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二 十七)：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1节

 1928年，梁启超因肾坏死而住进北平协和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时被美国医生切掉好肾。时西风东渐，国人不了解西学，为维护西医声誉，促西学在中国传播和推广，梁启超阻止徐志摩等上诉法庭，放弃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1929年1月19日逝世。享年56岁。

王国维、梁启超的谢世，标志着清华国学研究院落幕。同年罗家伦出掌清华，原为留美预备的清华学堂改为四年制的国立清华大学，文理法工诸系将共同筹建规模完整的研究院。没有本科基础，只收专门国学人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于1929春宣布永久停办。

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老人们另觅出路，而李济的步子不但没有停滞，反倒渐入佳境。1929年3月，中央研究院对殷墟进行第二次挖掘。以后差不多每年春秋两季，中央研究院都要在李济的主持下对殷墟进行挖掘，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个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对殷墟的15次挖掘，其中14次是在李济的主持下完成的。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西阴村调查，是李济第一次单独练手，规模不大，而且李济和袁复礼的收获是在地头捡的，或在西阴村老乡家搜集的。在学术史意义的追溯上，殷墟发掘没有吸收洋人参加，李济也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殷墟发掘是由民国政府资助，由国家学术权威机构组织的首例考古活动，虽然是初学乍练，但是殷墟发掘目的及工作倾向都是控制在建立“新史学”的宏旨之下。在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石器时代”这个西方人用了几十年的词汇，对于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殷墟所代表的殷商文明却耳熟能详。

殷墟发掘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国最重要的考古田野工作，安阳刻辞甲骨的出现，使得殷墟成为史学界的热点。殷墟的发掘始于1927年，尽管后来的考古发掘被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但在专业训练的考古学者主持下，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最初培养基地。中国第一批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董作宾、郭宝钧、石璋如和高去寻等都是在这里奠立了事业的基础。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的遗址能与安阳相比，从对中国考古学的意义上讲，至今仍没有单个的遗址在重要性上超出安阳。

为了系统研究甲骨文，北洋政府组织了殷墟发掘。1929年，李济主持的殷墟第三次挖掘出土了大龟四版。这是在殷墟首次发现大块甲骨，龟板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

1936年6月12日下午，在小屯村的一个地下贮藏坑里发现龟板。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一块一块地取出，用了几昼夜，将埋藏珍品的土块整体起出。经过几个月整理，这次共发现有字甲骨17096片。

在殷墟，与甲骨文同时出现的还有青铜器、玉器、日用器具、人兽骨、建筑遗迹等。1935年的第十一次挖掘，清理10座大墓、1200多座小墓。大墓中有大量刻纹石器、玉饰品、青铜器等。小墓中的埋葬躯体，呈俯身、仰身、屈身等不同姿势，显然是陪葬墓。这是一处殷商王朝的王陵。1936年4月第十四次挖掘，发现埋有完整马车和四匹马的车马葬坑，是第一次发现商代交通工具。失落了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此前，中国境内有考古活动，而从学术史意义上追溯，殷墟发掘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石。

有28位商王的名字出现在甲骨文中，证明司马迁在《史记》列出的先王世系基本上是对的。这个事实不仅抚慰了司马迁在天之灵，而且对于处于被挑战、批驳的中国传统古史而言，也是极大的鼓励。李济说：“安阳发掘的结果，使这一代的中国史学家对大量早期文献，特别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复了信心。”“司马迁所记载的殷代王室的谱系是准确的，几乎没有任何差错。”

1939年，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代表毕士博发表了影响颇大的《东亚文明的开始》。文章中，他叙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彩陶与黑陶文化，甚至扯到从殷商到周朝状况，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提出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中国的有特色的物品都是外来的。比如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等。至于这些东西是打哪儿来的，毕士博说，它们不是来自于近东，便是来自于印度。他的结论是：“文明最早出现于近东，在那里若干动物被驯养，若干作物被栽培；也是在那里各种基本的发明被创造，城市生活产生。这些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好几千年。在东亚我们发现当时情形纯然不同。上述文化特质中有许多在这里也有出现，但它们都出现得晚得多，并且表现一个比较进步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们是在这里独立发生的，而在若干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它们自西方起源的确凿证据。因此，后来在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安特生在西北运回的仰韶文化彩陶引起业界不小震荡。那时安特生的说法还没有经过系统修正，有的中国考古学者鹦鹉学舌，认为河南发现的彩陶与巴比伦、安诺遗址发掘出来的陶器纹饰相似，便吵吵仰韶文化源于西方或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是由西至东传播而来。这种说法虽受到不少学者质疑，但在没有考古证据支持下，“中国文化西来说”仍然十分流行。

