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三):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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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 7日 第19-23 页
2.乌龟壳的提示:管用的是田野考古
中国文明是开放体系,如果有排外因子的话,恐怕至今还在黄河中下游徘徊呢。中国文明有不可思议的包容性,一切异质文明因子都会被接纳、重组与吸收,成为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例如,距今2500多年前,佛教由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与印度交界区域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厉害的是,到唐末宋初,佛教文明完成了“中国化”的改造,竟然出现了与佛教发源地关联不大的禅宗。
回望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与西方的接触,中西交往可能远远大于后来人的想象。秦汉帝国已与西方往来,后来的丝绸之路到达西欧的边缘。元朝尽管不是纯粹的中原王朝,但在中国历史序列中,人们依旧认为元朝是个伟大的时代。元朝的征战固然给东西方带来些灾难,但中西文明在那个时代确实出现过一次为时不短的正面接触。
马可•波罗是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17岁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4年到蒙古,后在中国游历17年。回威尼斯后,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一次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狱友鲁斯蒂谦写出《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在欧洲广为流传,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经过一通煽呼,中国一度在欧洲人那里有很大面子,成为欧洲人朝思暮念的天堂般的地方。
那么,中国文明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我们面对西方时有被欺凌的感觉呢?满族入主中原时,面临汉化、西化双重压力;满汉间的心结几乎始终困扰着满汉两大族群。很长一段时间,清廷因内部原因而没有延续明朝中晚期与西方文明坦然交往的历史。在清朝的早中期,即17、18世纪,正是人类历史发生突飞猛进变化的时期,中国在满清王朝统治下闭关锁国100多年,当再度面对西方时,西方已不是原来的西方,中国与西方从原来的异质文明变成两个时代的文明。中国文明还是纯正的农业文明形态,而西方文明已经在这两个世纪变成工业的、商业的近代文明。
其实,两个时代的异质文明并不构成交往的滞碍,试想一下,中国如果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打开国门,开放市场,肯定会经过一场阵痛,但会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和商业的文明,就像几百年前接纳佛教文明一样。然而,历史没有办法复盘。乾隆爷不同意与西方构建与“朝贡贸易体制”不一样的近代国家关系,不同意让“红毛番”驻京。乾隆爷的失误不是使中国继续自外于世界多少年,而是使中国问题越到后来越复杂。中西之间不能构建近代国家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重回到桃花源。事实上,中国始终没有完全中止与西方的贸易交往,一口通商始终存在,非法贸易更是朝野通知,甚至自得其乐。
近代以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清王朝两度被洋人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颜面扫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被英国兵和法国兵一把大火烧了,被迫与英国、法国,甚至于还没有起步的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几次对外战争下来,八旗兵被打得灰头土脸,马可•波罗塑造的中国神话彻底坍塌了。
话又得说回来,中国虽然接二连三地吃败仗,但骨子里的傲气却没有太大的折损,认为中国之所以败下阵,只是火器不如人家,别的玩意儿并不比洋人差。不管怎么说,如果拿文化资历与西方比较的话,中国像饱谙世故的老爷子,西方则像涉世未深的小伙子。
清末,几个与探究史前文化有关的词汇传入,这些词汇包括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有田野考古学什么的。这些新鲜提法都是舶来品,从哪儿舶来的?欧洲。
对于这些新鲜的词藻,中国的那些老先生们闻所未闻,听了个云山雾罩。后来总算明白大意了,不由发出了莫大的感慨,闹了半天,早先既没有铁器,也没有铜器,使用的工具居然是石头。推而广之,历史不是猫在古董铺里,而是散落于田野。按说,追究史前文明是老爷子的事,而在这件事上,欧洲小伙子又一次大步流星跑到满脸褶子的中土老爷子之前,创制了中国考古学界必须遵循的方法和规则。
