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梦的破灭：新疆并非传播彩陶的中转站

很难说“新疆说”是安特生主动思考的结果，看起来，更多是在拾人牙慧。安特生去西北前，大英博物馆的郝伯森给过他一个清晰的提示：既然在中国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彩陶，可见这种东西传播之远。照此推理的话，这种东西在中国的新疆也应该有，起码有发现的希望。

1925年，安特生的《甘肃考古记》发表。在文章中，他对之前发表过的观点做了修正，肯定了彩陶及一些农业技术从近东起源，沿新疆、甘肃传入河南，河南仰韶是自成体系的文化。西方的彩陶进入中国，新疆是个过渡地区，或者说是个中转站。

早有学者意识到，近东和中国黄河流域之间完整地横隔着新疆。要解决仰韶文化彩陶的“西来”问题，须对新疆彩陶进行系统研究。对此，安特生颇有同感，“从地理环境上分析，新疆的确是我们最后解决仰韶问题之地。”粗粗拉拉地看，这种说法大面上说得通。不妨打开地图看看，新疆位于中国河南省与安诺遗址、巴比伦之间，的确有充足的条件充当巴比伦文化或安诺文化渗透中原地区的桥梁。

那时，由于从兰州去乌鲁木齐的铁路还没有修建，安特生纵然在兰州和西宁长期逗留，却始终没有去新疆。没有去过新疆，更没有在新疆进行过文物调查，就放言新疆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通道，不得不认为，安特生提出“新疆说”，过于自信了。

中国的考古事业走到这个节点时，考古人员还很稚嫩。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建立在近代考古学基础上，显得有一定科学依据，一经出笼，便在中国史学界引起震动。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极深的学者们对此说法，断然不能接受，但同时也感到，要推翻安特生的观点，最终解决中国文化起源的问题，在材料上还有许多实际困难。

后来这件事的发展有些意思。安特生的“新疆说”并没有受到中国考古人员的驳难。而随着研究持续推进，安特生的臆断越来越缺乏依据了，弄得自己也没意思，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把“新疆说”废弃了。

1943年，安特生出版《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再一次修正了过去的看法，得出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的结论，这似乎意味着他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从安特生在1925年信誓旦旦提出新疆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中转站，到1943年安特生主动地放弃“中国文化西来说”，而且不再提什么“新疆说”，这个弯子是怎么转过来的？安特生自己从来就没有阐述过这次大拐弯的原因，而据笔者的看法，安特生这次大拐弯，估计与斯文•赫定等人在新疆的调查有直接关系。

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的地区。

欧美探险家富于牺牲精神，迷恋的不仅自古所说的西域，而且人迹罕至的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无时无刻在挑逗着他们。19世纪末，英国探险家凯里沿和田河与叶尔羌河汇合处，顺塔里木河干流到罗布泊，成为第一个纵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欧洲人。又有几位西方探险家前仆后继，为探寻进入塔克拉玛干之路做了不懈努力。

1895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后来由于饮用水耗尽，不得不半途而废。但是，他锲而不舍，先后在新疆进行4次探险，1900年进入罗布泊，发现丹丹乌里克古城和古楼兰遗址。楼兰古城被称为“沙漠中的庞贝城”，位于罗布泊西部，处于西域的枢纽，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内地的丝绸、茶叶，西域的马、葡萄、珠宝，最早都通过楼兰交易。楼兰古国在公元前176年前建国，到公元630年却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只留下了一片废墟静立在沙漠中。楼兰古城四周墙垣10多处已坍塌，城区呈正方形，面积约12万平方米。全景旷古凝重。此后俄国、法国、日本、英国、德国的探险队纷至沓来，从新疆带走了大量佛像、壁画、古钱币、舍利盒和木简。

有意思的是，在那阵子，不管是哪国的探险家，深入新疆到了什么地步，都没有在新疆发现过彩陶，只发现过个把的素陶器。新疆的古代陶器究竟稀缺到什么程度，从一件事可略见一斑：

新疆若羌县古时为楼兰国，后来改名为鄯善国，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1928年8月，瑞典探险队队员贝格曼在若羌县瓦石峡发现残剩一半的陶罐，带回了瑞典。50年后，一位叫张平的在瓦石峡找到陶罐的另一半，被新疆博物馆收藏。1992年中国作家王嵘访问瑞典，在瑞典民族博物馆看到贝格曼当年带回的半个陶罐，陈设在玻璃柜里，为掩饰只是半个，下铺黄沙，仿佛是个完整陶罐，从沙中露出半个。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别说古代彩陶，新疆就是完整古代素陶也十分罕见。

