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十九)：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9节

2018年10月  31 日  第86--  91  页

安特生在齐家坪调查时，当地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群众不欢迎考察队，也是，没有哪个地方的群众喜欢挖坟头的。安特生说了当时的处境：“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高地，这里地势高亢，视野开阔。我们马上发现盗掘的遗址，堆土中彩陶的碎片随处可见，彩陶片和我们在兰州购买的华丽而又完整的彩陶属于同类。很显然，许多陶器在墓葬中因土的压力而破碎，还有不少陶器则是在村民的盗宝争斗中遭到破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试图发现没有遭到村民破坏的墓葬。有那么几天，看起来整个地区都被盗掘过了。但是，我们在甘肃考古期间最伟大的发现是在我们悉心挖掘下，精美的陶器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最后我们看到有12个陶罐围绕在一个成年男子的周围。”

安特生从齐家坪、半山归来，已是1924年初夏。他到临洮，把采集到的文物存于福音堂，拜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县知事水梓（此人后任甘肃省教育厅长等职，是央视主持人水均益的祖父）。

安特生接着发掘马家窑，遗址位于两河交汇处。洮河边巴马峪北面的巴郎坪、瓦家坪灰坑厚，文化层分布面广。由于安特生西北之行名声响了，后来人们都到这儿捡漏，外露陶片被捡完了。后人仅偶尔捡到几片表面光洁、单一黑色绘水浪纹等彩陶碎片。据说，这儿的陶器距今约5000年。

马家窑遗址位于临洮县洮河西岸，安特生在麻峪沟口发掘出大量彩陶器皿。在其他地方发现样式和花色差不多的陶器。马家窑文化遗址有东乡林家、临洮马家窑、广河地巴坪，以及兰州的青岗岔、花寨子、土谷台、白道沟坪与永昌鸳鸯池和青海乐都柳湾等20多处。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南部，南抵四川北部。分布区内主要河流为黄河及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等。

马家窑遗址一般位于黄河及支流两岸台地，近水源，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建筑，房屋形状有方形、圆形和分间3类，以方形房屋普遍。方形房屋为半地穴式，面积一般在10至50平方米，屋内有圆形火塘，门外挖方形窖穴存放食物；圆形房屋多为平地或挖一浅坑起建，进门有火塘，中间立一中心柱支撑斜柱，房屋呈圆锥形；分间房屋最少，主要见于东乡林家和永登蒋家坪，一般在主室中间设一火塘，侧面分出隔间。

马家窑彩陶器打磨细腻，器型丰富，图案极富变化，比仰韶发现的陶器绚丽多彩，这一发现让安特生喜出望外。即使今天，考古学家仍然没有再发掘出比马家窑彩陶更为精美的陶器。

后来，马家窑文化被史家称为“甘肃的仰韶文化”。不管什么事，都有起有落。当河南进入仰韶文化晚期时，彩陶已开始衰落，以至于消亡。而甘肃彩陶到大地湾仰韶文化早期开始由东向西发展，陆陆续续延续了近3000年。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文化彩陶，直至夏、商、周青铜的鼎盛时期，彩陶文化才趋于消失。

马家窑居民以经营旱地农业为主，大田主要种植粟和黍。两种谷物的遗存曾分别发现于甘肃的东乡林家遗址的窖穴和兰州的青岗岔，在青海柳湾墓地的许多墓葬发现有装在粗陶瓮中的粟。

在各氏族营地的房址和公共墓地随葬品中，发现大量生产工具，用于翻地的石铲通体扁薄，收割用农具很多，主要是石片磨制的和用陶片改制的爪镰，形状有长方形穿孔的和两侧打成缺口的两种。在镰刀中有一种形制很特殊，也是长方形，但一端刻成锯齿，为马家窑文化居民所独创。谷物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杵和石臼等。

为寻找仰韶半山文化和辛店等文化的中间缺失环节，安特生的寻找地域扩大了。为了赶在冬季之前完工，助手在西宁河谷的民和县马厂原发现马厂文化。安特生直接去河西走廊，不过在河西走廊时间不长，在民勤沙井村，他们发掘并发现了沙井文化。

安特生被传教士领到洮河旁的临洮县衙下集镇寺洼山，发掘出马鞍口双耳寺洼灰陶和红陶罐，上面有似犬牙交错的画纹，耳部有似文字的刻划纹。它分布广，在宝鸡也可见到，平凉有相似的安国类型，安特生把它定为单独的文化。捎带说说，以后夏鼐于此地发掘，出土遗物证实它与辛店是同一时期，是距今约3000年的羌族边民文化。

