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十一)：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6节

2018年8月27 日  第  49  --  53页

6.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的发现

地质调查所草创那会儿，有位小人物叫刘长山。之所以说是小人物，因为他仅是地质调查所的一名采集员。虽然他后来做出了名堂，而直至如今，人们知道的也仅是个名字，别的一无所知。

采集员是做什么的？地质调查所并非后来新中国成立的地质部，在编制中并没有勘探队，只能雇用采集员，采集员干的活儿是搜集矿业信息。民国初，北洋政府办公经费紧张，只得精兵简政，一个萝卜一个坑。时至今日，国家地质部门仍在征召采集员，任务是报告矿脉线索。采集员不在编。当年的刘长山也只能如此，是个临时工。

那时安特生的正式身份是农商部矿业顾问，从常理判断，矿业顾问与地质调查所有工作联系，但也就是提供咨询服务，不会有更多内容。地质调查所里的大大小小的事由丁文江说了算。

丁文江与安特生合计搜集史前文物，采集矿脉信息，捎带手寻找相关史前文物。在这个大背景下，身份背景至今不明晰的刘长山身不由己地走进中国人开掘史前文明的大进程。

刘长山究竟为地质调查所做了什么？三门峡市政协办公室秘书科科长石耘写的《仰韶文化发现记》里有这样一段话：“1920年秋，被安特生派到河南的采集员刘长山，在仰韶村南边的寺沟收捡到了些零碎石器。当时豫西地区旱灾严重，广大民众忍饥挨饿，度日如年，群众听说有人前来收买石器，也不管有什么用处，纷纷将自己家平时在耕作或掘土时捡到的石器，全都廉价卖掉，换回些活命钱维持生活。刘长山收购一些石器后，又请好心的乡亲们带他到实地采集了一些石器。这些石器或如锤如斧，或像凿像刀，绝非天然形成。由此吸引了刘长山，他在仰韶村住了3天，采集收购各种石器600多件，还有少量零碎陶片，然后雇请村民王兆英用毛驴驮到渑池县政府第三科（专管全县建设事宜）装箱，在火车站起票运往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

这篇文章搜集的材料挺扎实，但是说安特生派刘长山去仰韶村，恐怕不大妥帖。安特生是农商部矿业顾问，刘长山是地质调查所的非编采集员，安特生与刘长山间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如果上级让刘长山做些什么事，也是地质调查所出面，而非安特生指派。

安特生是基督徒，一种说法是，他在瑞典有神职人员身份。在中国，他离开北京到各地转悠时，多与各地教堂里的传教士打交道。

西方来华传教士履行教会赋予职责时，注意收集舆情。早在1918年，安特生为了采集化石来到河南传教点。渑池西边是新安县，那儿的传教士马丽亚•佩特松女士是瑞典人，这位女牧师带着安特生去过隔壁渑池县的某些地点。安特生在那儿发现了些化石。安特生尽管此前去过渑池县，却未必知道渑池县有个仰韶村。

从行政隶属关系看，农商部的洋顾问无从委派地质调查所临时工做事。刘长山究竟怎么去的仰韶村，至今说不清。最大可能是，刘长山即便不是渑池人，也熟悉渑池，部里洋顾问在找远古石器，他知道仰韶村一带有这种东西，就摸去了。

有本书这样描绘刘长山在仰韶村的经过：“几天前，一位名叫刘长山的地质采集员来到河南西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当他随意敲开一家农夫的大门，开门的女主人恰巧要到河边提水，手里拎着一件特殊的器物。这可不是农村中常见的木桶，而是一件陶缸，表面还带有模糊的花纹。仔细一瞧，原来是人面鱼形纹。曾经走过无数个村落的刘长山顿时被惊呆了！他还从来没见过绘有如此花纹的彩陶缸呢！进到院子里，他发现这户人家的墙上扣着许多红陶和彩陶片，可能是作为墙壁的装饰品吧！窗台上也摆放着大小不等的陶缸，甚至地面上还散落着一些残陶片。刘长山急切地询问着这些陶片的来历。主人告诉他，这些陶器多数是在种地时挖到的，也有些是在村外捡到的，当地许多人家都有这种陶器和残陶片。刘长山有种强烈的预感：这些陶器都不是普通的东西。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背后，说不定隐藏着什么巨大的秘密！几天来的疲劳一扫而光，他走街串户，急忙敲开各家的大门，开始了紧张地征集工作。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刘长山就收集到各种类型的陶器、石器达600多件。他雇用当地村民王兆英，用毛驴将这些东西驮到当时的渑池县政府，并马上装箱，经渑池县火车站运往北京。”

显然，书中加了些虚构成分，石耘说刘长山在仰韶村“采集收购各种石器600多件，还有少量零碎陶片”；而那本书中则说刘长山在仰韶村收集到了完整陶器。究竟哪种说法对？

只有一个裁定标准，就是看安特生自己是怎么说的。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说：“民国九年，采集员刘长山自河南一处带回零碎石器数百件，其中颇有可取者。”安特生仅提到刘长山把“零碎石器数百件”带到北京，并没有提到其他东西。从而可以断定，刘长山在仰韶村并没有征集到陶器，更别说什么完整陶器。

