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四)：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2节

2018年6月22日  第  23  -26  页

上古传说不可能取代从地底下挖出来的东西。近代西学东渐，中国人与外面的世界接触多了，感到老套路不灵光了，尝试运用西学路数来历数家珍。当然，这要有个过程，得慢慢来，不可能一蹴而就。

豫北有个中等城市，叫做安阳，又名邺。安阳的郊区有一条河，叫洹水，当地的老百姓在岸边经常拾到乌龟壳，不是人们现杀的乌龟后扔掉的壳，而是很古老的乌龟壳。至于有多么古老，没人知道，也没人打算知道，因为谁也不会拿这些王八壳当回事，更别说是陈年老辈子的王八壳。光绪初年，洹水畔住着一个叫李成的剃头匠，患了疥疮，浑身刺痒得慌，没有钱买药，尝试着把捡来的乌龟壳碾成粉末敷在疮口上。没想到，这种土办法发生了奇效，脓居然被吸干了。消息不胫而走，人们觉得这些说不清来路的老乌龟壳挺神奇，称之为“龙骨”。

上古大型脊椎动物的骨骼，笼统称“龙骨”。早在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已有“龙骨”入药，功效主要是镇惊安神，治疗心悸失眠、神经衰弱等症，还具有补肾、治愈小孩儿尿床的功效。李成搜集了不少“龙骨”，以每斤六文钱的价格卖给一家中药铺。这家中药铺转卖到京师中药铺。就这么着，“龙骨”从河南来到北京，随后就发生了故事。

国子监始设于隋，延续至清。国子监是国家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也承担国家教育管理职能。国子监坐落在安定门内的成贤街，与孔庙和雍和宫相邻。成贤街两侧槐荫夹道，东西两端有彩绘牌楼，在喧闹的北京是闹中取静的所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拓宽马路，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被拆除了，而成贤街上还保持着彩绘的牌楼，在日益现代化的北京，是独一份儿。

清末那会儿，学界不正之风严重，国子监也成了科举附庸，监生多纳粟入学，为科名声利而学。中国经学最高学府的“副校长”称祭酒。不用说，在国子监中担任祭酒的，怎么也得是个大学问家。

清末国子监的祭酒叫王懿荣，烟台人，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家住因锡灯和蜡台作坊而得名的锡拉胡同。锡灯和蜡台不起眼儿，而这条胡同里住过不少名角儿。慈禧太后幼年时住在这儿；袁世凯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时，住锡拉胡同西口。

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王懿荣患了疟疾，家人去菜市口鹤年堂抓药，药抓回来，发现一味叫“龙骨”的药上有人为刻划，一般人看到这些刻划未必当回事，而王懿荣并非一般人，喜欢搜集夏商周以来的铜器古玩、印章，哪怕残石片瓦，金石造诣名满京城。北京古玩界有“得公一言，推为定论”的话。朝廷里有名的收藏家潘祖荫、翁同龢对他推崇有加。后人评价他研究古金石文字，称“钩稽年代，补正经史，搜先达所未闻，通前贤所未解，爬罗剔抉，每多创见。”

动物骨骼上为什么会有人为刻痕？王懿荣派人去鹤年堂，选择刻痕鲜明的“龙骨”，全部买下，逐一查看刻痕，觉得可能是文字。如果这些骨头上刻划的是远古文字，又是什么文字呢？

北京琉璃厂是古玩字画市场。咸光年间，潘祖荫、翁同龢、李文田、吴大澄和王懿荣等文官学者提倡，文人学者逛琉璃厂成为风气。有的官员下早朝后，不忙着回家，先转琉璃厂。琉璃厂有家清秘阁，专做六部办公用具生意，捎带经销有铭文的青铜器。这儿的二掌柜叫孙秋颿，和王懿荣是朋友。王懿荣委托孙秋颿搜集类似刻有文字的骨头。没多久，一个姓范的将“龙骨”送上门。《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在《铁云藏龟》自序中说：“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刘鹗提到的文敏是王懿荣的谥号。

庚子年京师闹义和团，王懿荣兼京师团练大臣，八国联军打进京师后，与夫人谢氏、长媳张氏投井自尽。王懿荣死后，家人将甲骨转让刘鹗。刘鹗收集7000多片带字龙骨，拓印1000多片，分册印制《铁云龟藏》，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1909年刘鹗死于新疆，收藏的甲骨刻辞被上海犹太房地产大亨哈同买走。哈同聘请罗振玉和王国维研究，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考证出，出土甲骨之地在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是“武乙之墟”；甲骨刻辞是商王朝的王室档案；组成刻辞的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也就是甲骨文。

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夏朝主体民族是华夏。华夏生息地在河南伊洛流域一带。3600年前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商朝最初的都城为亳，在河南商丘一带，后迁嚣，即郑州一带。盘庚时将国都迁到殷，在这里传了八世，约273年，所以商朝又称殷商。

