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四十九)：副董事长吴总所著《陌生的老路》

第八章  第六节 

2018年2 月  日  第527-537页

新加坡为什么对天津滨海新区和毗邻的曹妃甸表现出那么高的热情？目的在用这两个港口挤占上海港口的份额。新加坡什么资源也没有，唯一能挣钱的只有把着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位置，为保住这个位置，新加坡绞尽了脑汁，中国想不到的，他们都想到了，中国有可能做的事，他们提前布局了。天津濒临的渤海是中国内海，天津的港口不具备成为中转港的条件，因为日本和韩国的货物不可能绕道去天津中转。新加坡建议中国发展天津而不是发展上海，目的是天津不可能对新加坡构成竞争。只要天津滨海新区发达起来，新加坡就会一切照旧。

2012年，上海港口吞吐量超过3千万标箱，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新加坡的发展没有上海快，但同年吞吐量接近3千万标箱。上海没有自贸区，新加坡是自由港，期货交割中心只能设在新加坡，世界原油的交易中心、矿石、钢材等大宗货物交易中心只能在新加坡。

如果泰国的克拉运河通航，加上上海自贸区政策，洋山深水港设施，上海的地理位置优势，泰国的“开放式的人文服务”，新加坡会彻底失去中转港的优势，而新加坡仅有400多万人口，自身的发展有一百万标箱货物就够了。所以，近3000万标箱的货物最终会选择从中国走，主要从上海的洋山港走。那样一来，上海的吞吐量就不会只是3000万标箱，而会是6000千万标箱甚至1亿标箱，上海周边的浙江、江苏都会受益。而这个超级物流中心拉动的金融、贸易、仓储、商业、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带动的将是优质的就业岗位的繁荣，对于大批大学生的就业，下岗公务员的就业，都是利好的消息。

在中国国内，如果克拉运河开通，参与对接的是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广西主要是北部湾港对接印尼；广东主要是沿海港口，包括深圳的盐田港、南沙等；此外还涉及福建的泉州港，整个沿海的一些大的港口都涉及其中，从而形成一个港口群的网络。

2014年3月，有消息称广西柳工、三一重工、徐工集团牵头的克拉运河筹建小组开始运作，拟建亚洲最大运河。该消息发出后，迅速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受传言影响，在股市大盘跌幅较大的情况下，三一重工和徐工股价涨超6%，柳工股价涨5.3%。随即，广西柳工集团发出澄清公告，称柳工集团是克拉运河首席赞助商的报道不属实，而且柳工集团目前未与泰国克拉运河修建项目有合作计划。对此，三一重工也通过媒体称从未曾派人参与过所谓的“克拉地峡运河筹建小组”。

日本是克拉地峡运河的另一热心者，多次提出避开马六甲海峡的建议，希望得到中国回应。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田边敏宪说，中国未来从中近东大量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规模将与日本从中近东进口的规模相匹敌。田边认为，欧洲之所以建立欧盟，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建立煤钢共同体。日中两国视情况可加上韩国甚至天然气资源丰富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建立一个能源共同体。日方有专家提出，可以考虑围绕泰国克拉地峡运河的施工，以及将来的经营管理，将周边地区作为东亚能源储备流通基地，以“东盟+3”的方式共同经营。

2015年5月，作为流言界的常青树，泰国克拉运河项目被拱进了公众视线。中泰两国在广州签署克拉运河合作备忘录，让这项延宕10年的世纪大工程向开工跨了一大步。

热心人算了笔账，计划中的克拉运河深度超过17米，足以航行15万吨级满载货轮和空载35万吨级油轮。马六甲海峡目前每年航行船舶10万多艘，大型和超大的约6万多艘。运河投入运行后，至少有5万多艘通过克拉地峡运行。以平均每艘10万吨级别收费4万美元计算，年收益超过20亿美元。10万吨船舶每趟节省30万美元，所以4万美元也是合理价格。每艘约为目前苏伊士运河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收费标准，克拉地峡运河收益将超过巴拿马运河的收入。原因是尽管巴拿马运河能缩短海路航程14000公里，但每年通过的海轮仅有1.5万艘左右，并且每艘吨位不超过7万吨。

