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五十一 )：副董事长吴总所著《陌生的老路》

第八章  第六节 

2018年3 月2日  第543-552页

2009年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组织中缅80位专家出了一本厚达945页的环评报告书，却并没有将环评公布，后来在某些消息灵通人士手上泄漏出来。根据这份环评，大坝甚至都不该修。科学家们的建议是，在江的上游建两座小坝。报告还指出，现在大坝的选址距离缅甸的某处断裂带不到100公里，暗示一旦地震，可能会酿成严重后果。报告还指出，大坝可能会对生物造成不利影响，损害人体健康，破坏生物多样性，及可能对江水造成严重的污染。等等。如果这份环评报告没有问题，那仅就此而言，缅甸人决定停止项目的理由也足够了。事实上，缅甸总统在陈述暂停修建密松大坝的理由时，列举的基本就是这些。

密松大坝所在地位于缅甸北部与中国云南接壤的克钦地区，当地民族一直在谋求从缅甸独立出来，“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的冲突不断。不过，从海外克钦人制作的反大坝宣传手册来看，克钦人只想保护族人的原生态环境，而不是有意反华。“克钦国家委员会”致信中国国家主席，陈述大坝将会毁掉他们的家园、文化、寺庙、粮食产地以及整个独特的生态环境，希望中国停止修坝。

大坝暂停，对中国的能源规划有影响，毕竟只是“停摆”，项目并没有取消。中缅两国签订的其他水电站协议暂时没受到影响。不过，这件事令人反思。以往，中国人把目光集中在对方政府，为了揽工程，免不了寻租行为。而对该国议会反对派、普通民众等，往往对不上眼，即便跟缅甸这种关系长期不错的国家打交道，也存在这种问题。一旦遇上该国政权更迭，或者拿民意、分权等概念制约，很容易傻眼，得不偿失。正如国际问题专家说的那样：缅甸能从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中获得巨大好处，但一旦中国的项目没有透明度，忽视当地族群利益，注定会遭到民众反弹。说到底，这是价值观问题。中国与各国打交道，长期只言互惠互利，却不愿交流价值观，难免会让他国民众有不信任感。

这个案例让我感到蹊跷。我有不少朋友在云南大理当兵，知道中缅边境那边的反政府武装是怎么回事。上世纪70年代，反政府武装为了筹集活动经费，把走私的瑞士表偷运到中国境内出售，价格比中国商店出售的便宜得多，我有些14军的战友买过这种表，戴在腕子上，挺神气，一问价格，挺划算。那时，不用中国政府说话，就是中缅边境的老百姓和14军的部分指战员也能对缅甸政局说出个一二三来。

即便在几十年间缅甸政局屡经变化，但时至如今，只要认真调查研究，对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应当心里有数。而且，中缅边境的情报部门能提出合理建议。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修密松大坝那种没头没脑的事？“克钦独立军”会出面阻止，本来是应该可以预料到的。其实，在大坝动手前，不用问高层，即便找边防部队的几个老参谋问问，我相信，那些有经验的老参谋肯定会摇头。

随着中国企业大规模出海，折戟沉沙的投资事件越来越多，大量失败的案例让中方清晰地意识到，很多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方向性、战略性角度就是错误的。赚快钱、炒短线、盲目追逐高利润的思维主导着企业的投资行为，总把别人的危机当作自己的时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企业也学会了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抄底”。所谓“抄底”，是像索罗斯这样玩金融的资本巨鳄玩的投机游戏。举例说来，进入21世纪后，金矿股表现低迷，节节衰退，投资金矿股或许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但2016年形势逆转，全线大涨。与此同时，这些金矿股还表现出良好的负债水平和运营能力，持续盈利能力凸显。受到黄金价格上涨的推动，进入2016年后，金矿股股价节节攀升。包括巴里克黄金公司（Barrick Gold Corp.）和亚马纳黄金公司（Yamana Gold, Inc）在内的主要黄金开采商2016年市值飙升，相较2015年市值翻了一番有余。而在中国，任何干实业的企业都不应有这种投机思维。

