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十六)：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 8节

2018年9 月 29 日  第70-- 75 页

苏美尔人发明了太阴历，是人类早期最重要发明。必须知道播种和收获时间，要找到某种时日行程以确定周而复始的可靠途径。做到这点的简单方法，是观察月亮盈亏循环。月亮由最初的峨眉月到下个最初峨眉月需29天半，就把这样一个循环视为基本计时单位，后来把它称为一个月，然后累计月亮运行了12个这样的计时单位（6个是29天，6个是30天），“年”就这样过去了，又到了开始播种的时候。

苏美尔人当然不知道一年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时间，月亮的十二次循环或十二个月比一个太阳年少十一天。直到九百年后，苏美尔人才了解，每隔几年要另加一个闰月，才能准确预报季节循环。他们按照月亮盈亏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共三百五十四天，同时设闰月调整阴历阳历之间的差别，巴比伦人将一天分成以两小时为单位的十二时制，每小时分为六十分，这就是巴比伦时间。这个时间概念，至今为世界通用。

苏美尔人对月球自转的观察和今天的观察结果只差0.04秒。在库云底亚克山上发现了一个15位数：195，955，200，000，000。古希腊全盛时期，计算只达到1万，大于1万的数，就认为是“无限”了。

在阿卡得语中，巴比伦的意思是“神之门”。古巴比伦王国也称巴比伦第一王朝。它遗留了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最完整的法典，即《汉谟拉比法典》。在2.25米高的玄武岩石柱上刻了282条法律，规定了司法行政、土地房屋、商业债务、私产保护、婚姻家庭、职业、农牧、租赁、伤害和奴隶买卖及处罚等多方面事宜。巴比伦神庙的祭司开办了借贷机构，分实物借贷和金银借贷。偿还方式为分期付款，每月一还；利息按法律规定：金银借贷为20%，实物为33%。

创造苏美尔文明的苏美尔人很可能是含米特人，他们很快就与后来进入这一地区的闪米特人融合了。继承苏美尔文明而起的阿卡德文明（公元前2371年），巴比伦文明（公元前1894年），都是闪米特人创造的；创造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的也是闪米特人；创造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也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的大部分居民是古代闪米特的后裔。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是从古代闪米特人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伊斯兰教，使用的文字仍然是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中提取元素而产生的腓尼基字母文字发展而来的阿拉伯文字。至于巴比伦，不过是两河地区最早的文明出现近两千年后才出现的晚期文明。

埃及文明始于公元前3500年，这个时期出现了象形文字、数十个城市国家、冶炼铜器。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各城邦。约在公元前3000年形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第三王朝大规模修建金字塔。埃及最初的居民是含米特人，后与闪米特人融合，创造埃及文明的就是这个混合民族。闪米特人源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古埃及本土政权陆续经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统治，但种族从法老时期以来没有大的改变，今天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居民的体貌特征，与古埃及时期的雕刻和绘画上的形象仍然非常相似。

希腊最早的米诺斯文明始于公元前2500年，19世纪末在希腊克里特等地发现大量遗迹。考古依据包括早期象形文字及中期的线形文字；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冶炼青铜器；早期城堡，中期的克诺索斯等地的王宫，尤其是后者，在各早期文明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紧随其后的是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始于公元前1600年，《荷马史诗》记叙的主要是这一时期的历史。19世纪在希腊迈锡尼、泰林斯等地发现了很多城市遗迹，大量青铜器，还有线形文字。然后是两百年的荷马时代，这时希腊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武器和工具普遍铁制。

希腊罗马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从开始就是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的混合产物。《新约》用希腊语创造，主要传播者也是罗马帝国中的希腊人。只奉《旧约》的犹太教严禁偶像崇拜，而基督教各流派都可以绘画雕刻圣像，这就是希腊化的典型特征。

犹太文明始于公元前2000年，居住在这里的迦南人（闪米特语族）已进入铜器时代，建立了城市，与进入这里的犹太人融合。犹太文明对人类的贡献无需赘言。赫梯文明可能是雅利安语族的文明，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点在小亚细亚一带。这个文明的最大成就是发明了冶铁术，并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率先进入铁器时代。

地中海以东的中东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地方。有学者鼓吹说，中东文明是人类文明源泉。但共享“源泉”的国家，就得有同一个文化来源。而迄今为止，没有数据显示，中国上古文化来源于中东。

朱大可先生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是世界器物体系的一部分，是世界人种体系的一部分，是世界复合体的组成部分。曾经有过一个很伟大的世界体系就是青铜。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孕育出青铜文明以后，向西发展就成为希腊文明，然后向东发展出印度、波斯、华夏文明，这样就形成一个所谓青铜文明的全球体系。这个体系非常辉煌灿烂，以前我们一直以为它是各自生长的集体无意识结果，彼此之间没有关联，但考古学已经发现，这其实是一个传播的结果。传统人类学的逻辑起点，就是企图描述一个共时性的文明结构，认为人类拥有共同的基因，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这个说法不是很靠谱。朱大可认为荣格式的集体无意识固然有一定作用，但文明的核心，却主要是传播的结果，因为互相传播和影响，就形成了共同体。所以朱大可提出“亚洲精神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提得还算比较保守，实际上应该是“人类精神共同体”，因为这个共同体的外缘，还应包括北非、希腊和美洲。正因为各文明之间有着远超出我们想象的交往，才形成这样一个世界体系。