寺洼遗址的梯田长满洋芋等农作物。1924年7月安特生一行在此发掘10天左右，把用纸和麦草等包好的陶罐和三口袋碎片等，由几辆大车拉回临洮。近年，甘肃研究安特生的专家任稼祥和刘大有踩着安特生的脚印在这儿拣陶片，在原始灰层中拣了个精美玉斧。

初秋，安特生结束了河湟、洮河考察，他想不到在甘肃临洮县百里之内发现精美彩陶（一种说法是，甘肃发现的史前彩陶占全国80%左右）。面对密集的史前遗址，安特生生怕挂一漏万，由于人力、物力、时间有限，1924年8月，他们兵分四路，去未去之地再做补充调查。

这次，袁复礼到兰州民勤县的天祝臭牛沟发掘古生物化石，庄永成再次到马场垣做补充性发掘，白万玉则到天水秦州七里墩、烟铺下和礼县石桥乡白蛇坡考察，并发现齐家文化遗址。古老的渭河不但哺育了大地湾文化（稍早于仰韶文化），而且哺育了齐家、马家窑文化。散布在渭河两岸的师赵、西坪、李崖、陈沟等众多遗址，如繁星落地。

从兰州西固行程四五十公里，便是山光水色的永靖县。永靖县有众多史前遗址。小茨台遗址位于盐锅峡镇小茨村东南黄河南岸第二台地上。遗址有大台和小台两个阶地，小台面积约60亩，大台约80亩，崖坎上有灰层，地面有零星陶片，多为细泥红陶，饰黑彩，绘平行线纹，为马家窑类型遗存。

忙乱中，安特生没有去永靖县。捎带说句后来的事：1950年4月的一天，三坪村的戚永仁和哥哥往家里搬东西，在一土坎的下面发现一点圆圆清水，像盛在盆子里。他用手扒开泥土，旋即便发现一个橙黄色的高大彩陶瓮。后来，他把它献给国家。郭沫若命名它为中国“彩陶王”。1990年4月，邮电部还把它的样子印制成纪念邮票。

然闹遗址位于白龙江畔，举头可见苍松翠柏林立，山峦如扇面般打开，白龙江由北向东而去，北面迭山伟岸雄浑，东西山谷山环水绕，奇峰连绵。在这个风光如画的藏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细泥质素面灰陶片、加砂灰陶片、粗神纹加砂红陶片；细泥质彩陶壶口，壶唇外卷，颈部有带纹，有夹生层；还有石斧、贝壳化石、乳黄色牙齿化石等。

从兰州西行260公里，抵达武威（凉州），转行95公里到达民勤县。距县城西南15公里，有个沙井遗址。1923年，安特生派白万玉去民勤县征集到彩陶、铜器等。

安特生在河西走廊东端的民勤县沙井村发现了距今2700多年的遗址，安特生称其为“远古文化最晚者”。这里的彩陶多几何图形纹，相当西周时期。山丹、永昌、四坝均有此时期彩陶。他亲自发掘了柳湖墩、沙井子、三角城等遗址53座墓葬，出土了较丰富的石、骨、陶器，少量的铜器以及编织物、绿松石、贝壳、蚌珠、金线等装饰品。

沙井遗址分布在石羊河古水道边缘以及古浪、永昌县等地，彩陶多有宽窄条纹、垂直三角纹、菱形纹、折线纹、鸟纹等，上绘浅红和深红色图纹。后来夏鼐、裴文中也来此考察。沙井文化距今2500至3000年。此时，中原早已进入青铜文化时代。

安特生一行在西北考察，不是骑骆驼就是骑马，再不就骑驴或步行，常住破庙漏屋，有时遇土匪袭击，还要动枪交火。安特生即便拿出工资的一半接济中国出版专刊，也占了大便宜。他没想到会搜集到如此多的文物。如他所说：“此次甘肃考古为期两年，发现完整之彩陶多件，皆精美绝伦，为欧亚新石器时代陶器之冠。”听听，评价有多高。

安特生在甘肃和青海获得彩陶、素陶、石器、人骨架、铜器完整器及残片3万余件。这么多东西如何运回？雇马帮有隐忧，彩陶在地下历经数千年，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难以经受颠簸，怎么办？

他考虑走黄河水路，对黄河上用牦牛皮和羊皮制作的皮筏子产生了极大兴趣。这种筏子系用小牛、小羊的整张生皮，脱毛后，鞣制成柔软的熟皮，充气后捆绑在用小木杆扎成的龙骨上，制成如同橡皮艇似的筏子。