这样，中国古史研究者面对两难困境：一方面，仰韶发掘是近世科学发掘的成果，结论不可能视而不见；虽然今天可以批评其中的纰误，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它的科学性并未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从民族心理而言，中国人不论教育程度高下，都会抵制关于5000年文明源自化外蛮貊之地的假说。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或否定中国文化中的西来因素，或将西来因素排除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成分。前者受到仰韶发掘“科学性”的限制，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第二种方式。为推翻这个结论，学者们开始关注安特生的理论：或检查其推演材料的错误，或试图发现另一种考古学文化取代仰韶在这个年表中的位置。前者引发了夏鼐的西北之行以及对安特生西北彩陶年代的校正，而后者导致了“龙山夏文化说”的生成。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对中国文化起源的讨论，大致停留在这种水平上。中国文明包含哪些元素，这些元素是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外面来的，有人说中国文明的重要因素都是外来的，反过来，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是本地起源的。李济在一篇讨论中国上古史的文章中，批评了毕士博的说法，指出中国古代文明中至少有3件物事是确确凿凿土生土长的，即骨卜、蚕丝与殷代的装饰艺术。这3件，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中国独立发展的东西。这种土著与外来成分的拉锯战持续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

12.疑惑：《夷夏东西说》和城子崖“古城墙”

在考古界对“中国文化西来说”争论时，谁也没想到，一个叫吴金鼎的青年学者在山东章丘发现了一处遗址，还在遗址中发现了不同于仰韶彩陶的黑陶。这个地方后来被命名为城子崖遗址。

其实，在发现城子崖遗址后，满可以接着去找城子崖遗址和仰韶文化之间的关系，继而探求彩陶与黑陶之间的关系。而在那时，学界领导人之一傅斯年却另立新说，认为城子崖遗址与仰韶文化遗址是并列的，同为汉族文化的两大起源，这就是曾经名噪一时的“夷夏东西说”。但是，这种说法刚刚掀起，还没有怎么着呢，就被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后冈遗址发现的“三迭层”一棍子闷了回去。

吴金鼎是山东安丘人，1901年生，少小家贫，经苦读入齐鲁大学，毕业后留校。1928年4月，他到山东调查平陵故城，4日发生的事，至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那天他到离龙山镇遗址不远的汉代平陵城遗址考察，途经龙山镇，不经意间回头一望……另一种说法是，他不是去野外考察，而是回老家，途经龙山镇，不经意间回头一望……

吴金鼎回头一望，究竟看到了一些什么？断崖的横截面引起了他的注意，在阳光下，一条延续数米的古文化地层带清晰可见。

章丘县龙山镇的东北、武原河东岸的高阜地带，后来被学术界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谭国的什么“古城旧址”。“古城旧址”是个延绵至今的错觉，暂且不说。这一带早先的名字乡土气重，称鸡鸭城，估计曾经有过一个买卖家禽的集市。

翌年7至10月，吴金鼎对鸡鸭城调查数次，发现了一种色泽乌黑的陶片。“黑陶”这种称呼是后来才叫起来的，吴金鼎刚发现这种东西时，起了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名，叫“油光黑陶片”。此前，他没有见过“油光黑陶片”，于是将自己的发现报告老师李济。

但在那时，李济的精力放在河南安阳附近的殷墟，满脑瓜子装的是甲骨文什么的，无暇顾及鸡鸭城那儿有什么。李济并不把鸡鸭城当回事儿，鸡鸭城这个地方后来之所以名声大噪，得力于傅斯年。

傅斯年生于1896年，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七世祖傅以渐是清朝的第一个状元，官至兵部尚书。到傅斯年这代，已没有祖上的光环笼罩。他幼年丧父，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1918年与罗家伦、毛子水等组织新潮社，仿效陈独秀的《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与北大国粹派论战。