中资企业习惯于与政府协商，认为搞定当地政府就搞定了一切。事实上，很多国家，尤其是西半球的政府多弱势政府，法律、工会、社区、公共监督组织、媒体的作用非常大，政府起的作用远没有中国那么大。一些企业习惯于“大股东利益至上”观念，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经验是与利益相关方提前充分沟通，敌意收购几乎没有成功者。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前充分准备，收购条件充分考虑了公司股东、公司管理层、所在国政府的关切，并针对敏感问题设置了应对举措，获得了相关方的充分认可，为并购铺平了道路。四川泰丰集团在澳大利亚收购IMX铁矿项目过程中，通过与所在国政府进行充分沟通，突出企业的商业性质，有效解决了项目位于军事基地附近可能带来的政治障碍。

对于无法规避的风险，中国企业要拿起法律武器切实保护自己的利益。2014年7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奥巴马政府在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资公司在美投资的风电场项目时，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剥夺了法律赋予其的正当程序权利。这份判决意味着，历经近3年博弈，三一重工成为首个胜诉白宫的中资企业。中国企业出去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法律体系，这点非常重要。一旦利益受到损害，也要大胆拿起法律的武器，哪怕是总统都要敢告，使中国企业成长起来。

中国保障海外投资的举措主要包括信息预警、与投资目的国签署投资保护协定，以及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但目前来看，很难满足市场需求。在海外投资保护方面，发达国家经验值得借鉴。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发达国家出于经济战略的考虑，在大幅度增加海外投资的同时，相关机构的职能也在不断强化，如英国的国际发展部享有与贸工部同等的地位，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为副部级设置等。

信息服务方面，美国有功能强大的基础信息系统及管理咨询系统，定期普查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情况，发布相关数据；日本根据特别法设立亚洲经济研究所经济调查部、海外投资研究所等专门机构。

成功项目往往系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合作，参与较早，战略性较强，获得的资源质量高。“中方资本、西方管理”的模式目前来看较为成功。这种模式下，往往收购或与国际巨头合作投资成熟项目，并由外方具体运营，特点在于充分利用西方管理团队，开发风险小、见效快，能保证生产的运行，甚至马上可以得到矿产品且供应稳定。

中资企业矿业投资最成功的地区为非洲。中资矿业和工程企业进入非洲早，在该地区积累了丰富经验；中非产业结构关系决定了中国在技术、设备、管理方面的优势符合非洲的需求，具有发挥的空间；中非的长期友好关系为中资企业在非发展提供了优异的政府和民间环境。

第四，对民营企业的作用要有通盘考虑。

为了给跨国过程注入更强的成本意识，应当鼓励民营企业去跨国，应减少国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至少不能让国营企业继续垄断跨国投资。据商务部报告，对外直接投资中只有10%是私营企业的，比重太少，也意味着目前的海外投资更多是出于“政绩”和其它非经济因素。

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的资源供给不亚于中国今天面临的情况，98%的石油靠进口。1967年，日本政府成立石油开发公司，更像“国家石油投资基金”，作用是私有公司提供海外石油开发项目书，由日本石油开发公司判断为具体的民营海外投资项目提供风险贷款。如果海外石油勘探项目失败，那么经营该失败项目的私营公司不必还债，以此鼓励民间去海外寻找石油资源，去各显神通。私营公司在乎成本，成功率和效率高。从1967至1973年，日本石油基金资助成立36家海外石油开采公司，日本在海外石油投资涨了一二十倍，为日本此后的石油保障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追求“争夺资源”，日本国家石油开发公司累积了庞大债务和巨大经营亏损。这是国家经营商业事业的必然代价。跟中国目前全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跨国投资的模式相比，日本当初的模式至少在“走出去”这关键一步由民间经营，效益比官办的好。

跨国投资对中国来说是全新的事业，风险大，更需要创新和探索精神，而这点是国营企业缺乏的。理想和有效的方式是由政府提供风险资本，但由民营企业去具体“跨国”投资经营。矿业项目从投资到开发至少需花费数年时间，但民营及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以国内选矿眼光对待国际矿产资源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往往容易忽略后期成本。尤其民营企业，虽然能筹集到购矿资金，后续开发资金却往往不足。

很多企业并不具备进行跨国投资的条件。但利润的驱使以及成熟的市场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赴海外发展。2014年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呈爆发式增长。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有四成是民营企业的投资。