另一个世界体系就是比青铜文明更早的彩陶文明，当时也遍及整个世界。彩陶文明源于西亚，却在东亚和中亚交界处，也就是以中国甘肃地区达到发展的最高点。甘肃出土的齐家文化彩陶，显然是全球彩陶的巅峰，器型的多样性、纹饰的复杂性和漂亮，都无与伦比。但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它跟西亚和南欧彩陶有某种亲缘关系。它的器型跟土耳其彩陶相似，而它的梳形纹则源于俄罗斯草原。

在这样的世界体系当中，中国是这个体系的受惠者，比如说是中国是苏美尔青铜文明的受惠者，但是中国又发展出一个独特的、完全属于自己的青铜铸造和纹饰体系，这样我们就不仅是它的受惠者，也是这个体系的推动者，我们不仅接受了青铜文明，而且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青铜文明。

一个相反例子是丝绸文明，中国是这场文明的原创者和推动者，因为这个体系源于中国，后来发展出一条技术和产品的贸易输出道路，欧洲人叫“丝绸之路”。但它不是汉代张骞打通西域之路才开始的，早在商朝，就已经有南方“丝绸之路”，通过丝绸原产地四川，经过云贵高原，沿缅甸、印度、阿富汗进入波斯，并由波斯人转运到希腊和埃及。希腊人跟着波斯人称中国为丝国，也就是“Sin”。这个词过去一直被误认为是“秦”，实际上是“丝”的发音。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跨三大洲的贸易体系，在公元前2000年到1000年之间就建立起来了。在青铜文明方面，中国既是受益者，也是推动者，而在丝绸文明方面，中国是相对单一的推动者（以后才有波斯人学着用当地的桑叶养蚕、缫丝和编织地毯）。不管怎么样，中国在古代全球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从世界角度探讨中国的问题，就永远看不清它在这个体系中的意义。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明开始，就可以看到大量西亚以及中亚草原文化进入的痕迹。这种交流的痕迹，在考古学上已经被充分证实。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冲突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17世纪，大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不久中国文化起源问题起了微澜。西方传教士依据《圣经》中创世纪、乐园放逐、洪水等记载，宣称中国文化源于基督教。汤若望是德国人，曾为明军制造红夷大炮。清初，汤若望授意、钦天监监正李祖白所撰的《天学传概》说：“初人子孙聚处如德亚（指犹太），……其后生齿日繁，散走遐逖，……在中国为伏羲氏，……天学固其所以怀来也。”有个叫考狄的写了本《中国通史》，1920年在巴黎出版，书中概括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主导思想，说他们“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

最早提出西来说的是天主教传教士南怀仁，他在《道学家传》小序中称伏羲是亚当的“第13代子孙”。李祖白受汤若望的影响，在《天学传概》中提出“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这种说法遭中国学界反感，杨光先称李祖白“挟大清之人尽叛大清而从邪教，是率天下无君无父也”，掀起康熙历狱，又称汤若望案。杨光先上书斥汤若望西洋新历法十谬，尤其选择顺治帝皇太子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136天后，顺治帝驾崩。康熙帝年幼尚未亲政，顾命大臣鳌拜不满外邦人参议朝政，支持杨光先，汤若望及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钦天监官员被判处斩。后因天空出现彗星，京城发生地震，改判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死，李祖白等5人依然被斩。康熙帝亲政后决定对该案平反，但中国文化西来之说不复有人提起，康熙帝支持的“西学中源”论成为学界共识。

中国文明从外传入的说法，像棵歪七扭八的树，产生多个与中国文明外来说的命题。埃及说为16世纪德国教士基尔什尔首创。基尔什尔在中国跑的地方不少，回国后在《埃及之谜》（1654）与《中国图说》（1667）中提出：中国文明出于埃及，《圣经》所载闪族子孙率埃及人到了中国。他的观点得到法国主教胡爱与法国汉学家德经支持。德经甚至“考证”出古埃及人在公元前1122年迁居中国。由于这个学说主要发端于欧洲，尚未波及中国，并未在中国引起什么反响。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成就，令各国叹服，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始终为国外汉学界关注。晚清西学东渐，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与此同时，欧洲考古界对近东进行大量发掘，成果卓著。关于中国人种和文明的起源问题，受到政、学两界的共同关注。

拉克佩里是法国人，生于香港，长于香港，能熟练书写汉字。1870年在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任教，1894年编撰《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以巴比伦史与中国古史相比附，以19世纪后半叶欧洲考古界对近东地区的挖掘成果为基础，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

这一结论与中国史家传统看法大相径庭。先秦以来文献认为汉族发源于中原，后部分流逐边疆，才有所谓“四裔”。四裔地望，古以幽州为北裔（北京密云县东北），崇山为南裔（湖南大甬），三危为西裔（甘肃敦煌），羽山为东裔（江苏东海县、赣榆县及山东郯城县）。

拉克佩里的“西来说”对中国自古相传的本土说提出重大挑战，主要根据是中国早期与古巴比伦存在相似性，其中主要有：

天文历法方面，两河流域与中国都采用太阳历纪年法，置闰月，一年分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以十二年为世运一循环，十九年为天文上的一周年、六十年为一甲子。此外，对“天”的形状描述、对彗星的称呼、以金木水火土为五日累积法和天干地支用法等，大体相同。

科技发明方面，两河流域居民与中国初民一样，开沟造运河、种植小麦、锻造金属、利用粘土造瓦、制造兽皮舟以及使用战车等。

语言文字方面，《易经》中的八卦是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变形，所谓卦者是中国古文字，因字简而事繁，故一字中包含多种意义，后人遂以为八卦寓含天地万物之理。

连载(十六)：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 8节

2018年9 月 29  日  第70-- 7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