据保守估计，运河每年赢利10亿美元以上。在其中20亿美元采用银行贷款方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只出资15亿美元就占到50%股份，仅5年就能收回投资。收益稳定超过30%，算非常划算的投资。

针对被传得沸沸扬扬的“中泰两国在广州签署克拉运河合作备忘录”的消息，5月19日下午，泰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回复《南方都市报》称，这项协议签署双方是民间组织，并非现任政府官员，他们应该是在研究这项合作的可行性。专家表示，近年有关克拉运河项目的说法曾多次传出，但迄今为止，这个所谓的项目均是“子虚乌有”。

为什么子虚乌有的事会风声大作？因为这事并非“子虚乌有”，只是主角并非中国政府，而是中国龙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新华社记者联系到龙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拒绝回答问题，泰方具体情况甚至企业信息，均以“不好意思、不清楚”搪塞。记者追问合作备忘录的具体内容时，回答是：“这是国家绝密，不能告诉你。”

人们担心运油船通过马六甲海峡，是担心美国在那儿卡脖子，但是，改道泰国克拉地峡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国在泰国的梭桃邑、乌塔保、曼谷也有驻军。在克拉地峡地区，无论挖运河还是铺管道，企图逃出美国的影响，似乎是徒劳的。尽管如此，开凿克拉运河，仅从缩短航程这点来考虑，对中国也有所裨益。

开凿这样一条运河绝非易事。在泰国修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先是专家论证，国内外专家实地考察后向国会递交报告；国会表决，若通过则公开招投标，中标公司再签署协议。运河项目大致要通过这样的过程。

2016年6月，李克强总理宣布，中国确定投资开挖泰国的克拉运河。这个宣布不简单，一个会对中国有不可估量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的项目，如果不生变数的话，似乎尘埃落地。

如果克拉运河通航，上海建成深水港，新加坡的世界航运中心地位将不复存在，货物中转量起码减少80%，即使去日、朝、韩的货物不再选择新加坡而选择上海。因为上海距离日、朝、韩不仅等距离，而且比新加坡近得多，意味着大船可以走更远距离，运费会进一步降低。

对泰国而言，会通过经营运河服务获取巨大利益。经过长期航行的船舶，个把月见不到人影，谁再忍三天绕道新加坡去“休整”，要不了多久，克拉地峡运河区就会成为世界最有影响的旅游区了。

可以设想，克拉运河开凿通航后，如果中国控股（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中国企业很可能成为开凿克拉运河的主要投资方），必要时可以宣布禁止美国船通过，就像当年土耳其禁止乌克兰航母（中国“辽宁”号航母的前身）通过海峡一样合法。封锁，不是动用武力，而是要以不违反国际法为前提，无论新加坡、土耳其，在美国的支持下封锁航线都是合法的。如果美国威胁中国长江航运、中国控股的克拉运河的航运，就等同于宣战了，这可不是美国总统能够决定的。

结尾的话：既然赶了个晚集

如今，中国外汇储备达到4万亿美元，实打实的世界第一。大笔外汇储备可以支持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包括私营企业。在本书的结尾也该算算账了，这么些年来，这么多企业“走出去”，总体看，这个昂首阔步“走出去”的集体究竟挣到钱没有？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投资企业13000家，作收购方的并购交易额排在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位。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一千亿美元，和美国、日本共同进入对外投资的“千亿美元俱乐部”。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1230亿美元纪录高位，首次超越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规模，后者为1200亿美元。如果算上第三地融资的再投资，中国的对外投资总规模在1400亿美元左右，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中国向海外投资6310亿美元。据政府知情官员透露，2005年以来中国在海外“陷入困境的项目”有161个，金额合计达2608亿美元。伴随着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储备货币篮及对人民币的使用增多，要想在海外投资时避免遭遇更多挫折，不能再像过去政府与私人企业都侧重收购战略性大宗商品和能源资产时那样无章可循。

华黎明曾任中国驻伊朗、阿联酋、荷兰大使，在外交官经济论坛上给出数字：2004年以来，中国14家企业在海外发生巨额亏损，累计亏损950.5亿元。“近千亿亏损让人触目惊心，实际上这还是冰山的一角，中国对外投资真实存在的风险要比现在已经暴露的大得多。”有一个数字是，2015年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亏损。

