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十二)：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6节

2018年8月 31日  第53 --56页

接着，我给方丰章打电话，要陈星灿的手机号码，而方丰章却告诉我一个情况，说：“巧了，昨天陈星灿到渑池来了，我把你提的问题逐一问他了，但是，他也回答不上来。”

搞清刘长山的来龙去脉，或者抓到点有关刘长山的资料，很有必要，我没有抱太大希望，或者说，不敢抱太大希望。因此，方丰章向我转述了陈星灿的答复后，虽然有些遗憾，却也在意料之中。

当时，我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别的，而是像我前面的很多人一样，在替刘长山打抱不平。刘长山未必知道，他的仰韶之行为一件大事开了个头。头开了，他随即就被遗忘了，而且被遗忘得如此彻底，以至时下连中国研究仰韶文化的权威学者都找不到他的其他线索了。他就像划过夜幕的流星，瞬间闪了一道光，随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么，如何看仰韶村第一次发掘？此次发掘由安特生主持，过去认是为瑞典人发现的仰韶村，也是瑞典人带着中国人在仰韶村搞的第一次发掘。这样一来，就涉及到如何评价刘长山的作用问题。

1985年，在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年大会上，苏秉琦、严文明说了公道话，指出仰韶村第一次发掘由中国学术机构地质调查所组织，是中国政府批准的发掘项目，参加发掘的袁复礼等大部分是中国人，发掘队负责人安特生虽然是瑞典人，但是受聘到中国的外国专家，不能因为安特生参加就改变第一次发掘的性质。最早发现仰韶村的文化遗物并采集的是中国人刘长山，正是这个人揭开了仰韶村远古文化的大幕。

仰韶村遗址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次发掘由中外学者合作，是中外学者共同发掘的第一个考古项目，称为“中国现代考古的第一铲”。在“中国现代考古的第一铲”实施过程中，安特生的主要助手袁复礼的作用举足轻重。与学地质的安特生相比，袁复礼才是学考古的。

袁复礼是河北徐水人，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1913年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15年保送美国纽约建筑学校，后入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20年获硕士学位。翌年回国，任北京地质调查所技师。是年冬与瑞典安特生在河南仰韶发掘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1923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维宪阶海相化石，首次确定中国有下石炭纪地层化石，采集到袁氏珊瑚等新化石种属，对中国石炭纪地层划分以及古地理、古生物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1927年赴西北考察，次年在新疆吉木萨县三台、藩家台子等地发现三迭纪兽形爬行动物化石，轰动国内外学术界；三台大隆口发掘的爬行类动物化石被戈定邦博土定名为“袁氏三台龙”，因此获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的北极星奖章。

1986年9月，河南渑池县政协副主席崔金凯和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常满仓等前往北京地质学院，采访了住在那儿的袁复礼。已然卧床的袁复礼以当事人的身份说了如下一段话：

严格地说，仰韶村文化遗址并不是安特生首先发现的，至少不能说是他单独首先发现的。因为安特生初次得到中国石器是在1919年。那时，中国地质调查所技师朱庭祜先生在沈阳等地调查时，采集到不少石器，此后又陆续采集一些。这些石器初次引起了安特生的重视。1920年，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采集员刘长山先生，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采集到许多石器，大概有几百件，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刘先生把这些石器送给安特生看了，并给他介绍了仰韶村的情况，这就更引起了安特生的重视。因此在1921年4月，安特生就亲自去到仰韶村。这一次，他在那里经过初步采掘，又得到了一些陶器碎片，两天后又得到一石斧，随后又发现了一些其他遗物，这就促使安特生到那里去发掘。他回到北京后，向中国政府写了报告，在中国政府批准后，1921年秋天，安特生再次到仰韶村，主持发掘了仰韶村文化遗址。所以，在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对仰韶文化的初步研究上确是首功，而且为研究中国远古文化开辟了道路。但若不是刘长山先生从那里采集并带回来那么多的石器，同时还向他介绍了仰韶村的情况，安特生决不会有这一发现。据我所知，刘先生到那里采集石器并不是安特生派刘所为，而是刘自为之。刘先生采集之前，安特生根本不知其地，更不知有其物。因此，安特生本人也就根本不会亲往发掘和研究了。

长期以来，不少文章说刘长山是安特生的助手。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相关资料的证实。之所以会冒出这种说法，大概先前有文章想当然地来了这么一句，招致后面的文章跟风。随声附和，人云亦云，这种事在报刊书籍中时有发生，屡见不鲜。

刘长山并不是安特生的什么助手，仅仅是地质调查所的采集员，任务是打听矿脉、搜集矿物标本。他与农商部矿业顾问的安特生间不存在工作关系，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关于这点，袁复礼教授说得十分清楚，刘长山第一次去仰韶村是“自为之”。也就是说，刘长山去仰韶村不是上级指派，是自己摸去的。说到底，刘长山就像重大事件中的过客，在恰当时机出现在恰当场合，做了件极为恰当的事。

刘长山不过是个采集员，人微言轻，加上缺乏考古专业知识，他在仰韶村拿到一批东西，却说不出门道。他或许不知道，他在仰韶村收集到的这批东西成了敲门砖。这一发现是个了不起的开始。

活动于民国早期的刘长山早已无影无踪了。这位仰韶文化的第一位探索者除了留下幅模模糊糊的疑似照片外，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东西。我在写作本书时，曾经努力回忆在仰韶文化博物馆里所见到的那张模模糊糊的疑似刘长山的照片，一度打算给方丰章打个电话，请他复制一幅照片，发到我的邮箱里，用于本书。后来想了想，那幅照片的质量太差，而且仅仅是个疑似刘长山，也就算了。

至今，没人知道刘长山长得什么样，别的信息早湮灭了。而渑池县的百姓们，那些当年与刘长山打过交道的学者、当下史学家们、渑池县政府以至三门峡市政府并没忘记此人，对他的仰韶村之行，给予充分肯定。刘长山的在天之灵若是有知，或可聊以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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