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十 )副董事长吴总所著《陌生的老路》

20170515日90-100页

第三章   两个有些年头的理论问题

中国的产能过剩不可怕，只是让人心疼，比起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予以适当化解，而不会采取那种“倒牛奶”的办法。实际上，中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很大空间。如果不顾及国内的实际需求，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空洞化。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都不是新鲜理论，而是有一定年头了。

1、挤进效应与对外投资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迈克尔•帕金在《经济学》一书提出挤进效应这个概念，是指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诱导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增加，带动产出总量或就业总量增加的效应。

比如说，政府对公共事业增加投资，会改善投资环境，引起私人投资成本下降，产生外在经济效应，可能诱导私人投资增加，导致产出增加；再比如说，政府用财政资金为居民建立养老和医疗保障，可形成人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打消谨慎消费的念头，引起储蓄减少、消费和投资增加等一系列扩张性经济行为。

如果说挤进效应是由于政府的支出行为导致的，那么，挤出效应则是政府支出行为形成对私人的负外部性造成，这种负外部性通过利率变量传导。私人投资对利率很敏感，在利率提高的情况下，私人投资的机会成本将增加，导致投资积极性降低，投资量会减少。

和人们通常的设想相反，财政政策的经济效益并不是通过利率来实现的。政府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般只是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才会采用，那时的利率水平很低，私人投资对利率的反应不敏感，觉得就那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企业投资量的主要因素已经不仅仅是利率水平的高或低，更多的是来自总需求方面的因素，或者说，由于总需求不旺，形成了企业部门的产品积压，进而产生私人部门的悲观性预期。在这种时候，政府如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加总需求，虽然有可能伴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产生潜在挤出效应的可能，但是，随着需求的增大，企业外部的隐成本下降了，外在经济会使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利润空间。这样，即使在利率提高或者说企业筹资成本提高时，企业也会增加自主性投资的，这是形成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的原因。

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支出与民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谐与共生共荣的关系，而挤出效应则表现了政府支出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一定程度上的排斥。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的实际净效应应取决于这两种相反方向的效应的对比。如果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大于挤进效应，则说明现行的财政政策必须要加以适当调整，如果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则表明当前的财政政策可以继续延续。

FDI的技术挤出效应，指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替代国内投资，制造非公平竞争，抑制当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阻碍技术扩散以及窃取国内企业先进技术情报等事件因素引起的负面效应。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以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扩张，凭借强大的市场力量，可能会使得越来越多的本地企业被挤出市场。

西方专家对委内瑞拉的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在短期内通过迫使本地企业减小生产规模来降低本地企业的生产效率，发生市场窃取效应。随着本地企业逐渐退出该市场，形成了外资企业处于垄断地位的市场结构，而这种结构会极大地阻碍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最终会伤害到本地消费者的利益。极端的情形是外资企业获得垄断地位后，利用不完善的市场竞争条件，获取超额利润，并将利润输回母国。

从现实情况来看，FDI对内资企业挤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大致有三种：一是在一些已有较多国内投资的行业，FDI凭借其品牌、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打入市场，并在竞争中逐步将内资企业挤出市场，二是在一些内资企业投资不足的行业，FDI大举进入，迅速占领市场，并凭借其先发的市场优势地位阻碍了其他国内投资的进入。此外，还有一种经验性的可能，即外资企业向先进的内资企业学习技术，享受内资的技术溢出，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相对挤出效应。

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即FDI）的流量为每年为500至600亿美元。到90年代初期达到2000亿美元,，1999年则增加至8000亿美元，2000年总流量飙升到1.4万亿美元。外资流量的增长率超过任何其他世界经济主要综合指数。

从2002年始，中国利用外资规模持续超过500亿美元，成为GDP持续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从目前情形看，中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仍有潜力。首先，影响中国吸引外资的基本因素没有恶化，动态竞争优势日益增强，尤其是高技术劳动力的质量、成本优势及日益增长的市场潜力。其次，中国逐步放宽跨国公司可投资领域，服务业成为外国直接投资最重要领域；再次，随着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加剧及国家关于并购法律和相关政策出台，跨国并购逐渐成为推动中国利用外资的新增长点。虽然中国已成为利用外资大国，但数量并不能体现质量。关键问题是，跨国公司挤进了国内投资，比如激发了国内还未出现的上游或下游投资，抑或产生了相反效应。

在研究外国投资影响的理论中，挤入或挤出效应是指一种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增加时，对其他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影响。例如，国外直接投资的挤入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影响。

举例说，1995年至2010年间，日本对东盟十国的直接投资对东盟内部投资形成明显挤出效应。日本向东盟投资集中在优势产业，而向东盟投资的国家近年不断增加，东盟内部经济存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资的进入对东盟内部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对中国引资和国内投资政策调整有一定启示。