仰韶村初民留下的灰坑和文化层裸露于地堰、沟沿处，除了受到大自然风化外，没有人为破坏迹象。石器有磨光石斧、钻有圆孔的石刀。人类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石刀了。石刀、骨刀既是劳动工具，也是随身携带的武器。有一类石刀，背部有穿孔，有人认为是收割工具，有人认为是砍伐工具。石斧刃宽顶窄，像梯形。开始人们不懂得装把，直接手握。慢慢地人们在斧头上安装了木柄，将二者绑在一起。这样，手握在斧柄上，利用惯性劈木砍柴，省了不少力气。

刘长山带回北京的是石器。为什么石器会引起安特生的兴趣？当然有前因。安特生早注意到日本学者在中国东北等地发现的石斧，还发表过一篇短文，名《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石斧》。所以安特生关注的是刘长山带回的“零碎石器数百件”。

安特生对刘长山带回来的石器十分重视，随后请刘长山当向导，带他去渑池县仰韶村。安特生一行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上火车时，未必意识到，在这一刻，中国对史前文化探索的幕布徐徐拉开了。

说到这儿，就要说说我和同行者们见到的仰韶村了。

2012年2月的一天，我们一行去仰韶村。渑池县城到仰韶村不远，有数公里，在仰韶村村口，汽车停下。我们下车后，北望，远处有片山峦，我们去的那天是阴天，有雾，虽然不是浓雾，那片山在雾的遮掩下，显得若有若无，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轮廓。

陪我们一起来的是渑池县文化局局长方丰章。他大约40岁，大眼睛，瘦瘦的，待人谦和。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那种喜欢看书，喜欢琢磨问题的人，有些执拗，用北京话说，就是认死理儿。

方丰章挥指着说：“那片山叫韶山。现在我们看到的景象，肯定与数千年前不同，但山水轮廓不会有多大变化，与数千年前差不多。至今我们站在这里，也可以想象到，远古时，韶山一带终年有野兽出没，到了秋季，野果满山，河里鱼虾成群，加之水源充足，提供了聚居条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聚居者完全可以依靠狩猎和捕捞过日子。如果再有农业，生存就更不成问题了。”

我问：“这个村子为什么叫仰韶村，有说头没有？”

方丰章指着远处说：“仰韶的意思是仰望韶山之意。韶山主峰海拔1463米，主峰南麓是缓坡台地，台地两侧各有一条数十米深的沟壑。东有饮牛河，西有干沟河。两河缓缓南流，交汇后曲折流入黄河。仰韶村就座落在三面临水的缓坡台地上。”

我又问：“那片山为什么叫韶山？”

方丰章说：“当地习惯说法是曾在山上演奏韶乐。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进一步考证，千百年来就这么叫的。据我个人理解，毛主席是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人，毛主席的故居就在韶山脚下。湖南湘潭县的那座韶山，也因为演奏过韶乐而得名。”

所谓韶乐，相传虞舜时代就已经产生了。那时，这种乐队是齐整的，而且绝对是大规模的。据《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韶字在这里是继承的意思，演奏这种乐曲，表彰舜能够继承尧的美德。从韶山这一名称来看，这座山恐怕早先有些说头。

那次，我们在仰韶村村口参观仰韶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的建筑风格较大气，设计者有想法。馆前有4座铜像，分别是对仰韶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4位学者，即安特生、袁复礼、夏鼐和安志敏。

对仰韶文化，我仅略知皮毛，同行者的水平与我差不多。我们进入仰韶博物馆后，自然看不出名堂，只通过解说员讲述，得知丁文江在主持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组织了最早的仰韶村考察。

墙上挂着地质调查所老所长丁文江的照片，还有其他人的照片。在这些照片跟前，我们停了下来，由于不懂，稀里糊涂地看着。

这时，方丰章悄不言声地过来了，凑到我的身边，指着其中一幅照片的一个人说：“据仰韶村的老人们说，这个人似乎就是刘长山。”看样子，方局长以为我了解仰韶文化，起码应该知道刘长山。

我随着所指看去，照片上有几个站在地头的人，其中的一位穿着简单，像当地农民。当年，随同安特生去仰韶村的人，一看着装，就不是仰韶村的村民。而那位疑似刘长山者的着装与仰韶村村民几乎一样。由于照片质量不好，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疑似刘长山的长相。

“刘长山是怎么回事？”我茫然问。

方丰章这才意识到我并不了解仰韶文化，于是说：“刘长山是地质调查所采集员。他第一个从仰韶村发现了一批东西，带回了北京。”

我问：“就这些？”

方丰章说：“关于刘长山，目前仅知的就是这些。”

我说：“刘长山既然第一个叩开了仰韶村的山门，你作为渑池县文化局局长，对这个人还知道些什么。比如刘长山是哪儿的人？那时多大年纪？长得是什么样的？什么学历？是怎样进入地质调查所的？”

看样子，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堆问题的。方丰章不由摇头，直截了当地说：“你问的这些，我都回答不上来。”

我说：“对刘长山我并没多问，提出来的都是些最基本问题。”

方丰章说：“给你个建议，你回北京后，不妨问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星灿研究员，他或许知道些。”

我问：“如果陈星灿研究员也不知道呢？”

方丰章耸了耸肩：“如果这样的话，恐怕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我那时觉得，回北京后查个电话号码不难，就没有要陈星灿的手机号。回到北京后，我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总机查到陈星灿办公室的电话，而后立即打这个电话，而在电话那头，永远只是一个委婉的留言，称主人不在房间里，对来电者表示歉意。

陈星灿，1964年生于河南长葛县，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副所长，还是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专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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