相较而言，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中似乎比国企更具有优势。与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资源领域不同，中国私营企业海外投资更为多元化，更关注获取技术、品牌和打开当地市场。这使得私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速度更快。此外，海外对民营资本接受度较国企更高。在发达国家，民企受到的制度和政治的怀疑阻力可能会少很多。

第五，充分利用资本市场。

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内上市公司在全部投资企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2013年全部境外固体矿投资额的43.9%来自国内上市公司。同时越来越多的境外中资矿业企业在香港上市融资，有色地调中心进入加拿大公司后，按国外上市公司要求规范运作，在资本市场累计进行三次融资，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4年，有一家中企跟阿根廷石油公司签约，出口两亿美元装备。国内银行与中信保分别答应贷款和担保，但迟迟没落实。中信保的理由是担保额度已用完。资金是海外投资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以前经过政府批准，银行经过严格审核给予贷款。但换汇成本高，拿出去后，人民币换成美元，美元到当地换成当地货币，然后换回美元汇回来，折合一下，汇率损失至少在0.5%左右，损失相当大。困难是贷款的审批程序往往很长，我们国家要审批，投资项目所在国要审批，汇回来又要审批。经常的情况是，这边等米下锅，那边没钱了，压力非常大。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全球矿业进入深度调整期，企业现金流紧张，境外矿业投资面临可持续发展和政治风险考验，国际化评价体系急需建立，国际化人才短缺，后发劣势影响仍在，反腐和追责风潮下的谨慎等。但也面临着矿业政策和公司市值变化为境外投资提供的契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为“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动力，资本市场在境外矿业投资中作用增强，境外开发成本下降，境外投资便利化程度不断加强，国企改革带来机会等。只要按照“质量是基础、风控是保障、人才是核心、合作是必须、不作裸泳者”的原则，扎根地方，和谐沟通，做合格的企业公民，就一定能稳健地迈好“走出去”的步伐。

随着中国矿业国际化不断走向深入，评价标准多元化的要求逐渐提高，而多数企业为首次境外投资，国际运营能力和经验仍然不足，对境外投资涉及的当地劳工、社区、环保体系陌生，没有考虑或区分开不同国别的工程成本、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运输成本等因素，一些中国企业以国内标准衡量国外矿产资源价值，导致呆矿的出现。大量的跨行业、跨矿种的企业介入境外矿业投资，在技术能力和行业经验方面存在不足，加之信息不畅，导致项目选择出现偏差。经验是要以学习的心态不断积累经验。纵观中资境外铁矿，取得较好效果的几乎都是中方投入资金、外方负责开发运营的项目，如中钢与力拓合资的恰那铁矿、宝钢与力拓公司合资的帕拉布杜东坡铁矿，宝钢与巴西淡水河公司合资的Agua Limpa铁矿、华菱入股的FMG公司、唐钢等与必和必拓合资的威拉拉铁矿等。惟一由中方主导运营的较为成功的项目——首钢秘鲁铁矿，则是在经历了多达十年以上的经验积累后才取得了积极成果。由于中资企业“走出去”经验尚少，暂不具备独立开发能力，因而利用好原有团队和平台，是控制风险、快速见效的必要手段。

我们现在的技术标准和美国、欧盟不同步，以电力行业的技术标准为例，居然没有官方的英文版本。当我们的合作方或者所在国政府要求我们提供标准的时候，我们只能跟人家解释，这是我们自己翻译的，没有中国政府官方版本的标准。这也是我们在海外投资的一个障碍。

资金问题确实关系到企业海外投资的成败。“中泛控股“是优质壳公司,收贩完成后频频运作,将之从一个单一的物业投资管理公司转型为综合性投资控股公司。2015年上半年中国电建和泛海能源在印尼的电厂投资，之前已与某中资银行谈妥，投资方案谈成了就贷款。但方案敲定后，银行那边却说做不了主，报到北京，北京表示还得找人评估。最后是马来西亚的银行发放贷款，人家认为这个项目挺好，印度尼西亚又缺电，又有购电协议做保证，项目本身做担保，最终解决了资金问题。另外一个是担保，现在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成立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但中信保担保需要排队，因为多少有一点财政贴息，财政是它的出资单位，所以要财政部审查，因此有额度限制。