这个过程,中国学者们怎么听怎么别扭,怎么想怎么窝囊。让文明古国的史学界根据洋人的路数探究既往,那种无奈而苍凉的感觉,就像前两天有个人郑重其事地告诉你:来自加拿大的小伙子大山在教北京曲艺界的老一辈儿如何说相声。
这是怎么回事?追究起来,是个研究路数问题。欧洲受到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影响,讲究逻辑和实证思维。例如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是平面几何的简单定理,而复杂的几何学求证,就是通过一个个简单定理与公理推导出来的。由之,欧洲人考虑问题的方法比六经之类训练出来的中国人规范,而且缜密。
在考古方面,欧洲纵然没有悠远的历史,却有用大型石头堆砌起来的建筑。谁也说不出它们是怎么来的,只能断定是史前的。围绕它们,欧洲人更早地触摸到了史前文明。
欧洲修建和使用巨石建筑大约是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的,早期主要分布于南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公元前两千多年,巨石文化就像一股风,沿着大西洋海岸移动,刮到英伦诸岛和丹麦、比利时、德国北部及地中海的意大利。
欧洲巨石建筑有3种类型,独石、石棚和石圆圈。名气最大的是环状列石类建筑,以英格兰南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斯通亨吉和杜灵威环石墙为代表。丹麦和英国差不多,也有巨石建筑物,无独有偶,史前考古学的奠基地就是这两个国家。
丹麦位于欧洲大陆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间。人们只要提到这个北欧小国,就会想到安徒生,仿佛这里只有优雅浪漫的童话,中国人很难想象,丹麦人雅兴浓厚,居然痴迷于考古。丹麦国旗是现今世界各国国旗中历史最为悠久的,被称为“丹麦人的力量”;呈长方形,底为红色,旗面上有白色十字形图案,13世纪开始使用。
丹麦第一次考古探查发生在12世纪,带有考古目的的发掘始于同世纪。基于田野考古的年代学研究,至少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关于遗迹、遗物和带插图书籍问世。19世纪前丹麦有上百项考古发掘公布于世。19世纪考古发掘出现转变,从书写历史限制中解放出来,考古学家着重研究早期聚落垃圾,即所谓“厨房垃圾堆”研究。这些垃圾是研究古代狩猎方式及经济形态的最早信息来源。
史前考古研究之所以在丹麦出现,与巨石墓有关。巨石墓产生于公元前4000年,有复杂墓道。丹麦人说不清建于何时,一股脑推到史前。1836年,丹麦史学家汤姆森提议将欧洲史前史按照丹麦史学家西蒙森的观点划分为三年代系统,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断代依据是使用的材料。汤姆森提出的三个概念,包括人类古物、演化与三年代系统是现代考古的基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48年丹麦国王在国家预算中缩减对“无聊的、没用的考古事业”的经费开支,而民间考古热情依旧不减。
英国阿姆斯伯里有个巨石阵,石柱排成几个同心圆,不少巨石横架在石柱上。没人知道用途,更没人知道谁建造了它。考古学家认为有某种历法或宗教目的,没有文献可证明这种说法。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卢伯克,觉得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的三年代过于笼统,1865年提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等名词。
人类最早的工具是石器。考古学上把史前人使用石制工具的时期称为石器时代,始于距今二三百万年、止于距今6000年左右。石器时代分为旧、中、新三期。旧石器时代使用打制石器;冰河期过去,天气转暖,为在新环境生存,中石器时代产生捕鱼工具、石斧,还有独木舟;使用磨制石器为主的时代叫新石器时代,大约从1万年前始,石器有了长进,燧石和角岩被削尖或切成薄片,可以切东西,玄武岩和沙岩则被用来制成石制磨具。木材、骨、贝壳、鹿角和其他材料也被广泛使用。人类不光奔走于山岭狩猎,也开始从事农耕和畜牧,将植物果实播种,把野生动物驯服以供食用,农耕与畜牧经营使人类由逐水草而居变为定居。在石器时代后期,粘土被用来制成陶器。随着农耕、畜牧及冶铜技术发展,石器时代结束了。这段时期称作史前时期。史前这种叫法的来由其实很简单,因为人类那时还没有书写历史的文字。
考古学家只把传承有序的史书、巴比伦泥版上的记载或从地下挖出来的东西当回事,对别的东西不予认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严谨的科学态度。依照这个标准考虑,中国自古相传的“三皇五帝”很难过关,史前的“三皇五帝”没有留下任何信物,加上后来的追记混乱,老几位尽管在中国得到普遍尊崇,而国际考古学界并不把几位东土老家伙当回事,认为他们仅仅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连载(三):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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