殷在哪里？历来没人说清。直至在安阳附近发现甲骨刻辞后，才判明大量出土带字龟甲兽骨的小屯即是昔日殷都的所在地。带字龟甲兽骨是怎么来的？商朝没有竹简，更没有纸，殷商统治者的占卜卜辞以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在殷墟，商朝统治者搞过无数次占卜，便有了无数次记载，它们被大量积累下来。甲骨文中，多数笔划和部位未定型，是中国最古老也是最难以辨识的文字，即便是后来的国学大师，能考释出几个字，也颇为不易。

商代延绵500余年，31位王相继登位。自盘庚迁殷始，至纣王被周所灭，晚商八代十二王以殷为都，计273年。其间既有雄才大略的武丁，也有飒爽英姿的妇好，到昏庸无道的纣王执政时，大厦倾覆。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将此地封给纣王子武庚，“以续殷祀”。此后武庚发动叛乱，被镇压后子民迁走，殷地逐渐荒芜，后人称殷墟。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殷墟”的提法，殷都的旧日辉煌渐渐被遗忘。秦汉时，人们心目中仅留有“殷墟”一词。隋唐年间，昔日的宫殿区更是沦为公共墓地。直至明朝，才逐步形成一个名为小屯的村落。

殷墟在平衡传世史籍和考古发现关系上举足轻重。北宋以来铜器著录中有对商代铜器的确认，在史籍中，虽“洹水之阳”屡被提及，但真正引起学者普遍注意是在小屯甲骨发现后。中国已发现的一种最古老的文字，居然是从洹水岸边“捡”回来的，而且过程充满了偶然性。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学者们不能不想了，事情怎么会是这样？

定都豫西的夏朝已难寻踪迹，如果洹水畔的剃头匠李成不用乌龟壳粉末敷疥疮，如果王懿荣不用“龙骨”治疟疾，如果从鹤年堂买回的带字甲骨没有提醒王懿荣，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定都豫北的商朝——也无迹可寻。这个事实吓人一跳，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老学问存在很大纰漏，死抱着老一套，会出大问题。

发现甲骨文的前后过程，给中国史学界上了一堂田野考古课。那些有文字的甲骨，居然是小屯的农民从庄稼地里刨出来的，全部来自田野。通过这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学人意识到了，上古的那些事不可能藏在书本里，而只能埋在地底下；同时也认识到，中国自古相传的考古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明显不足。要想搞清楚上古那些事，不可能有传世品，要驰骋于田野，运用科学方法向地下挖掘，才能觅到踪迹。

爱德华•沙畹是20世纪初的欧洲汉学泰斗，他的第一本有关中国的学术著作名为《司马迁的传体史》(五卷)，1890年由北京北堂印刷所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封禅书》。这本书是沙畹建构他的中国学术殿堂的重要基石。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是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得益于沙畹的惠赠。当罗振玉听说斯坦因所获的敦煌汉简交由沙畹考释之后，写信希望获得这批材料。沙畹慷慨地把自己刚完稿、还没有出版的著作《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1913 年出版）的稿本寄给罗振玉，罗振玉和王国维才得以在沙畹录文的基础上加以分类考释，编成《流沙坠简》，1914年由上虞罗氏宸翰楼印行。在表彰罗、王《流沙坠简》的成绩时，很少有人注意沙畹的功劳，甚至给中国读者以沙畹考证不到家，才使得罗、王重新做了一遍的印象。但是，王国维于1914年看到沙畹的《斯坦因中亚所获中国古简与古文书》后，不由掩卷沉思，意识到西方考古学家不是白吃干饭的，他们的方法远远超过金石学达到的水平。

此后，罗振玉写了《殷墟书契考释》和《殷墟书契后编》两书，书中注重有字甲骨，充分注意到无字甲骨及石刀、石斧、骨器等。或者说，直到这时中国学者才把石器当回事了。罗振玉于1916年写的《殷墟古器物图录》，一改前人喜用的“金石”一词，而以“古器物”统称。

中国的学者终于醒过了神儿，想改改千年不变的套路了。但循规蹈矩惯了的学者不知道怎样改弦易辙，“金石”这一叫法改为“古器物”，但古器物研究换汤不换药，缺乏田野考古学基础。

与古董打了数千年交道的中国，却距离近代考古学如此遥远，不能不说是个悲哀。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或公派，或自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到欧美国家留学。无论富家子还是穷小子，都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普遍勤奋，几年后带着洋人总结的学问陆续回来，包括西方田野考古学的规范套路。从这时起，中国人尝试按照现代考古学方法接触本土史前文明。金石学研究并没有放弃，仍然抱着不撒手，只不过开始注意古树如何开新花，也就是如何发扬光大老传统。

连载(四)：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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