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十五)：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 8节

2018年9 月 25日 第66-- 70 页

8.仰韶村的发现启动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一百多年前，西方史学界看中国，总觉得别扭。别扭在哪儿呢？中国纵然有整齐有序的史书，而说到史前，却只有神话传说，拿不出史前文物。西方史学界一度认为中国没有史前文明，或许从巴比伦汲取了些文明养分，快速成长到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才大放异彩。

西方史学家如是说并没有成见，长期以来，中国的确没有史前概念，只有上古或先秦之类说法，只要提到上古文明，颠过来倒过去的说些不贴谱的“三皇五帝”什么的，却没找到“三皇五帝”的任何实物依据。这种僵局直到发现仰韶文化后才被打破。世界从此认识到，中国也有充沛的史前文明，仰韶文化成为中国史前史的可视坐标。

早年，中外史学界的目光一度聚焦到豫西的这个角落里，就仰韶文化的来由展开过论战。洋人说仰韶文化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是“西来”的。争论乍起，中国史学界那时对考古学不过是初学乍练，甚至于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只是小声嘟囔了几句。

但是，持续不断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如同抽了几鞭子，中国的史学家们由此扬鬃奋蹄。新中国成立后，对仰韶文化的相关研讨继续进行，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当地百姓，都说不上话，任凭本乡本土的命运在学术之争中漂浮。勤恳的、勤勉的政府和忠诚的、忠厚的百姓，甚至不知道他们脚下的土地进入了学术之争的漩涡，他们曾经在自己视野之外的漩涡中跟着旋转了许多年。

安特生初到仰韶村，头脑懵懂，不知道会探寻到什么。从初衷而言，他看了刘长山在仰韶村搜集到的史前石器，估计仅为石器而来，结果歪打正着，居然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里寻摸到了陶片儿。

仰韶村陶器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很清楚，仰韶村出土的陶片，只能是仰韶人烧制的。那么仰韶人是什么人？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时，加拿大的步达生博士根据出土骨骼做出判断：“仰韶人种当为现代汉民族的远祖”。近百年后看，这一结论难能可贵。从此可以判断出，仰韶的出土物品是土生土长、承前启后的中国史前文化产物。

仰韶村文化积淀是根生土长的汉族文化。安特生对于仰韶村遗存属汉文化这点不持异议，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说：“现在在中国的南部，尚有猡猡苗子等族；在中国北方，则为蒙古族的支派支脉。那么，仰韶文化是属于汉族还是属于蒙古族？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从目前所掌握的所有事实来看，都可以说明，仰韶文化是汉族文化。”

看来，一切都挺顺畅。也就是说，在安特生的心目中，仰韶文化是正经八百的汉族文化的产物。那么，他后来怎么拐弯了呢？

1904年，美国承担费用，德国人施密特博士率领一支联合考察队在土库曼阿什哈巴德东南12公里处发掘公元前2200年的安诺遗址。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城市，有灌溉系统，有彩陶、珠宝和青铜器等物。就像其他史前文化遗址，安诺文化的典型器物是陶器。这些陶器为平底钵、碗、罐。彩陶为深褐色的单彩或红、黑色的双彩，绘出三角、菱形、方格、十字、并行线等几何纹及山羊等象生纹。不施彩绘的陶器胎呈灰色或红色，器表常磨光，间或施划纹。屡见红陶人像和动物像。这儿的居民属欧罗巴人种东地中海类型。从红陶女像和墓葬尚无明显贫富分化看，当时社会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晚期屡见男子陶塑，似为母权制衰微征象。

安特生回北京后，查阅有关资料，看到美国的中亚考古调查团十几年前发表的安诺遗址发掘报告，发现中亚出土的陶器和仰韶彩陶相似。安特生的本行是地质学，对陶器若明若暗，令其不解的是，为什么河南仰韶彩陶同安诺彩陶间有相似处呢？它们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

安特生在仰韶的最重要发现是彩陶片，随即面临的问题是判断陶片来路。当时中国没有其他参照系，当安特生把仰韶文化与中亚安诺文化比较时，仰韶文化的彩陶片所反映出的工艺甚至花色图案，与安诺遗址彩陶有相似处，可能同出一源。在安特生的眼里，那个“源”即是巴比伦。或许可以这样说：巴比伦彩陶先传播到中亚的安诺，又从安诺所在的中亚地区进入中国中原地区。

赵会军在《发现仰韶》一书中描绘了那时安特生的状态：“在农商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小火炉上的水壶腾腾地冒着白色蒸汽。呼呼的北风拍打着窗户。安特生坐在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面前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几件陶器，有些还沾着细细的泥土，显然没有来得及清理。安特生不时比划着手里的一个放大镜，他希望这个东西能帮得上忙，可以从中发现点什么。旁边的一张桌子上，铺满了稿纸，上面用钢笔画满了一些奇形怪样的符号……这是一份关于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报告，上面提到的遗址中也有彩色陶器出土。安特生眼前一亮：中亚地区有彩陶，中国的河南也发现了彩陶，那么二者是否存在着联系呢？安特生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经过反复对比，安特生发现，中原地区的彩陶与中亚土库曼斯坦安诺及东南欧特里波里等地彩陶有相似之处，可能出自同一源；中国彩陶在年代上晚于巴比伦等地彩陶，制作时间上也在中亚与东南欧之后，因此中国彩陶有可能来自西方，这个地区的文化也可能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

安特生是合格的地质学家，又是不甚合格的考古学家。他会识别矿石，却不会识别陶器。由于对仰韶村陶片吃不准，他把其中一部分寄给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请古斯塔夫帮助判断。