陈志武是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称中国有近两万亿美元海外净资产，净投资收益却是负数，而美国和日本是正收益。北大教授黄益平表示，中国在海外投资一半以上亏损。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表示“无法认同”这种说法，因为他看到的资料中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数字。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分析了2005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120起出海失败案例，指出中企海外投资的主要问题有：国际化战略不清晰、风险防范意识不强、融资渠道狭窄、缺乏应对东道国政治社会关系能力、跨文化整合能力较弱等。

我却认为，中国智库的总结并没有说到点子上。中国企业“走出去”，之所以出现触目惊心的亏损，根本问题在于中国企业赶了个晚集。不是起大早赶晚集，而是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才改革开放，企业拔脚“走出去”则更晚，到“走出去”之日，绝大多数海外好项目已被西方跨国公司抓到手里了，中国企业到海外只能“捡漏”，吃剩饭。

正餐让谁吃了？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企业，它们以本国为基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从事国际化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垄断企业，或者说是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早在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过剩资本形成直接成为资本国际流动的动力和源泉。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大型企业开始向海外投资，跨国经营。垄断组织通过资本输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到发展中国家，深化传统的垂直分工体系。与此同时，资本输出实现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国际化和社会化，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及各国对国际分工的依赖。这时企业资本输出数额和比重都很小，主要是投资到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资源开发项目（如采煤、采油、开矿）以及农业种植园等，只有极少数企业在海外从事制造业生产性投资。从制造业来看，直接投资的流向主要是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美国跨国公司的数目、规模、国外生产和销售额均居世界之首。

跨国公司以实力雄厚的大型公司为主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收购当地企业的方式，在许多国家建子公司或分公司；各子公司或分公司虽各自有决策机构，可以根据经营领域和不同特点决策，但决策须服从于最高决策中心；一般从全球战略出发安排经营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市场和合理的生产布局，定点专业生产，定点销售产品，以牟取最大利润；一般都因有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有快速的信息传递及资金快速跨国转移等方面的优势，在国际上有较强竞争力；许多大的跨国公司由于经济、技术实力或在某些产品生产上的优势，或对某些产品、或在某些地区，带有不同程度的垄断性，而且无孔不入。

“一带一路”是国家或地区双方按照商业规律、国际规则和双方协商原则为准则的。地球上就那么大点儿地方，在殖民时代，西方跨国公司已在海外跑马圈地，提前布局，把好地方都占完了。中国企业本来出门就晚，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不能像西方国家跨国公司表现的那么强势，给自己的定位从来就是推动，而不是主导。到了外头，本来就没有多少地盘了，再以谦谦君子立世，哪能有好果子吃。

中国企业在海外也有挣钱时，但往往是在别的国家不愿意玩儿的地方“蹭”一块。例如油气勘探就像“赌石”，在苏丹和安哥拉，中石油认为干得不错的两个国家，其实是在吃西方石油公司的剩饭。只不过西方石油公司在这两个国家没找到丰厚油田，而中国钻井队通过国内的练手，有自己的一套功夫，居然干成了。2007年，中石油海外原油产量突破6000万吨，相当于再造一个大庆油田，其中苏丹石油项目的产量超过1000万吨。这样的机会实在是不多，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同在东亚，中国企业“走出去”布局，比日本和韩国晚得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汉考克公司在内的国际矿业公司主动提出与中方合作开发铁矿资源。但中方未把握住机会。直到2005年后，在铁矿石价格刺激下，才开始成规模到境外开发铁矿，而此时收购成本已大大提高。而且，由于国际上低成本大型铁矿山多已为西方跨国矿业公司掌握，可供中国企业选择的铁矿山或基础设施较差，如在西部非洲的项目；而品位较高的资源普遍规模较小，如在印尼、墨西哥等地的项目；或品位较低、采选难度大，或项目处于绿地阶段，开发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如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项目，由此导致项目整体质量欠佳。事实上，中国企业近年在境外获得的铁矿石的加权平均品位在35%左右，生产成本高，抗风险能力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正由于是“捡漏”，拿到项目不容易，出于控制资源目的，中国境外项目中多数为成熟度较低的，要自主开发，且由中方控股和管理，这类项目周期长，要完全承担经营风险，加上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普遍不足，项目波折较多，风险难以掌控，面对周期波动十分脆弱。

