区发现了小屯商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层迭压关系。1934年，同乐寨遗址发现汉代文化遗存、小屯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迭压关系。

一系列发现表明，此时的史前考古发掘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发掘技术运用日益成熟。从此中国史前考古学在地层学的发展方向上步入良性轨道，为后来的类型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以后，大量发掘和研究表明，原先的所谓龙山文化，文化系统和来源并不单一，不能视为只是一个考古学文化。根据几个地区不同的文化面貌，分别给予文化名称，以资区别。

有必要说明的是，山东龙山文化即最初由龙山镇定名的那种遗存，分布以山东地区为主，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2000年。而庙底沟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放射性碳素断代，约公元前2900至公元前2800年。从中不难看出，在这个文化发展序列里，最早是仰韶文化，其次是在仰韶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河南龙山文化，最后才是山东龙山文化。

城子崖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幼年时的发掘，田野考古水平低，认土、识别遗迹、分析释读地层现象技能薄弱。而作为考古发掘基础的方法论——考古地层学，仅在发掘后段开始对原理有所运用，远未成熟。因此，城子崖的发掘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问题。

例如，“城子崖”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发现了有板筑城垣痕迹。至今，城子崖博物馆中有一段被说成是“古城墙”的遗址。

由于我所在的中科投资公司在山东没有业务，我也就没有去过城子崖博物馆，曾经想去看看，却一直不得空，只能看看相关资料。该博物馆的网页上说，这个城市曾经真实存在过，城址没有遭到毁坏时，平面近方形，东、南、西的三面城墙规整平直，北面城墙弯曲，并向外凸出，城墙拐角处呈弧形。城内东西宽大约430米，南北最长处达53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深埋地下的城墙宽为8至13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