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二)：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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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 31 日  第  11-18  页

１.史前史：中国长期是一笔糊涂账

世界各国，迎接第一缕文明曙光的时间有早有晚，不是随便哪国人都能说自己的国家是文明古国的。长期以来，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称：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分别是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

对这种说法，中国人听了后觉得挺有面子，也就不考虑是打哪儿来的，更不去想“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没有希腊？后来才搞清楚，“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是中国学者提出来的，仅算中国土特产。

就文明起源而言，中国的位置究竟在哪儿？人们常说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这种心态挥之不去，很多人以为就像马拉松赛跑，跑在前面那些运动员组成“第一集团”，在文明起源的这块儿，中国再不济，也得跻身“第一集团”，尽管位置不十分靠前，就算排位在巴比伦、埃及、希腊和印度之后，最低限度也得算个老五。

中国文明史的时间长度，官方习惯说法是“上下五千年”。我有时挺纳闷儿，5000年这笔时间账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通过查询数据得知，原来是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或者说，起义者是要用它表明，这次革命是由地地道道的炎黄子孙发动的。

孙中山先生脾气耿直，率性十足，说话嗓门大，像个炮筒子，绰号“孙大炮”。“孙大炮”既然说出了这话，后世就要给胡噜圆了。据《辞海》所附“辛亥革命时所用黄帝纪元对照表”的相关说明，这个年数的来源是：“各纪年中，以《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文告，即以此为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亦多采此说。”

闹了半天，“黄帝纪元”的提法是《民报》率先采用的。其实，司马迁先生在撰写《史记》时，纵然把黄帝列在《五帝本纪》之首，却并没有说黄帝在世是5000年前，而且《五帝本纪》并不纪年。大概司马迁认为那些年数不可靠，所以没有采纳。

那么，《民报》是从哪儿找到“黄帝纪元”的？是通过古籍推算的。推算经过是：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中所称尧元年为甲辰年，经卢景贵考定，这一年为公元前2357年。邵雍即大名鼎鼎的邵康节，即算卦者尊崇的康节先生，是精通象数之学的易学家，而并非史学家，所著《皇极经世》是术数书，史学上的可信度可想而知。既知尧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推算，尧以上共五帝，历时341年。那么341年是从哪儿来的？据皇甫谧推演：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高阳氏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依此推算，所谓“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皇甫谧也不是史学家，而是个医生，精通针灸，《帝王世纪》只是业余著作，是否可信？难说。别说五帝在位年数，就说五帝的寿命就很难使人相信。所谓“黄帝纪元”不过是猜测而已。这就是五千年之说的来源。简而言之，《民报》采用“黄帝纪元”推导的五千年，是清末革命党人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需要提出来，未经过慎重考证，未必足信。

其实，如果有文字才算文明起点的话，中国文明始于商朝，至今不过3000年，而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

也就是说，国人自我感觉的“老五”座次，其实并不稳当。麻烦的是，全球普遍认同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史前文明，而只要提到老五，则会不由自主地嘬牙花子。并非西方史学界对中国文明的古老程度的认识有所偏颇，而是另有说道。全世界的史学家都承认中国有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不能取代史前文明。

考虑到文明起源时很多国家还没有形成，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经主张用“文明单位”来代替“民族国家”。他把6000年人类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包括：埃及、苏美尔、米诺斯、赫梯、巴比伦、古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古中国（商代）、安第斯（南美洲）、玛雅（中美洲）、中国（唐以后）、天竺（兴地）、朝鲜、日本、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另外还有五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中国人之所以说自己有5000年文明史，是因为传说中的黄帝。但黄帝的那些事仅仅停留在传说中，有案可稽的最早年代，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只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商代，只有帝王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所谓的5000年的文明史中，仅有3000多年有史可查。这种状况很煞风景，使得中国人说起5000年文明史理不直气不壮。而世界史的大框架硬砍实凿，谁也不能推翻这个框架。

那么，中国的强项在哪儿？是文字产生后的历史记载。二十四史是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如果是那种老式线装本，能塞满一书柜。它是两千多年间历代史官的集体创作，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故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3000多卷，4000多万字，加上数不清的私史、野史、杂史和各种史志，世界上哪个国家有如此卷帙浩瀚、博大精深的史书？当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经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而有的地方并不将《新元史》列入，或者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将两书都列入正史，从而形成了二十六史。

甭管二十四史、二十五史还是二十六史，历代官方撰写的史书井然有序，不仅对皇室传承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主要大臣、重要将领做的事也明明白白。每年发生的大事以至典章制度，农业生产、商业概况、天文气象，自然灾害、星象异端都有记载，就连皇室出行举什么旗，打什么幡都一一说到。世间以为后宫相当隐秘，而正史中对后宫这块都不大回避，主要后妃哪儿来哪儿去，生育状况，孩子是否夭折，没有夭折的后来干了什么，尽可能开列出来。这种做法是捆绑帝王的一根绳子。皇上从即位的那天起就准备着史官日后系统抖搂出在位时的所作所为，并以此约束自己。凡此，是世界上别的国家不可想象的。

