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十三)：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 7 节

2018年9 月 5 日  第56 --60 页

7.探沟和探方：中国现代考古第一铲

河南渑池县位于豫西，北濒黄河，与山西垣曲、夏县、平陆隔河相望，南与洛宁、宜阳相连，东与新安为邻，西界崤函与陕县接壤。陇海铁路途经渑池，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一行由刘长山为向导，离开北京，到达渑池火车站时，县知事胡毓藩亲自恭候。

安特生被安排在西关福音堂居住。教堂牧师史天泽也是瑞典人，早在1905年就到渑池了，说一口流利的汉话，临时担任翻译。在县城住了一两天，安特生坐不住了，提出赶紧去仰韶村。县知事胡毓藩立即安排，在县政府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同下，安特生乘坐县知事专车，也就是装备的尚可的马车，还雇了辆铁角车，前往仰韶村。

安特生刚进入仰韶村，就发现了东西，不是他要找的石器，而是陶片。陶片很可能在他的意料之外。对于这件事，原渑池县政协委员曹静波在《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与三次发掘》一文中有所记述：

“当地政府给予他很大帮助，为他们雇了马车，还派人护送，从县城东一里河小道北上，途经任家洼、后窑村和一条深50米的大沟，涉过饮牛河，进入西寺沟村。几家住户住在遗址边沿。在道旁的断壁上，安特生仔细观察地质情况：下层是第三纪红土，上层是灰色土，明显的深灰色口袋形灰坑处处可见。当时他猜测是太古时期的遗址，立即下马细致观察，并动手拨弄灰土，在底部获得一片红底黑花、打磨光滑的彩陶。对于这一发现，他产生了疑问，认为在远古时代制不出这样精细的东西。从第二天起，他就带着问题沿遗址区各条小路的两旁仔细寻觅，采集到一个磨制精细的石斧，方知石斧与破碎陶器是灰层中的共存之物，于是便认定这里就是古代人类活动的场所。当时他测算其面积，东西宽480余米，南北长960余米，遗址面积之广，遗留器物之多，实属罕见，遂萌发了发掘之念。”

按照曹静波等人的说法，安特生团队刚抵达西寺沟村，屁股还没坐稳当，就在道边找到彩陶的陶片和石斧。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仰韶村不是一个村子，而是由几个自然村落组成的。每个村落之间相去不远，西寺沟村与人口最多的村子只有几百米远。

西寺沟村是个山村，当年的样子无可寻觅，估计是片草房。草房零落在台地上摆开，村北是连绵山丘，村外有两条沟，沟底溪水潺潺，交汇于村南。有一本书这样描绘那里的景象：“村子就坐落在这两溪之间的黄土台地上，远远望去，宛如一弯半月。虽然还只是仲春，山谷中已有抹抹新绿，星星点点的野花也紧跟了春天的步伐。”

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中，安特生特意谈到了仰韶村的地貌特色：仰韶村在陇海铁路渑池火车站以北15华里。渑池县城位于一小河流域北面，河两岸平行，为东西走向。地形由县城向北渐高，略似高原。北至20华里许，始遇到山岭。山为寒武纪以前岩石所成，地层倾向东南。仰韶村位于山南之高原，高原为第三纪红土和第四纪黄土所成，被河流冲刷，沟壕累累，深30至50米。

此后几天，安特生等人在断崖旁及深达十数米以至于数十米的沟壑中，这里挖挖，那里铲铲，尽管只有短短8天，几乎每天都有惊喜发现。这次，安特生等采集到大批陶片、石器、骨器和蚌器，4只大木箱塞得满满当当。回到北京后，安特生及助手立即开始研究采集到的陶片、石器、骨器，判定仰韶村极可能是远古文化遗址，有必要考古发掘。

安特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丁文江。1921年秋，安特生给农商部部长张国淦写信，鉴于中国没有保护史前遗址和文物的法律，请允许他购买土地以便保护和发掘该遗址，而且催促继续任命他为矿政顾问。安特生的申请获得批准，而买地要求被驳回。

1921年初夏，安特生去山海关考察，估测该地煤炭储量。工作将结束时，赴奉天沙锅屯调查，发现沙锅屯洞穴遗址，这里出土了部分陶器。这次在仰韶村又发现彩陶。安特生把仰韶发现的陶片与奉天沙锅屯发现的陶器做了番比较，得出三点初步结论：一是在砂锅屯发现的一只陶碗，质细色黑，磨砺甚精，与仰韶村所得极为相似；二是三足陶器在仰韶村所得颇多；三是在仰韶村发现的红底黑花陶片，是这次挖掘中最有研究价值的。

