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二 十六)：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1节

2018年12月  27  日  第109— 113 页

这番话给了李济意外启示，他后来在《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序》中写道：“提炼”一词或确能说明这一研究工作的性质，至于提炼出来的是不是值钱的东西，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学问本身所涉及的并非远离日常生活很远；凡感官所能接触到的，都是知识的来源；无论粪土还是珍珠，在学问上并无先天的区别。只有靠小心提炼得出的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准确的知识。

1927年1月10日，李济、袁复礼回到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欢迎茶话会。据戴家祥回忆：“那次欢迎会，李老师首先说明，这次发掘不是乱挖的，而是严格地一层层挖下去。”欢迎会上，助教王庸端着一个盒子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正式发掘报告中，也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仍旧发光；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

李济认为，山西夏县的丝织业的历史非常悠久，这半个蚕茧，可以当作“文化遗留”看待。他认为：这个发现替我们开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自从有了历史，就有了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这一发现表明，中华民族在史前就家养蚕茧。捎带说说，时隔半个多世纪后，1995年9月,为纪念李济先生诞辰百年,台湾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为时8天的特展，所展文物仅1件，即半个蚕茧壳。可见这半个蚕茧壳的分量。

在西阴村发掘的文物曾在清华展览，李济亲自担任讲解员。这批文物被断为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9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器物。不久他将此次考古的研究成果写成《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于1927年出版。

李济主持的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而李济的报告书完全突破传统的金石学，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考古学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人自己研究的近代考古学，自此开始了。

西阴村发掘扩大了仰韶文化分布版图，因此李济对“彩陶文化西来说”表示了谨慎的怀疑。他绝非咄咄逼人，而是平和地说：考较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还没有可靠证据断定在中国带彩陶器发源于西方。比较各处带彩的陶片的做工及厚薄，中亚及近东的出品很少可以比得上仰韶。比较西阴村与地质调查所陈列的甘肃的仰韶期出品，西阴村的出品又细致得多。换句话，西阴村的陶人等到陶业发达到很高的程度方着手于加彩的实验，甘肃的陶人却在陶业尚粗糙的时候就加彩了。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甘肃先有带彩陶器的证据。这种解释也与西方起源说暗合。不过我们还不知道甘肃的做工是否到过西阴村最高的境界，甘肃不带彩的陶器的种类是否有西阴村的多。这两点要没有研究明白，那带彩的陶器的原始及移动的方向，我们不能断定。

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正式建立。当然，不管怎么说，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正式建立，还是仰仗着留洋学生之手完成的。

西阴村遗址被认为是单纯的仰韶文化遗址，也是后来的“西阴文化”，那里出土陶器上的“西阴纹”后来在其他仰韶文化的地域也出现过。把西阴遗址的陶器同周围地区的遗存进行广泛比较后，李济对安特生的观点质疑，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发祥地及其与安诺报告中所载彩陶间明显关系的真实意义迄今仍不易解决。”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就已说过：“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要与别处的‘对照’比较起来，西阴村的带彩的陶片并不显著什么抄袭的痕迹。换句话，我们还不能反证‘西阴村带彩的陶片原始于西阴村’的这个可能。”

李济在中西文化关系讨论中，并没有踏进充满泡沫的歧流，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李济指出：“只有‘步步为营’式的专题研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发挥贯穿在现在是耗时夫益的工作”，这就直接地抨击了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

李济看到“西阴村的遗存是最近于仰韶期”的同时，又指出西阴村不见鼎、鬲制品。鼎与鬲是中原人生火做饭必不可少的器物，打个比方，它们的存在，简直就像表明中原文化身份的“户口本”。而在西阴村遗址中并没有出现鼎、鬲，这点有别于安特生发掘的仰韶村遗存。

然而，李济却未依据西阴和不召寨遗存解析安特生的“仰韶文化”其实包含了几个不同的文化遗存。这倒不是疏漏，而是由于李济的发掘方法基本同于安特生的方法，因此难以质疑安特生的发掘。

事隔三年，李济在讨论小屯殷墟地层中出土的仰韶期带彩陶片的文章中，写了如下重要的话：“不能断定仰韶期文化是否与安诺、苏萨等处确为同时，就是这两处本身的标年问题也没叶脉若干疑问”，“仰韶的文化不得晚过历史上的殷商，并且要早若干世纪”，“殷商文化之代表于小屯者或者另有一个来源，仰韶与它的关系最多不过像那远房的叔侄，辈分确差，年龄却甚难确定。”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那时的清华园，主流是留学美国的学前教育，但国学学术空气浓厚，学人气象恢宏，即使学者们学术见解相左，也都出于公心大义，坦坦荡荡，君子之交，和而不同。然而，好景不长，这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后的辉煌。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雇了辆洋车，单独前往颐和园，入大门，径往佛香阁附近的鱼藻轩，坐在石阶前点燃纸烟，陷入沉思。而后扔下烟蒂，踱到昆明湖边，徘徊一会儿，纵身跃入水里。救起已气绝。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四元四角银洋，还有前一天草拟的遗嘱，文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话。入殓后，停灵清华南边的刚秉庙。送殡的除亲属和研究院部分学生，还有梅贻琦、陈寅恪、梁漱溟、吴宓、陈达、马衡、容庚等学者。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被罗振玉知悉，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逼王每年供生活费两千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和事后其他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陈寅恪提出殉文化说，在挽词中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鉅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另有说法是，王国维真心拥戴大清王朝，大清完戏，觉得再活下去没意思了，勉强维持十几年，干脆一走了之。

连载(二 十六)：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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