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春秋时，“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秦汉后史官名称繁多，职务各异。唐朝刘知几著《史通》，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帝王们或多或少会干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更多，但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与世界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国的古文明一路沿袭下来，是唯一没有发生中断的大文化。老牌文明国家的史书支离破碎，无法与中国完整有序的史册比肩。有意思的是，历史记载七零八落的老牌文明国家的史前史，又比中国人对自己史前认识的清楚。有的事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二十四史有一块明显的短板，那就是，如果想从中看到史前的相关提法，就很无奈了。按说，史前史本就不是正史内容，但中华民族是从无史到有史一路走来的，也就是说，史前史是后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根系。历朝史官没有搞明白史前这块，对史前描述只有约略文字，语焉不详地几笔带过，不仅看不出是什么样的，而且存在不少争议。

中国史前粗略的大轮廓是：华夏族形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早期传世神话中有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等，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约是夏朝前的首领代表。具体而言，又有不同说法。

最早的说法出自《尚书•大传》，燧人、伏羲、神农称“三皇”。后有史书把伏羲、女娲、神农合称“三皇”，还有把伏羲、神农、轩辕黄帝称“三皇”的。流传最广的说法是秦始皇的宰相李斯说的“三皇”为天皇、地皇和泰皇。相比之下，“五帝”提法稍稳定，一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自三皇至五帝，历年无确数。专家们研究若许年，大体就是这么多，细究却是一派混沌。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认为老祖宗创造了丰饶的史前文明呢？板子只能打到古人的屁股上。对于史前文明，古人草率地打了个包，“三皇五帝”成了装史前文明的篓子，凡与史前文明沾边的，笼而统之地安到虚无缥缈的“三皇五帝”头上。追溯史前文明这道活儿不是棘手，而是无从着手，古人用懒办法胡乱对付，但懒办法没能蒙混过关，不仅在世界上得不到普遍认可，即便在中国，也遭到新锐知识分子的置疑。

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具有科学精神的知识分子认为，建立在经典之上的中国古史不能成为信史。胡适，安徽绩溪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著述丰富。胡适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根本没有“三皇五帝”什么事，开篇仅从西周讲起，给当时的历史系学生顾颉刚挺大刺激。

顾颉刚于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部，20年代为商务印书馆编撰《本国史教科书》时，重检古代典籍，起初以仿效“科学的古史学家”崔述为目的，却始料不及地开启了一场史学革命。他将《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材料按发生次序进行排比性研究，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

顾颉刚提出理论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层累说是他的古史学说核心，也是重要方法体系。他宣布，现今流传的早期文献或后世伪作或经大量修改。这就是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理论。什么意思？通俗地说，就是越古远的事情，后人凭着想象发挥的余地就越大，结果背离真实状况就越远。

他从《尚书》和《左传》中证明：中国上古史被上溯得越来越久远，后世史家总在现存历史叙述上增加更早的时代和人物。孔子时，尧、舜、禹世系逐步完善；黄帝和神农最早在战国文献中才出现；秦汉时，此前又加上了“三皇”。越是晚期文献，对越早的古史记录反倒越详细。古史辨派因此主张，史籍中反映的中国上古史不过是一些神话故事和传说。一切古史构建者，包括周公和孔子，如果本身不是虚构的话，至少提供了虚构的历史，上古三代史由此变得混沌一片。

对此，我有一点小小体会。近年，我们常从北京驱车前往内蒙古，每次路过河北涿鹿，都能看到高速公路旁竖着十几米高的杆，上有大牌子，牌子上的话是：涿鹿是中华民族根之所在，欢迎前来观光。同车的人看到这样的牌子后，总是问，中华民族的根在涿鹿？是谁认定的？得到官方首肯了吗？我只能大而化之：有种说法，黄帝在涿鹿打了一仗，别的就说不上来了。而每次浮皮潦草解释后，都有些感慨。

中国上古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中，炎帝和黄帝两大氏族部落是构成华夏部族的基础，早期主要活动于河南。《史记》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按照《国语•晋语》的说法，少典是有熊国之君，把俩儿子分封姜水和姬水。据同书排列，黄帝在前，炎帝在后。据《帝王世纪》载：“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对于炎帝的“人身牛首”，读者不要产生误会，按照古代习惯，所谓“牛首”，应当是扎着两根上挑的辫子，就像俩牛犄角。

史前传说中，从黄帝起就有了战争，有了浓烈的血腥味儿。黄帝是个大忙人，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去过东海，登过丸山，访过崆峒，游过长江，不管走到哪儿，除了打仗还是打仗。九岭八荒的土地上烽火连天，战车、奔马、逃难人群、滚滚尘埃。不仅如此，黄帝还是发明家，不仅发明了车，而且是房屋、舟楫的始祖。夫人嫘祖则养蚕、缫丝、织绸，华夏最古老的文明，热热闹闹地与黄帝、嫘祖纠缠到一起。