第六，管理模式要吸收外方人员参加。

我公司的王威是从二炮机关转业的，转业后在塞尔维亚工作了多年，是驻贝尔格莱德一个中方机构的头儿。他的体会是，中国大学理工科教育不弱，大学毕业生质量不错，数量很大，走出校门后，到公司里工作十来年，三十多岁时已然积累了一定经验，英语水平足以应付，可外派的人大把大把的。通常说，中国驻外机构愿意用同胞，同胞对工资没有过高要求，容易沟通；用老外，一来工资很高，二来不容易沟通。但不用老外，有时还不行。这事儿挺不好办，对驻外机构是个两难选择。

中国矿业普遍不熟悉国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运作规则，缺少跨国经营的专业队伍和人才队伍，多数并购项目在整合过程中遇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这些障碍最终影响境外投资项目的成败。

中资企业投资模式理念较为原始，相对于日本企业“参股—吸引”模式，中资企业采取的是“收购—拥有”模式，由此带来两项不利影响：一是由于优质资源均掌握在国外巨头手中，以控股甚至全资为主的方式很难获得优质资产，导致中国企业境外铁矿项目的质量较差，缺乏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弱。二是由于自主拥有，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运作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项目开发进展普遍不顺利。

因此，要充分利用国际人才。企业的价值很大部分就在于团队。在目标项目选择时，一方面尽量避开所在国敏感的矿种或敏感的项目，提高项目审批成功率；另一方面注重与被收购方股东、管理层、员工、政府、环保组织、社区、舆论等利益相关方提前沟通，加强信息透明度和与利益相关者的协商，获取理解和支持。四川泰丰集团在澳大利亚收购IMX铁矿项目过程中，通过与所在国的政府的充分沟通，突出企业的商业性质，有效解决了项目位于军事基地附近可能带来的政治障碍。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前充分准备，收购条件充分考虑了，公司股东、公司管理层、所在国政府的关切，并针对敏感问题设置了应对举措，获得了相关方的充分认可，为并购铺平了道路。

五矿集团收购OZ公司资产后，将OZ公司的主要管理者一并招聘，单独成立公司，管理相关的资产，并以之为平台开展境外并购。有色地调中心在收购加拿大初级勘查公司后，也基本上保留了公司原的管理层，对公司仅加派一名中方管理人员，充分利用和学习原有公司在人才、管理、资金等方面的经验。中方自主开发的中信泰富SINO铁矿，由于不熟悉国外相关标准和成本，原计划总投资42亿美元，2009年投产，但直到2012年11月第一条生产线才投产，实际投资额超100亿美元。2007年鞍钢与澳大利亚金达必公司签署开发卡拉拉铁矿的法律文件，由于不熟悉澳洲相关法律和规定，项目环评报告不完善，2009年才开始建设，开工时间比原定计划晚了两年。

作为国际化运营的矿业公司，吸引和留住具有海外运营矿山资质和经验的高素质人才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从当地挖掘和聘用熟悉所在地环境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当地投资项目，对于境外投资项目并购完成后成功整合有重要帮助。有色地调中心在收购加拿大初级勘查公司后基本保留了公司原管理层，对公司仅加派一名管理人员，充分利用和学习原有公司在人才、管理、资金等方面的经验。兖矿集团收购澳洲煤矿公司后，只从国内派驻17人，基本聘用当地人，受到当地、政府各层面欢迎。安徽外经建设公司在津巴布韦马朗吉地区的金刚石矿项目运作中，虽然在矿山管理、经营理念、政策法规、风土人情及语言等方面与外方存在差异，但本着“互利合作、共创双赢”的原则下，双方求同存异，从全局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处理各种问题和矛盾，从董事会、管理层、员工各层面都坚持中外双方的沟通、尊重、协商，逐步形成了一种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团结一致、共谋发展的和谐氛围。

在本书的最后说说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它也被称作“经济北约”，可见名头不小。它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等4国发起，从2002年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

2015年10月，在奥巴马总统的鼓动下，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泛太平洋国家就加入TPP达成一致意见。12个参与国的国民产值加起来，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40%。而且全覆盖，涵盖关税（相互取消关税，涉万种商品）、投资、竞争政策、技术贸易壁垒、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以及绿色增长和劳工保护等多领域。高标准，如在环保、劳工、原产地和政府采购等方面包含了诸多高标准的条款。