上世纪40年代初，安特生突然放弃“中国文化西来说”，而且再也不提新疆是巴比伦陶器进入中国的中转站了。他的认识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大转折？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看到了各国探险队在新疆搜寻文物的数据。不说其他国家了，斯文•赫定率领的瑞典探险队在新疆搜寻到不少东西，而就是没有发现完整的古代陶器，以至偶尔找到了半个陶罐，就送回国内，在瑞典民族博物馆陈列展出。

在这种情况下，安特生如果再执拗地坚持仰韶彩陶是从西边传播到中国的，而且是以新疆为中转站的，那就真会要闹出国际笑话了，结果只能是让这位国际知名学者成为国际知名笑柄。安特生显然意识到了这点，知趣地从“中国文化西来说”这块阵地上撤退了。

安特生从学术领域中的这次大撤退，完全正确。因为自打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多考古发现表明，仰韶彩陶不但不是“西来”的，而且仰韶彩陶曾经从中原地区向西边扩张，并且达到新疆。

新中国的考古成果表明，距今8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就逐渐向四周扩张，数千年间未曾终止。距今7000年以降，仰韶彩陶进入六盘山两侧。距今5000年，扩展到青海东部，随后西进至祁连山北麓。距今4000年前后，仰韶彩陶现身于新疆哈密。不过，东来的彩陶文化并没有在哈密绿洲驻足，至少在距今3000年前，向西进入吐鲁番盆地，同时沿天山间的山谷和山间通道,进入乌鲁木齐周围，再向西沿着天山北坡的绿色通道，进入伊犁河谷。约在距今2500年前,这支文化继续向西挺进巴尔喀什湖以东，成为这里所谓塞克•乌孙文化的主要构成因素之一。传播至此，彩陶文化的传播已是强弩之末。前后的汉代，这支源于东方的古老彩陶文化终于被其他文化所取代。

中原彩陶文化西渐过程中，沿途不断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一个又一个新的地方性文化。中原彩陶文化以黄河上游为起点，通过河西走廊，在新疆地区沿着天山山脉这座沟通东西文化的大陆桥西进，终点到达巴尔喀什湖东岸一线，前后历时5000多年。沿途不同的考古文化是黄河文明一波又一波向外扩张的历史缩影。

至此，地处东西方间关键位置的新疆彩陶，面貌逐渐明朗。彩陶之路的发现，使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文化西来说”终成历史。

中国大陆地形是西北高耸、东南低平，自西向东形成三个落差很大的台阶。西部为第一阶，中部为第二阶，东南部为第三阶，平均海拔从3000至4000米降至200米以下。地理构造使得中国大陆形成面向海洋一侧开放、背向海洋一侧相对封闭的环境。地理格局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影响，决定了中国远古文化具有强烈的土著色彩。

新中国成立后，经考古学家的努力，在新疆境内，东起哈密、伊吾，南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皮山，西至伊犁河流域的昭苏等地的早期古代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有许多彩陶器。这些彩陶出现的时期，距今3000年左右，较中原地区晚，但延续的时期较长，从新石器时期至金石并用时期，直到西汉时期的古墓中都有发现。

新疆发现的彩陶器，有陶罐、陶壶、陶杯、陶钵和陶盘等，其中多以器身带耳把器具为特征。新疆彩陶色彩的基本格调是在红色陶衣上绘以黑色，也有在橙黄色或白色陶衣上绘以红色的图案花纹。花纹似以三角纹为母题，有实体倒三角纹、大倒三角形的网状纹，或由倒三角形演变而成的涡纹、竖条纹以及平行短纹、树枝纹、弧线纹和水波纹，也有棋盘格纹等。这些多样化的色彩纹饰，反映了新疆原始文化多彩的风貌。新疆出土的彩陶，从器形、图案到制作方法，都与甘肃河西的沙井文化有相近之处，受到了甘肃彩陶文化的影响。

经过多年考古调查，中国史前文化向西部扩散轨迹，梳理得比较清楚了。距今7000年前，老官台文化兴起于渭河上游；距今5000年前，晚期仰韶文化进入青海东部的湟水及黄河沿岸；距今5000年以后，马家窑文化已深入到河西走廊的西端。

考古学借助于体质人类学帮助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大西北甘肃、青海地区，原始居民的体质形态均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而迄今为止所知的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欧洲人种类型，出自新疆东部罗布泊附近的孔雀河发掘的一批墓葬，年代距今约有3800年，所出土的人骨具有典型的原始欧洲人特征。

连载(二 十二)：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0节

2018年11月 26  日  第98-- 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