正由于是吃剩饭，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诸多项目位于资源虽然比较丰富，而矿业投资环境相对不成熟的国家或地区，如老挝、秘鲁、加拿大北部省份等，以避开与西方公司的竞争，这些国家或地区或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条件较差，政策稳定性差，或社区和环保问题棘手，或气候恶劣，令在当地开发运营的中资企业苦不堪言。

不管怎么说，中国在“走出去”的眼下这个阶段，肯定亏损，而不挣钱。对这种状态，用“缴学费”很难解释，老百姓会说，不能没完没了地“缴学费”，学习了这么多年，总该毕业了。那么，比“缴学费”容易取得谅解的说法是什么？是来晚了。就像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座位早就让先上车的人占了，你就只能站着。

既然来晚了，就得有来晚了的办法。什么办法呢？有几条要注意。

第一，先经过严格培训，再“走出去”。

中国海外投资的顶层设计有很大缺口。明显的事实是，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初陆续有了外商投资法、三资企业法以及一系列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海外投资的促进和优惠法律或政策，只有政府的优惠贷款政策什么的。另外，在海外投资的保护方面也相当薄弱，甚至可以说混乱。有很多政府机构都在管，但权责划分不明确，出了问题，往往无人担责。

国企“走出去”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体制问题。“走出去”的是企业，而不是政府。这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走出去”主观与客观常背离，常把可行性报告变成可批性报告，常在公司能力不具备、对合同不完全了解、可行性分析不到位的情况下做出巨额投资的决定。

央企“走出去”存在一大堆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实，也有个心态问题，那就是“花别人的钱不心痛”。央企在海外投资、缺乏监管，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石油等资源性因素驱动下，中国跨国收购投资热情实在很高，但如果不考虑项目成本和关键投资收益指标，会“跨”不成。通常说，国企不在乎成本，如果国企去跨国投资经营，这种“花别人的钱不心痛”所造成的后果，只会比在国内经营更严重。

海外投资中，巨额亏损的企业往往是国企。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是波兰政府招标项目，由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旗下的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为主组建的联合体中标A、C两标段，长49公里。作为中国企业首次进入欧盟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2009年9月与业主签署了施工合同，合同总额4.47亿美元，总工期32个月。

自中标伊始，“中国用超低投标价格赢得工程“的说法屡现媒体报端。有消息称，中方中标报价不到波兰国道和高速公路总局预估价格的一半。中国公司称修建每公里高速公路的成本是660万欧元，比出价最高的竞争对手低了200%。波兰业界也抱怨中国公司出价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怀疑中国企业在投标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手段。

欧洲禁止以做亏本生意、进行不公平竞争而获得招标的做法。报道说，A2高速公路上的中国工人住在由一所学校改建的统一宿舍里，午饭直接送到工地。工人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节假日不休息。即使在波兰全国建设项目都因天气停工的1月，中国工地仍在照常运转。但由于业主大幅提高设计标准、波兰各种建筑材料价格大幅上扬、欧洲建筑企业打压和地质条件复杂等多重原因，投入大大超过原计划。2009年9月，中铁在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亏损，合同总额4.47亿美元。

中国企业在海外采用标准“中国打法”，就是先报低价，再通过变更将价格慢慢抬上去。但这种钓鱼工程在波兰完全失效。为按期完工，中铁公司的成本急剧上升。由于资金不到位，拖欠了当地分包商的费用，导致后者的抗议，几乎闹出外交纠纷。最后，无法承担天价亏损的中铁，黯然退出波兰市场，并面临巨额赔偿诉讼。形象工程最后成了烂尾工程，作为池鱼之殃，多个中国与波兰投资项目一度被搁置。