1920年，傅斯年赴欧洲留学，1926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文科学长，1928年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中央研究院发掘吴金鼎发现的鸡鸭城遗址，发现板筑城垣痕迹，得名城子崖。比起鸡鸭城，这个新名称带有古文化的雅致。

城子崖遗址南北长530米，东西宽430米，文化层4至6米。城子崖遗址发现前，出土的古陶大都是彩陶和红陶。以河泥为原料的黑陶是4000多年前东夷的创造，质地坚硬，造型精美，因地处龙山镇，不同于以彩陶、红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定名山东龙山文化。

黑陶器皿通身乌黑，上面没有彩绘，黑色表面上的刻划或模印的几何图案，主要有弦纹、划纹和镂孔等。黑陶器形主要有：碗、盆、罐、瓮、豆、单耳杯、高柄杯、鬲、鼎等。黑陶反映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制陶业水平。其中以鬼脸式鼎腿、圆环状鼎足最具特色。

比起彩陶，黑陶代表了另一种文化理念，陶胎较薄，胎骨紧密，烧制时采用封窑烟熏的渗炭方法，器表呈现出深黑色光泽。它表面磨光，朴素无华，纹饰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黑、薄、光、亮为黑陶的四大特点。附带说说，后人仿制的黑陶，至今挺有市场。

城子崖出土的黑陶文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蛋壳陶。典型器物是黑陶杯，高20厘米，最薄处仅0.5毫米，重量不足50克。考古专家们形容“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之铮铮有声。”后来发现的蛋壳陶越来越多。造型小巧，外表漆黑黝亮、陶胎薄如鸡蛋壳的高柄杯，多见于大型墓葬中。

据专家研究，蛋壳陶质料全部是细泥质黑陶；薄陶胎是重要特征，最薄部位在盘口，个别薄至0.2毫米，一般在0.5毫米左右；柄部和底座要承托上部重量，陶胎略有增厚，不超过1至2毫米；器身高度不超过25厘米，重量多为50至70克。这种易于破碎的珍贵器物绝非一般生活用具，当是专为礼仪用的器皿。

龙山陶器代表的不仅是轮制技术，审美情趣上也与仰韶陶器截然有异。发掘初，研究者不能确定黑陶年代，但确信这种陶器与仰韶陶器有显著差异。在吴金鼎看来，有迹象表明，城子崖代表着一种文化体系，可以和殷墟文化相较。他和拥趸们感到，春秋战国时的齐鲁地区发展着构成中国最早期历史文化的“最要紧的成分”，甚至认为，如能查明城子崖黑陶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解决一半了”。

城子崖的发掘，非同小可，它是中国的国家学术机构、中国考古学者首次对史前遗址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大规模发掘。在发掘的后期，运用了刚刚创建的考古地层学原理，区分出不同的土色土质，绘制有地层图；把该遗址的文化堆积区分为黑陶文化和灰陶文化两期；而且据说发现了黑陶文化期和灰陶文化期两座城址。

从地层学分析看，城子崖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上层属于春秋时期地层，发掘报告认为此地为春秋时期谭国故地。此层之下，大量的磨光黑陶出土，开启了史前文化的重要分支龙山文化研究。

对于城子崖的起始年代的推算相当粗糙，在龙山文化层之上，可能属于春秋时的谭国文化层，而在龙山文化层中却没有发现青铜器，于是推测龙山文化的年代应该早于商代。

在城子崖挖掘的出土器物中，鬲及三足器物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鬲被认为是中原的代表性器物，一些学者因此建议，龙山文化和殷墟发现的商文化有密切联系。在城子崖下层发现有卜骨，卜骨的使用是流行于东亚地区的一种特殊的祭礼，发源地可能在中国；城子崖发现的卜骨为牛、鹿及其他动物的肩胛骨制成，有钻孔，无刻字。

1933年秋，吴金鼎前往英国伦敦大学进修，曾经跟随英国考古学家泰斗彼得教授到巴勒斯坦发掘。1937年，他获博士学位后回国，那时抗日战争刚爆发，他迁往昆明，成立苍洱古迹考察团，抗战胜利后回到齐鲁大学，因胃癌在48岁辞世。

连载(二 十七)：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2节

2018年1月  8   日  第116— 1 1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