当地做法是，从兰州起航，把当地出产的水烟、药材、畜产品等，经宁夏、内蒙古，漂流2400多公里，到达包头，上岸后从公路转运北京。而后，艄公就会把筏子放气，龙骨就地出售，皮革运回兰州。安特生考虑再三，最终选择了具有相当危险性的筏运。

皮筏子有多种，经挑选，安特生看上了当地称为“牛娃皮袋”的筏子，据说它比羊皮筏子结实得多。安特生雇佣了两个大筏子，每个筏子用一百零八个牛皮袋子，花费三千大洋左右。每个筏子的前后各有三只大浆，挑选最有经验的六位水手，掌舵者行话称之为“把式”，相当于船长，前面的两人叫“贴浆”，后面的三人称为“叶子”。筏子长约二十五米，宽七米左右，可载重十多吨，龙骨是用较粗的松木捆扎起来的。除了水手，每张筏子上有荷枪实弹的保卫人员十人。

安特生一行把装文物的箱子置于筏子中，用芦苇遮挡包扎成长方形整体，把食品、茶叶、油盐、柴火置于其上，人在筏子上吃喝拉撒睡。放筏人大多是东乡族人或撒拉族人，艄公们是唱“花儿”的高手，一路行来，在湍急的大河中亮亮高亢的嗓子，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1924年10月中旬，兰州人刚穿上棉衣时，安特生采集的大批古陶和其他文物从兰州黄河滩头，上了“牛娃皮袋”。黄河流经兰州，落差很大。从西固到东岗，河面宽阔，流经东岗镇后，就流淌在下切很深的岩石河道中，大河于此几乎90度北折而去，有险恶的桑园子大峡谷，依山色等命名的红山峡、黑山峡、乌金峡、青铜峡、野马滩、古人滩、鹦哥滩、黄羊湾、独石头等，河岸狭窄，水流湍急，多险滩，多暗礁，还有煮人锅、大照壁、寡妇面、月亮石、野虎桥、五雷旋、三道坎、歪脖子滩、洋人招手等令人谈虎色变的鬼门关。

顾颉刚在《浪村随笔》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外国传教士乘筏子至此，感到筏子要碰到礁石了，于是耸身一跳，落在了四面是惊涛骇浪的礁石上。艄公用木杆一撑，筏子化险为夷，漂流而下。那位传教士只能向过往的筏子招手求救。而在这里，不可能逆水行筏。

上世纪30年代，范长江从兰州乘筏子到宁夏中卫，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说：“大峡两岸山势比向阳峡陡峭得多。河面有时非常窄逼，水急而时常有巨滩，于近乎直角的转道”。在牛角把子，“河水直冲一石岸尖上，皮筏必须对石崖放去，同时又须于未接触的一刹那转筏下流，生死存亡之际，其间不能容发。筏上水手与搭客，至此皆屏息等待，以待命运之降临！筏上首领则立筏上高处，全力注视水纹，一面发出各种非内行不易听懂之命令，指挥前后之水手……”可见其惊心动魄。

安特生一行运气还算不错，在黄河上游水道行进途中，有惊无险，没有出现大事故。他们遭遇过一次土匪，估计是小股散匪。这股土匪胡乱放了几枪，见到谁也没有被吓唬住，即自行撤离。

对水运，安特生有过惨痛教训。1919年他将在中国采集到的82箱古生物化石置于瑞典“北京”号货轮运回瑞典，结果“北京”号途中遇风暴沉没。由于发生过这出，他对水运心存疑窦，小心翼翼。经过几天奔波，两个“牛娃皮袋”筏子平安运到内蒙古包头市，安特生一行带着在甘肃和青海搜集到的文物上岸，在包头市稍事休整后，向东100多公里即到归化（后来归化叫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首府）。

在早先的中国版图中，蒙古首府叫库伦（后称乌兰巴托）。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诸多省为推翻清朝政府而宣布独立，自绝于清廷。外蒙古趁势宣布独立。袁世凯主政北洋政府后，对外蒙的“独立”坚决否决。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由于苏俄政权支持，外蒙古的王公贵族扛着“独立”招牌，与北洋政府分庭抗礼。北洋政府不承认蒙古分裂，曾派徐树铮率东北边防军第1师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收复外蒙古的战幕。但是，这事后来不了了之，徐树铮回国了。

安特生一行抵达内蒙古后，往下的路就顺了。他们带着从西北搜集到的文物，从归化向东，又途经乌兰察布、张家口，返京。1925年，他返回瑞典。1927年、1937年又两次到中国短暂考察。此时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上。

连载(十九)：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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