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二 十三)：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0节

2018年11月 30  日  第102--105页

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考古学家发掘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被检测的29具头骨中，蒙古人种21具、欧洲人种8具，证明欧洲原始人种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已东进至哈密绿洲，但此时蒙古人种在数量上明显优于原始欧洲人。上世纪80年代末，又在哈密发掘了意义重大的林雅墓地，通过多年对这一距今3300至3700年前后的墓地的发掘研究，考古学家认为，当时这一地区即有来自河西走廊的蒙古人种移民，也有南下的原始欧洲人种，并估计以蒙古人种居多。

多年来，通过对林雅墓地、焉不拉克墓地分析，并结合新疆以往的考古发现，考古学家描绘了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图画。在公元前20世纪初，部分生活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至东哈萨克斯坦的原始欧洲人种，或翻越阿尔泰山、或沿着额尔齐斯河谷，经阿尔泰草原陆续南下，进入新疆。差不多同时，久居甘肃河西走廊西段的一批东亚蒙古人种也历经磨难，穿越戈壁瀚海，进驻哈密绿洲，来自两个方向的人种在哈密盆地首次发生了碰撞。值得提出的是，蒙古人种西迁事件，本身也起了特殊历史作用，即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原始欧洲人种继续东进势头。迄今为止，在河西走廊西部未发现有原始欧洲人种分布，即是有力证明。

人种数据提示后人，迁徙到哈密绿洲的蒙古人种在数量上多于欧洲人种，这种格局在新疆东部地区维持了很久。进入哈密的蒙古人种并未停止西进步伐，部分向西北渗透到乌鲁木齐一带，另一部分向西进入天山深处。体质人类学研究结论指出，最早的原始欧洲人种于公元前1800年出现在新疆东部，中亚地区的古地中海人在西周、春秋时期才跨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东进至罗布泊和天山东段。在这一大迁徙浪潮中，来自三个方向的不同种群频繁接触，造成新疆中部一带特有的文化和人种“混杂”现象。

这些研究结果是反驳“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公元前20世纪的东西方文化的首次碰撞和文化融合，为日后新疆地区众多绿洲小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并最终导致联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诞生，这些无疑是对世界历史产生积极影响的重大事件。

新疆不是没有彩陶，而是很早就发现了彩陶，尽管数量稀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受中原考古学研究模式影响，这些彩陶被当作是新石器时代遗存。上世纪80年代后,这种认识被逐渐扭转，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开始几年内，新疆发掘出的史前墓葬四五千座，出土了大量彩陶。中国历史学者对新疆出土彩陶的墓葬或遗址进行具体分析，认为它们大多数属于青铜时代，晚者是铁器时代的，新疆彩陶兴衰的基本线索被逐步理清。基于这种认识，新疆彩陶研究跨出了关键的一步，新疆彩陶并非是由西而来，而是东方黄河流域彩陶逐渐西渐的结果，从而提出了彩陶之路的崭新理念。

时至如今，掉过头看，安特生过于自信了，工作目标不是高，而是太高。艺高人胆大。就安特生而言，很难说考古学入门级的瑞典地质学家的“艺”有多高，在更大程度上，致使他走出这步的，是白种人优越感，他打骨子里认为白种人能做到黄种人做不到的事情。

安特生是个比较老实的学者，明显的优点是坦诚，知错必改。后来，他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平实地说：“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

安特生提出了种种假说，却偏偏忘了汉族初民有能力做什么。安特生虽然创造了一个时代，但由于他的局限性以及工作失误而带来的问题，把中外学者搞得晕头晕脑，后来中国学者用了几十年时间，才得出较为清晰、较为平实客观的答案，那就是仰韶文化不是从西边传播过来的，而是在中原本地发展起来的，不但没有受到西边文化影响，相反还向西传播，尽管没有传播太远，没有传播到安诺或巴比伦，但浸润到甘肃、青海以至新疆。实际上，中国西部发现的彩陶并非受到什么古巴比伦和安诺文化影响，而是与中原成长起来的仰韶文化一脉相承的。

考古学文化研究，除了对文化内涵阐释外，还要考察源流。文化的源头与流向有明确轨迹可寻。追寻这种文化轨迹并非轻而易举，因为这种轨迹并不是开始就清晰可辨。对仰韶文化源头的研究，经历了漫长过程，时至今日还不能说问题已完全解决，探索仍在继续。

安特生改错时，中国学者也在纠错，既纠正安特生的错误认识，也在纠正过去对于安特生过于迷信造成的偏颇。安特生在《中国史前史研究》中将仰韶文化的绝对年代作了较大改变，但并没有改变各期的相对年代关系。中国学者一步步否定了安特生的结论，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是将齐家期从仰韶中分离出，独立命名为齐家文化，而且从地层关系上明确年代晚于仰韶文化，彻底否定了安特生的“六期说”。

安特生学说维持了20年左右，就成了历史；仰韶文化“西来说”被中国学者纠正了。虽然仰韶文化西来说被否定，但学术界没有立即解决来源问题，在很长时间里，黄河流域都没有发现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正如陈星灿所说：“安特生等考古学家所以把中国史前文化的渊源指向西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早于仰韶的史前文化的缺失”。

安特生品质不错，过去说过的话被证明站不住脚，就老老实实认账。他在“中国文化西来说”这块阵地上彻底溃退了，而许多中国人不明就里，还在对他憋着一肚子气，余波久久不曾平息。多年来，许多人责难这位启蒙者。在新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端爆发的年代里，安特生被指责为“窃宝者”，与国际小偷相提并论。不论是对他而言，还是对学术研究而言，这都不能不说是一个误解。

安特生西行的主要原因，是把安诺遗址出土的彩陶和仰韶彩陶做过比较，得出“中国文化西来”结论。但安诺遗址后来的出土物并不给安特生面子。20世纪将结束时，土库曼斯坦和美、俄联合考古队在安诺遗址发现一枚石印，刻符与汉字相似。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梅维恒博士说，安诺印章迫使我们重新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考虑中国文字起源问题。北京大学裘锡圭教授推测，一个符号可能代表谷物，一个字符也许是代表“5”什么的。本书对这场猜测兴趣不大，只是觉得，如果真的如中国和美国的教授们所说，那就不是“中国文化西来说”了，而是改变了文化传播流向，当家花旦成了“中国文化西去说”。

连载(二 十三)：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0节

2018年11月 30  日  第102--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