在上古传说中，蚩尤是九黎部落的领袖。《史记》中有几句话：“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从《史记》看，黄帝调遣诸侯到涿鹿和蚩尤打仗，不是本人亲征。即便黄帝部下在河北涿鹿和蚩尤所部打了一仗，那时连铜器都没有，厮杀双方只能对着抡棍棒。涿鹿即便发生过黄帝部下和蚩尤部下对着抡棍棒的事，涿鹿怎么就成中华民族根之所在了？

中国史前史是笔糊涂账，造成触目惊心的反差：有着坚实历史底座的中国，有着洋洋洒洒二十四史的中国，史前这块却近于空白。

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对过去事情的记载。记载得有文字，或者说有文字才能有记载。《三国志•吴书》称孙权“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这段话是中国典籍中第一次出现“历史”一词。“史”字之前加“历”字，指经历、历法，就是人类经历的一段历法时间。在事件中加入时间概念，“历史”一词就有了当今的含义。

人类在绝大部分岁月中没有文字，也没有历史记载。即便有历法，也是口口相传，不可能形成于史书。文字产生前，人类奔走于荒原，在暗夜中颤抖着摸索无涯岁月，这段稀里糊涂的日子称为“史前”。

关于中国历史的长度，新中国成立后，习惯的说法是“上下五千年”。那么，中国有记载了五千年历史的文字吗？答案很扫兴，没有。

甲骨文是中国已经发现的古文字中产生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是商代后期（公元前14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商灭亡后，甲骨文在周朝延绵使用。从那时起算，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3000多年。那“上下五千年”从何说起？显然，前面那两千年不是依靠文字记载，而是依靠传说以及对典籍的研究和推论。

怎样才能了解史前发生的事？只有通过考古研究，找出技术演进讯息，例如使用火的能力、石器、炼铁术、宗教源头及农业。没有考古学，后人无从了解人类在没有书写文字的年代里的演化。考古的目的是什么？通过重建与分析古代物质文化与环境数据，包括器物、建筑、生物遗留与文化地景，摸清过去的人类社会。

中国对考古不陌生，西汉后，考据方法日渐成熟，名考据。“言之无据”被认为是伪学，考据的所谓“据”，春秋叫“经”，春秋人称为“代圣贤立言”，为修史服务。既然代圣贤立言，就不许超出“经”的范围。修史的重点自然是本朝，对前朝的事也要应付几句，说个脉络就可以了。至于再往前的事，随便打个包，就算对付过去了。这么一来，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被最大限度地冷落，只是用“三皇五帝”之类传说故事应付，这是中国史前文明一直稀里糊涂的基本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史前文明近乎空白，只有些说滥了的传说故事。不仅如此，史学界任其糊涂。究其原因，除了修史者不把史前史当回事之外，还有个方法问题。在古代中国，即便史前文明不被冷落，即便有心探究，也没有科学方法和手段去探究。打个比方说，就像修理电灯，今天，即便是手艺最潮的电工也能干，而在古代，即便最睿智的工匠也不摸门儿，这是因为古人没有进入今天的文明程序。

中国是个嗜古的国度，一部分古董是传世的，一部分古董则是掘墓所得。考察传世和盗墓所得的古董，凭的不仅是经验，也离不开老学问。北宋年间诞生了研究青铜彝器和石刻的学问，被称为金石学。1092年成书的《考古图》，在书名中率先使用了“考古”一词，却是指考证古文字与古文章，别的并不在“考”的范围之内。

在老学问的指导下，古董店老板戴上老花镜，拿起个物件上下左右地看看，对年头心里大体就有数了。在如此环境下，中国考古学就像古董收藏的伴生物。以古董买卖为基础的考古自然随行就市，什么东西价钱好就研究什么。古董收藏中商业味道极浓，没有人会去收藏粗糙简陋的史前对象，而且谁也不认为史前那些破石头也算古董。

中国古人装了一脑瓜“三皇五帝”的浆糊，认为史前所有事统统是那老哥儿几个领着初民干的。上古神话中，甭管大事小事，一股脑地堆到那老哥儿几个头上。在官修正史中，一代又一代的史官用“三皇五帝”为史前文明打包，限制了对史前文化的探究，学者们经年累月地遨游在金石云端中，无心过问文字产生前的中国状态，或者说，他们即便有心过问，也是白搭，因为没有相应的方法论指导。

中国是一个文明起点很高的国家，却受到延续不断的完整史书的拖累。为何这般说？历代史官只关心本朝事，对更远的事不闻不问，亦无从过问。于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里，既没有探究史前文明的像样手段，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就不可能萌生出像模像样的考古学。那么，弯子只能是一点点转过来的。这样一来，就有故事了，什么故事？是中国人学习如何从文明层面上寻根问祖的故事。

连载(二)：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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