事到如今，中国经济生了两个病，一是投资经营环境恶化，这个病与金融危机无关，是中国制造业难以为继的危机；另一个病是产能过剩，金融危机引发出口下跌，产能过剩的病爆发。汇率上升，成本失控，劳动合同法推出，出口退税调低，宏观调控误判，税费隐性提高，六大冲击令中国制造业投资环境恶化。

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召开，在“拉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的论坛上，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表示，刺激消费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奇怪，老百姓有了钱，他怎么储蓄，怎么投资是他自己的事儿，政府怎么去刺激他？不应该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不应该定一个目标，7%，8%，达不到了就刺激大家，似乎大家吃饭穿衣都是为了一个数字，把手段当做目标，而把目标当做手段。

从消费、投资、出口角度分析经济增长，是计划经济思路，或者是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思路。从中央集权角度、政府集权角度看应刺激什么促进增长，和经济最初理论不一样，为什么要生产？为了消费，为什么要投资？为了未来消费，就是今天消费减缓，投资创造新技术、新生产力，未来有更多消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任何投资不能增长未来消费，也就是不能提高生产率的话，就毫无意义，而如果能够增加生产率，就应该投资，为什么要投资？正因为我们不是考虑今天，而是考虑未来，投资一定是对未来关心，和未来的追求相关。

现在所有经济学分析模式，都说今年GDP要达到多少，投资上不去了，上消费，消费上不去了上出口，这样才引起要刺激消费。刺激消费概念本身就很奇怪，老百姓有了钱，他怎么储蓄，怎么投资是他的事儿，政府怎么去刺激他？你一定要尊重消费本身的主权，他是他最终的决定。与此相关，说存钱是坏事儿，消费是好事儿，本身就荒唐，如果不改变这种凯恩斯主义或计划经济时思考经济问题的出路，没有出路。如果政策不是刺激这个就是刺激那个，永远不会有好政策。

中国经济素来以建设拉动GDP，从而带来消费扭曲。与欧美各国的GDP中消费占70%或80%相比，中国人的消费仅占GDP的35%，钢筋水泥却占了GDP的57%。中国的家庭储蓄才25万亿，除以13亿人口，人均储蓄量不到2万，扣掉1%或25%的有钱人那些高的惊人的存款，人均储蓄可能只有几千块，而社会保障不足也令大家不敢消费。

进入股市的资金有三笔，第一笔是制造业资金，第二笔是信贷资金，第三笔是避险资金。由于制造业投资环境恶化，制造业资金像2006年那次一样，再次进入股市和楼市，而是进入股市。资金涌入股市后，造成股市回暖的表象。大量信贷资金进入股市，而信贷资金和央行的紧缩政策密切相关，只要央行稍有紧缩的态度，立刻会造成股价的下跌。

关于产能过剩的形成。从经济发展规律讲，由于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化及需求变化，产能的利用率状况肯定是不断变化的。有些产能在投资时是很有用的，但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在技术上过时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过剩的了，需要消化。最近二三十年，技术和社会的演变非常之快，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剩产能的出现并不奇怪。但是，有些过剩产能是由于我们政策、体制上的原因和对市场规律把握得不好造成的。

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中，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以下列方式使私人投资出现抵消性的减少：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商品市场上购买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加剧，物价会上涨，在货币名义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实际货币供应量会因价格上涨而减少，进而使可用于投机目的货币量减少。结果债券价格下跌，利率上升，进而导致私人投资减少。投资减少，人们的消费随之减少。这就是说，政府“挤占”了私人投资和消费。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投资的利率弹性，投资的利率弹性大则挤出效应大。

在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为其支出筹资的情况下，增税减少了私人收入，使私人消费与投资减少，引起挤出效应。挤出效应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大，税收引起的私人消费减少。实现了充分就业情况下，政府支出增加引起价格水平上升，价格水平的上升也会减少私人消费与投资，引起挤出效应。政府支出增加对私人预期产生不利的影响，即私人对未来投资的收益率报悲观态度，从而减少投资。

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是影响挤出效应大小的主要因素。根据较成熟的模型理论，影响挤出效应的因素有：支出乘数的大小、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以及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等。其中支出乘数、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及投资需求时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与挤出效应成正比，而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则与挤出效应成反比。

在这4个因素中，支出乘数主要决定于边际消费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一般较稳定，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主要取决于支付习惯，也较稳定，因而，影响挤出效应的决定性因素是货币需求及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政府支出增加会使利率上升，乘数越大，利率提高使投资减少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减少也越多，挤出效应越大。

对于挤出效应的发生机制有两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财政支出扩张引起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抑制民间支出，特别是抑制民间投资。另一种解释是：政府向公众借款引起政府和民间部门在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减少了对民间部门的资金供应。