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是收藏家，以收藏中国瓷器为主。瓷器与陶器毕竟是两码事，精美的中国瓷器与粗陋的史前仰韶陶器风马牛不相及。古斯塔夫拿到安特生寄来的陶片，无从判断这些陶片的来龙去脉，便亲自到伦敦去，向大英博物馆的郝伯森（R•L•Hobson）讨教。

我没有查到郝伯森的相关资料，既然连瑞典的王太子都亲自向他求教，估计他是那时大英博物馆研究陶瓷问题的权威学者。没过多久，他就明确答复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在仰韶村发现的带黑色条纹的红陶与中东发现的“同属一类”。这种陶器当在公元前3500年源自巴比伦，随后向外蔓延，在伊朗、小亚细亚、安诺、希腊北部都有发现。

郝伯森提出仰韶彩陶发源于巴比伦，施密特博士率领的考察队在安诺发现的彩陶源自巴比伦。看样子，两大权威都认定仰韶彩陶与巴比伦密切相关，结论就比较清楚了。但安特生还是有些吃不准，于是又给在柏林博物院工作的施密特博士写信，征询他的意见。

施密特博士因发现安诺遗址而名声大噪，但身为德国考古学家，绝不浮躁，有日耳曼人那种严谨，给安特生的回信持谨慎态度：“所谓仰韶陶器与安诺遗址出土的陶器，相同之处并不充分。如果要进一步考察的话，除了要比较纹饰之外，重要的是要考察二者的制造技术、所用色彩，以及表面磨光程度。”看样子，施密特博士才是真行家，几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半路出家的安特生只能自愧弗如。

对安特生提出的问题，郝伯森和施密特都做了回答。安特生认为，郝伯森的回答痛快，施密特的回答谨慎。随即，安特生的意识转入另一个方向，那就是怀疑仰韶文化中的彩陶不是汉人的东西，而是从西方传入的。在这里，“西方”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以西的阿拉伯半岛，而巴比伦文化便在阿拉伯半岛。

安特生那时即便彷徨，也情有可原，因为“中国文化西来说”并非安特生首倡，而是已在中国蔓延多年，甚至成为时风。

世界上最老的文明产生于中东的两河流域、北非尼罗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那里首先出现了文字和青铜器。在世界诸国中，文明萌芽凑得相对整齐的，同时也是文明萌芽发育最早的是古巴比伦（公元前30世纪至公元前729年），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伊拉克一带。

提到古巴比伦，不能不提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原本是分开的，由于泥沙在河口沉积，填出土地，两河下游在伊拉克南部汇合。两河均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幼发拉底河经土耳其、叙利亚进入伊拉克，全长大约为2750公里；底格里斯河经土耳其进入伊拉克，全长大约为1950公里。两河流域面积总共为105万平方公里。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就位于底格里斯河的西岸。

两河流域有一连串肥沃土地。两条河都不驯顺，定期泛滥，使得两河的沿岸因河水泛滥而积淀成适于农耕的肥沃土壤。包括今日的以色列、黎巴嫩、约旦部分地区、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和土耳其的东南部。由于在地图上好像一弯新月。所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布雷斯特德把这片土地称为“新月沃土”。

约在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苏美尔文明是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乌尔第三王朝颁布世界上最早的《乌尔纳姆法典》，阿摩利人颁布《汉谟拉比法典》。在亚述之后，这块土地上诞生的印欧语系的赫梯文明颁布《卡迭石条约》。苏美尔文明时期，有数个独立城市国家，每个城市国家的中心是该城保护神或保护女神的庙。每个城市国家由一个主持该城市的宗教仪式的祭司或国王统治。公元前1763年，最后一位苏美尔民族君主瑞穆辛的首都拉尔萨城被巴比伦军队攻陷，从此苏美尔人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苏美尔农业依靠灌溉系统。灌溉系统包括汲水吊杆、运河、水渠、堤坝、堰和水库。政府有管理水渠和运河的人。农民用运河淹地，用牛践踏农田和杀草，用鹤嘴锄挖地。地干后他们锄地、耙地和用铲将土壤松散开来。苏美尔人秋季收割，收割时三人一组，收割后使用碾石分离谷粒和茎，使用打稻棍来分离谷粒及麸皮，最后使用风吹开，来分离谷粒和麸皮。

苏美尔人通晓多种行当，不仅会烧制陶器，而且在陶器上使用雪松油画的图案；他们是石匠和首饰匠，会加工方解石、象牙、金、银、玛瑙石和青金石；他们发明了冶炼技术，炼出青铜。他们掌握的技术有：轮子、锯子、鞣质皮革、镯子、锤子、鞍子、钉子、大头针、指环、铲子、斧头、刀、长矛、弓箭、熬胶、匕首、袋子、头盔、盔甲、鞋子、靴子和酿酒。苏美尔人的皮船是由芦苇和动物皮制的，帆船使用沥青来防止水渗入，木船有时用人力或畜力拉。

苏美尔人文字是已知最早的文字。他们用粘泥制成泥版，用削成尖头的芦苇秆或骨棒、木棒当笔，在潮湿黏土版上写字，文字符号的每一笔按压部分痕迹宽深，拖出部分窄浅，像木楔一样。所以叫楔形文字。他们将各种事物画下来，图形越来越简单，于是形成文字，刻写在泥板上晒干。发掘出的苏美尔文章包括个人和企业信件、汇款、菜谱、百科全书式的列表、法律、赞美歌、祈祷、魔术咒语，包括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内容的文章。许多文章多个版本被保留了下来。

苏美尔文字不包含现代人熟知的语法结构。为长久保存泥版，要晾干后再烧制。这种烧制的泥版文书不怕虫蛀，也不会腐烂，美中不足就是太沉，每块重约一公斤，看每一块都要搬来搬去的。

十三、连载(十五)：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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