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瑞典地质学博士安特生与龙烟铁矿

瑞典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10世纪，瑞典出现炼铁炉，18世纪成为钢铁出口国。瑞典发展钢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几个有利条件：铁矿藏丰富，有容易开采的中部地区的高品位铁矿；早先炼铁不用煤，而是木炭，而瑞典有可以烧制木炭炼铁的大森林；另外，这个国家有可作动力的充沛水力资源。

大自然也不一味地偏袒瑞典，瑞典固然铁矿丰富，但不产煤，只能用木材炼钢。18世纪初，英国发明用焦炭代替木炭炼铁，瑞典钢铁工业失去竞争能力，铁厂纷纷倒闭。竞争教会了瑞典人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转炉炼钢的第一个发明专利1855年在英国登记，但英国的第一次工业试验并不成功。1858年，瑞典人葛兰荪发展这种炼钢方法，几年后在现今犹存的山特维克钢铁厂建成转炉炼钢车间。不产煤的瑞典严重缺乏焦炭，只得重视发展不用焦炭的海绵铁生产新工艺。

乌普萨拉是瑞典第四大城市，北欧最早的天主教堂乌普萨拉大教堂便坐落在这里，1164年成为瑞典大主教辖地，不仅是宗教中心，而且是工业、军事中心和铁路枢纽。乌普萨拉大学素有“北欧剑桥”之称，是瑞典最古老的大学，也是北欧第一所大学，出过不少学者，包括8位诺贝尔奖得主，诺贝尔在1893年成为该大学名誉教授。

约翰·贡纳尔·安德松生于1874年，老家在瑞典纳克省奥利布罗市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他在中学毕业之后，考入乌普萨拉大学，专业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Andersson，是瑞典男人常用名，早先中国翻译外国人名字不规范，把贡纳尔·安德松译为古纳·安特生。时间长了，改不过口，也就约定俗成了。

瑞典是高纬度国家，靠近北冰洋。1898年，安特生报名参加北极探险。三年后，他又随瑞典南极考察团远征南极。瑞典人尽管熟悉北极，却对地球另一端的南极陌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团队无法抵御恶劣气候，只得草草收兵，仓皇撤回国内。考察项目不尽如人意，收效甚微，安特生回国后，气得把自己在屋子里关了几天。

20世纪初，由于北欧国家没有参加八国联军，中国政府喜欢与北欧中立国打交道。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瑞典人斯文•赫定来华，发现被遗忘千余年的楼兰古城。这一意外成功，对安特生的震动不小。要论学识，斯文•赫定未必比安特生丰富，但他的探险方向却选择了中国。两人的成果是天壤云泥，大相径庭。

1902年，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1906年留校任教，兼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0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他被选为新一届秘书长。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1914年初春，他收到来自中国政府的信函，邀请他前往中国担任矿政顾问。

北洋政府亟待发展图强，打算从钢铁着手。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矛盾愈演愈烈，国际市场对钢铁需求激增，北洋政府迫切希望西方地质学家来华，加紧寻找军备和经济急需的煤矿和铁矿资源。北洋政府大员不认识安特生，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曾留学英国，对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安特生有所耳闻，推荐他担任中国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帮中国找矿。

欧洲有几个钢铁强国，北洋政府为什么偏偏相中瑞典的地质学家？瑞典兵器工业说得过去，尽管历史上与俄国打打杀杀，却很少在亚洲国家招惹是非。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大清京师，连没有出兵的欧洲小国也跟着分了杯羹，瑞典却不跟着掺和。

后来李济在《安阳》一书中说：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的大国都想把科学家派到中国，获取中国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列强之间为此竞争激烈。中国政府不从列强中选择专家顾问，而任用瑞典人安特生，因为瑞典是欧洲少数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这个决策大概是根据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建议。

安特生接到聘书后，1914年春到印度，辗转进入新疆，顺塔里木河东行穿越河西走廊。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中国地质地貌有个全面印象。5月中旬他结束了对中国西部的考察，抵达北京。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安特生抵达北京次月，欧战爆发，后称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的欧战是钢铁之战，新式武器要耗费大量钢材，钢铁成为紧缺战略物资，各参战国下令禁止钢铁出口。

近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薄弱，武汉一度拥有世界领先的汉阳钢铁厂，是晚清重臣张之洞搞起来的。既便如此，汉阳钢铁厂生产最火爆时，进口钢铁仍在中国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

那时袁世凯总统在北洋政府掌权，手下的诸大员中，除了徐世昌是个老牌文人，其余都是丘八出身。这帮武夫不糊涂。欧战参战国造枪造炮，大量采购钢铁，致使钢铁价格暴涨。上海新出厂的钢板和马蹄铁比战前上涨10倍，钢锭从每担3两银子左右抬高到14两，几乎是过去价格的5倍。中国置身于欧战之外，立即掀起大办钢铁实业热潮，上海兴和铁厂年产钢材3万吨；山西阳泉铁厂建起日产20吨的高炉。钢铁业成为中国最赚钱的生意，开铁矿比开金矿更具诱惑力。