TPP与WTO不尽相同，从传统、单一、狭义的贸易协定拓展成现代、广义、综合的贸易协定。除了经济元素外，TPP还包含了非经济元素，其成员不仅受贸易机制制约，而且受法律法规、社会团体、生态环境、商业模式和公众评判等制约，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对“自由贸易”的新注解，是整体、多层次发展的自由贸易新模式。

奥巴马总统的目的何在？在于通过TPP全面介入亚太经济整合进程，阻止亚洲形成统一的贸易集团，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踩到了美国的脚鸡眼，中国的影响力始终是美国关注的焦点。随着中国地位提升，美国在亚洲的经贸影响力相应衰落，任由亚洲形成将美国排除在外优惠贸易协议，美国出口企业和整体经济将会受到损害。美国通过TPP谈判可以对中国东盟FTA起到制衡作用，削弱中国经济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另外，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也稀释了日本的影响力。

对中国而言，最关心的莫过于中国作为太平洋沿岸大国，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家，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的区域性经济协定为何不带我们玩？中国会因为被排除在TPP之外就混不下去吗？

中国自2001年12月加入WTO以后，十几年来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TPP的横空出世的确会稀释中国因WTO得到的关税减让和自由贸易的红利。因为TPP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零关税，这是比WTO减税力度更大的贸易自由，相对而言，会增加其他国家的产品优势，影响中国传统的竞争优势。在中国新的竞争优势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TPP会冲击中国贸易大国地位，或者说给中国贸易大国地位带来负面影响。

但是，不加入TPP中国就会混不下去。这种说法是危言耸听，TPP会对某些行业产生影响，但没有说会让中国到混不下去的程度，中国也有自己的玩法。TPP的12个国家里，有四个国家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已经在东盟10+1贸易平台里了，东盟10+1贸易平台是中国对外洽谈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中国与其他四个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智利都有双边贸易协定。随着中韩自贸区的签订，日本如果不加入，它的所有领域韩国几乎都能替代，所以倒逼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进。如果再把日本拉进来，中日有了自由贸易关系，TPP的12国里只剩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了。中国与TPP的关系就变成中国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关系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已经成立很多年，早已实现关税互免。中国已经领教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小圈子，所以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最多是这三个国家与其他九个国家之间有更多往来，但是中国与这九个国家之间也有了自贸关系，能起到减震作用。

再者说了，TPP并非单纯拆除商业壁垒，也是贸易保护。虽然零关税是TPP不争的优势，但这项贸易协定并非单纯拆除各成员国之间的商业壁垒，对美国而言，甚至有保护美国本国企业的利益动机在里面。

有观点认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美国这个WTO的群主发现中国进来只抢红包不发钱，还整天和群主吵架，于是就拉了一肚子不乐意的小伙伴重新开了一个小群。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加入WTO后，为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商品和服务，特别是美国，中国人用大量的汗水换回了一堆堆纸质美元，美国人只需要开动印刷机就能获得中国制造的各种商品。中国加入WTO最大的受益者难道不应该是美国么？

其实，中国加入WTO是双赢结果。一方面，如果没有全球庞大的市场，中国的低端产能没法消化，一方面，中国工业化进程需要大量原材料，没有外汇就无法购买原材料，所以不能简单说中国只是贪了便宜。

美国为何急于搞TPP？想取得占先优势，希望中国以加入者的身份参加，而非创建者身份，从而占据主动权。但中国有自己的“一带一路”，有亚投行，与2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TPP确实让中国难受，加入要买门票，不加入又容易被边缘化，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总之，上杆子不是买卖，入世的时候就是这样。

从短期来看，TPP对中国对外贸易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冲击，甚至可以说，TPP“封锁圈”倒逼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强海外产能布局。从长期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多边贸易安排都无法将非协定国家和地区排除于国际贸易体系之外，否则自身发展将受限。

中国未加入TPP，但美国国内反对TPP的大有人在，不排除TPP有终结之日。如果TPP还能混下去，不排除中国未来适宜时地提出加入；如果TPP混不下去，对中国来说，事情反倒简单了。中国正在主导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洲14国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参加，而没有美国参加。可以预料到，如若RCEP能达成，将会出现另一种景观，而这种景观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