央企往往是特大企业，领导人的任期更多是政府的行政周期，而不是市场经济的企业周期，为了追寻政绩，响应政府号召，追逐政策是最省事、最容易的。他们在国内的一些政治优势，正是导致这些央企和国企在国外项目遭遇滑铁卢的原因。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央企，由于其生长的独特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央企文化。央企大部分存在这样的心理，即靠中国政府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合同的问题可以通过双方政府来进行重新调整，在需要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会出面兜底。

在沙特阿拉伯，中铁建2009年揽得一个100多亿人民币的铁路项目，这是沙特首条轻轨，得到中沙两国高层支持。工程建设工期22个月，时间紧，任务重，中铁建抓紧时间埋头干。但沙特的风俗却给施工带来严峻的挑战。中国企业海外施工，像蜜蜂般勤劳的中国工人是一大法宝。但在沙特，工程很多区域禁止非穆斯林进入。中铁建不得不在国内招聘穆斯林工人赴中东。为按期完成项目，中铁建不得不租用当地器械，设备租价昂贵，中铁建成本大幅攀升。2010年，中铁建宣布，该工程预计亏损将达到41.53亿元，也就是说，该公司2009年辛辛苦苦获得所有利润的三分之二，都亏在了沙特一个工程上。

2004年，上汽集团用5亿美元收购韩国双龙公司的48.92%的股权，上汽多次增资扩股，成为最大股东。为了扭转双龙亏损状况，上汽一度打算裁减冗员。但是，此举遭到了韩国工会强烈反对，工人持续举行罢工，上汽派驻公司的管理人员被抗议工人打得落荒而逃。工会指控上汽盗窃双龙技术，由此，上汽在韩国舆论中成了千夫所指。最终，上汽不得不退出双龙，约40亿人民币的投资全都打了水漂。

要论冒险精神，中国人其实并不足。比如高山滑雪，老外踩着滑雪板从山顶一路冲下来。看电视时我就想，中国运动员不敢这么玩儿。但是在对外投资上，中国人的勇气却从天而降，往往大胆的出奇。

美国传统基金会对中国1000万美元以上的海外投资项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相比西方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向高风险地区投资的趋向非常明显。在高风险偏好下，中企海外投资亏损难以避免。对国企来说，不仅要考虑盈利，还要服从国家战略。中国政府与风险国家政府间的双边协议，包括经营性开发和援助项目，往往由国企来执行。然而，在海外，企业盈利追求和国家战略并不总步调一致。当然，国企出于对“政绩”追求也偏向投资高风险地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进入“新常态”。“在预期中国未来10年将会投放1.2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中国似乎将进入‘全球投资者’的快车道。海外投资正帮助更多来自不同行业的国企进入新市场，并获取必要经验、技术、品牌和人力资本以加强竞争力。投资对象国也可受益于中国投资者所带来的资金、经验、具有成本优势的生产资料以及更大市场机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与主要目标市场的现有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在基建及农业领域内成功发展。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方向及领域在发生明显变化。“走出去”的企业已从传统能源矿业的一家独大逐步转向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TMT（科技/媒体/通信）、农业等多个领域，新能源、医疗卫生以及文化娱乐也占据了一定投资规模。由于国内房地产政策趋紧滑等因素，加上欧美房地产市场潜力大、房屋租赁需求旺盛、回报率高等作用，让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和保险公司纷纷“出海”，进行住宅和商业地产投资。

由于中国国企在铁路、公路、桥梁等大型基础设施方面具备技术和效率上的优势，多数发达国家欢迎中国国企投资。中国国企还可进一步探索海外投资模式，比如加大在发达国家市场的被动投资力度。

与国企海外投资频频遇挫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海外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为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前仆后继地奔赴海外市场？国企热衷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取得长足发展的结果，是为了解决当前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和压力，也是为了追逐更高收益。这里既有国内企业经过改革开放，随着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希望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以获取更大市场份额、更高资本回报、更优资源配置、更强技术支持、更广泛市场认同等而内生推动的动机，也有因为国际贸易壁垒、国内生产成本提高、汇率变化等压力而对国内企业产生倒逼的原因。但是，也有一条，那就是领导者有赌一把的心态，赌输了赔的是国家的钱，自己不用承担责任，顶多调离；而赌赢了，就啥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