安特生抵达北京时，北京有位名字被翻译为麦西生的丹麦矿冶工程师在探矿上有所斩获。那天，麦西生在街头看到位背着篓子卖“染料”的农民。麦西生看出，农民卖的“染料”样子像铁矿石，就买了些，回去化验，发现是含铁量甚高的赤铁矿。他翻过头到街上，找到那位卖“染料”的农民。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连跟踪带打听，终于弄明白了，这种赤铁矿产自北京往西100多公里的龙关山，那儿属于燕山山脉。

丹麦和瑞典同属北欧国家，安特生很快结识麦西生，看了老麦从街上买来的赤铁矿，安排助手与麦西生一道前往龙关山一带察看，接着同地质调查所技师新常富到直隶龙关县调查下古生代地层中的铁矿，发现在龙关、辛窑堡一带的确有个大矿区，称为宣龙式赤铁矿床。

新常富是瑞典人，1900年毕业于瑞典皇家工学院。1902年为山西大学堂教授。辛亥革命期间参加了瑞典、英国联合以及瑞典单独组织的营救探险，营救被派往中国工作的洋人。1914年到1917年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能讲中国普通话。

宣龙式赤铁矿床是个重大发现，同一矿层自西向南，延伸到宣化东部的烟筒山，相继延展达百余里，储量相当可观。并且附近有京张铁路通过，运输方便。发现大铁矿的消息很快就报到了北洋政府，袁世凯喜出望外，发了安特生一枚三等嘉禾勋章，以示嘉奖。

这件事儿如同天上掉下张馅饼。麦西生和安特生虽然发现了大铁矿，但二人都是学者，发现仅拘泥于知识层面，往下怎么搞，是否接着开发这个大铁矿，要由北洋政府拍板。

1916年6月，有个叫陆宗瀚的呈文，要求组建龙关铁矿公司，先采矿，再办炼厂。点子不错，但报告递的不是时候。袁世凯打算实行君主立宪制遭反对，气病交加身亡。代行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琪瑞忙着派系之争，哪里顾得上铁矿，呈文递上去就没了下文。

1918年，安特生与新常富前往龙关勘查铁矿，入宣化境内，路边有几个拿着矿石的人。安特生不明白怎么回事。一位持石者凑过来说：我们在这里等着“献矿”。行家说，探矿像在牌桌上摸牌。这轮，安特生摸到把好牌。经过化验，那些献矿者交出来的红褐色石头是品位很高的赤铁矿矿石，产地是烟筒山。

安特生赶紧到烟筒山勘察，搞清这里又是大型铁矿，含铁量平均达到48%，也就是说，一斤矿石里几乎含有半斤铁，而且与龙关铁矿同属一个矿床。他立即给北洋政府打报告，说：“其矿产之美富不亚于凤凰山、龙关、秣陵、大冶诸处，实为最近发现唯一之大铁矿。”龙关山和烟筒山合称，各取一个字，称龙烟铁矿。安特生的报告来的正是时候，那时中国政要大佬正在摩拳擦掌地想办铁矿。

徐世昌生于河南卫辉县城曹营街。188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内阁协理大臣，实现了封建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他既是袁世凯的河南老乡，也是老袁的铁杆儿挚友，老袁在天津小站练兵，创建北洋军，在清末政坛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崭露头角，成为国内外新旧各派重点拉拢对象，炙手可热，权倾一时，徐世昌作为老袁的智囊，功不可没。

一战爆发后，袁世凯不想蹚这道浑水，在他看来，欧战作战双方都欺负过中国，是狗咬狗，一嘴毛。徐世昌当总统后却另有想法，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图的是战后在国际舞台上改变处境。

北洋政府宣布投身于一战，顿时带来铁价暴涨，一天一个行情。这时，有个叫徐绪直的重提陆宗瀚开办龙关铁矿旧事。徐绪直不是别人，乃徐世昌之子。大公子放出的话，别人要考虑考虑来头。他说得很透亮，欧战方酣，铁价日昂，国内主要铁矿宜乘时开发，以辟富源。他建议龙关铁矿公司改为官商合办，资本增加到200万元。

1918年3月颁总统令：陆宗舆担任龙关铁矿公司督办。陆宗舆原先担任过驻日公使，回国后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鲜为人知的是，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除出紫禁城后，入驻位于天津鞍山道的静园。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述，我从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搬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

民国初年，政坛人物与商界大佬间的身份转化乃是寻常景象。这时，陆宗舆还不太有名，后来由于向日本大量借款，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权，臭名昭著，在五四运动中挨了一通揍，成就大名。这时，距五四运动还有一年多点，他还没有被拱到风口浪尖上，尚能折腾一气。

办铁矿需要大笔资金，以中国的贫弱，钱从何来？龙关铁矿公司既是官商合办公司，公司简章上约定官方与商界各出一半，集资500万元。官股250万元来自农商部和交通部。农商部既然为统办，需要承担128万元；交通部以后要依靠该公司所产的钢铁来制作铁轨，于是分担122万元。商股250万元都是私人出资。

七、连载(七)：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4节

2018年7月  10    日  第  36--4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