1921年9月4日，安特生给瑞典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写了封信，力劝他访问中国，参加中国考古发掘，支持从事田野工作的中国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向轻视田野工作的旧传统挑战。

10月23日，距上次渑池之行半年，安特生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陈得广等6位中国学者和2名外籍博士同行，外籍人士是骨骼专家步达生和奥地利的古生物学专家师坦斯基。

县知事胡毓藩亲自迎接考察团，仍然安排安特生住在县城西关的基督教堂。10月25日，根据胡毓藩安排，由县政府第三科王茂斋陪同，在4名警卫护卫下，乘车到仰韶村，住在王兆祺家中。王茂斋负责联络应酬事宜，张兴民、王兆英负责采买，王兆祺组织人员挖掘。安特生一行不是免费在仰韶村的。他们在村边的台地上租了一块地方，旋即支起帐篷，架起行军床，袁复礼等人就住在帐篷里。

田野考古学是20世纪初期提出的，包括考古调查、考古发掘与室内整理，主要是勘察地面遗迹，依靠地图调查，有时根据调查结果测绘地图。以后田野考古转入以发掘为中心，并扩大调查对象和范围。随着方法逐渐完善，技术进步，调查发掘对象也由一般的居住址和墓葬等扩大到道路、桥梁、沟渠、运河、农田、都市、港口、窑群和矿场等各种大面积遗址。田野发掘是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常见的有遗址发掘和墓葬发掘两大类，具体发掘方法为“探方”法，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探方内的土层以土质，土色和含沙量等划为不同文化层，按照先上后下顺序依次发掘。探方中每层下出现的各类遗迹，如灰坑、房基、窖穴、道路等，按照从晚到早原则逐一清理。发掘时对各种遗物都要收集。

10月27日，安特生考古队的发掘开始。对于中国考古界来讲，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此就算拉开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后来有人把此举称为“中国现代考古的第一铲”。

根据第一次调查掌握的情况，安特生圈定要发掘的地方，花钱雇仰韶村的农民挖沟。这时，袁复礼的正式身份是地质调查所技正，所谓技正是那时的中级职称，相当于工程师，而不是高级工程师。

多年后，渑池县政协采访这位老人时，老人已然94岁了，但头脑依旧清晰，提到仰韶村首次挖掘时，他是这样说的：“1921年10月，我同安特生一起到仰韶村，在河南省和渑池县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支持下开始发掘。发掘的具体时间是10月27日到12月1日。同我们一同前去的还有步达生博士、师坦斯基博士。但步达生博士因事提前回京，没有坚持到底。对仰韶村文化遗址的首次发掘，是在安特生主持下进行的。当时除我外，还有5名中国助手。这个文化遗址的面积是很大的，共发掘了17个点。我记得，遗址和发掘点以及周围的地形都是我亲自搞的测量，并按1：4000和5米等高线缩绘成了图。”

仰韶村首次发掘，中外专家使用美式发掘工具，包括手铲、毛刷、铁镐、铁钩、皮尺、卷尺、照相机等。中方人员大量使用洛阳铲。

曹静波在《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与三次发掘》一文中，介绍了在仰韶村了解到的情况：“一位当时曾参与发掘工作的老民工告诉我，当年挖掘时已是寒冷的冬季，为了赶时间，工地上搭着帆布篷，点着汽灯、马灯，夜以继日地挖，挖了17个地点，但出土的完整东西不多，都是些破碎的石头瓦块，另有一具人骨架；他们还用现洋在村中挨家挨户收买出土的东西”。

赵会军在《发现仰韶》一书中提及这次挖掘的轶事：“正当发掘工作顺利进行时，一位身穿灰布长衫、白胡子一大把的人，带着几个人冲到工地，大声嚷嚷着：你们这些外乡人，到处乱挖，岂不挖坏我家的风水宝地？伤我祖宗、祸我子孙吗？真是罪过啊！周围看热闹的人群，也不断随声附和，发掘工作被迫停了下来。安特生心急如焚，摇头叹气，又无可奈何，他十分不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其他人的建议下，他才火速派人前往渑池县汇报情况，寻求支持。在县知事的干预、调解下，发掘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同书中说，在仰韶村，安特生和蔼可亲，不论同行者还是参加发掘的民工，一视同仁。他有时给大家讲点小故事，引得人们哈哈大笑，不光是因为故事内容，主要是他的蹩脚汉语。安特生经常在同伴面前卖弄几句刚学会的“当地方言”。

连载(十三)：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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