对于挤出效应问题，西方经济学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认为，挤出效应无可否认，因为公共支出的钱不论来自私人纳税或是私人借贷，如果货币供应量不变或增加很少，则由于公共支出的增加会造成货币需求压力，迫使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投资。因此，挤出效应不会使总需求发生变化。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只有达到充分就业后才会存在挤出效应。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不存在萧条时期公共支出排挤私人投资问题。影响私人投资的，除了利息率水平，还有预期利润率因素。如果增加公共支出能提高预期利润率，那么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不是“挤出”，而是“挤入”。另外，即使公共支出影响利润率水平，但由于私人投资者对预期利润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大于对利息率变动的敏感程度，所以公共支出也不可能“挤出”相等的私人投资。因此，增加公共支出仍然能使总需求增加。

简单地说，国债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国债的信用风险很小，在市场上受欢迎，很多投资者喜好这种投资工具，大量购买，导致资金用于非生产，使企业用于生产的资金减少，造成企业与政府争资金的情况。

如果政府将用国债所凑集的资金用于弥补财政赤字，那么这种国债的挤出效应就非常明显，是有害于生产的。基于这个原因，很多古典经济学家提出国债有害论。当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完全是游余资金，即处于游离状态的资金，并且用于国家项目投资而不是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即用于社会生产的话），从而使这种挤出效应的不利之处降到最小。

从实践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提高民间投资。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提高民间投资的外部效应，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购买力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的分析来定。某些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通过分析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发现，中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从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来看，挤出效应是指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有可能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的借贷资金进行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使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作用被部分或全部抵消。

改革开放前，政府财政几乎集中了企业与居民储蓄的绝大部分。全民所有制不仅以税利形式将企业创造和实现的纯收入上缴财政，而且企业的剩余产品价值也通过价格剪刀差的形式集中到财政手里；政府直接管理全民所有制企业，以组织职能代替了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甚至部分简单再生产的资金都来自于财政，银行仅仅是实现资金流动和给财政计划建设项目以补充资金的辅助机构。因此，在这种计划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财政支出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现象。

中国各地的民营企业手里有几个钱，而且情不自禁地喜欢一拥而上。看到政府投资哪个项目了，以为后面跟着大甜头，也跟着投资。在投资项目一定的条件下，政府投的多，就把企业挤出去了。

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切切相关。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上升，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近年，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利润低及产业政策调整，这种过剩是满足政府借款需求后的过剩。从实践检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提高民间投资。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提高民间投资的外部效应，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政府的支出与居民消费有替代关系，也就是财政增加了购买力的支出，有可能会挤出居民的消费。但是，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的分析。某些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通过分析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发现，中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宏观经济学认为：短期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社会总需求量。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社会总需求由三部分组成，即：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在国内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总需求与社会生产能力之间出现缺口，国民经济增长受到抑制。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膨胀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货币供给量保持稳定的情形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水平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政府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下降。为克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应当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混合使用，以便使市场利率水平保持稳定，弱化或者完全避免政府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理论模型表明，政府在对经济增长进行调控时，一定要注意政策的一致性，避免政策上的矛盾，也就是减少政策的成本支出，增加政策的收益。

政府投资重点是公共基础设施和部分国有企业新建和改建项目。这些投资项目逐渐到位以后，一定会拉动社会需求的增长。但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还没有到位，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这就制约了政府投资效率的提高，限制了社会总供给量的扩大。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不断实施，社会总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供给不能乘数地增加，通货紧缩就会转化成通货膨胀。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这就是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中的一个令人忧虑的、独特的“挤出效应”。

虽然近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普遍出现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虽然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却又是存在的，具体表现在1995年以来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了政府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扩大投资的过程中，引起了私人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是明显的。

当前，财政政策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杠之一。由于现行经济学教材对IS-LM模型理论的大规模普及，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副作用挤出效应似乎有较充分认识，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正面效应，即挤出效应往往容易被忽视。

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时，关键要看其是否挤出了国内投资。从目前情形看中国在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方面仍将具有潜力，影响中国吸引外资的基本因素没有恶化，动态竞争优势日益增强，尤其是高技术劳动力的质量、成本优势以及日益增长的市场潜力。

中国逐步放宽跨国公司可投资的领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服务市场的开放，服务业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最重要的领域。再次，随着国内生产能力的过剩，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家关于并购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出台，跨国并购逐渐成为推动中国利用外资的新的增长点。

虽然中国已成为利用外资大国，但问题在于，跨国公司是不是挤进了国内投资，比如激发了国内还未出现的上游或下游的投资，抑或产生相反作用，取代了国内生产者，抢占了他们的投资机会。时至如今，投资已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有关学者对若干企业调研，研究国外技术如何对当地产业价值链和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产生影响，认为大量国外技术实际上对本地原有的科技是一种“挤出”效应。

有专家指出外商大量涌入可能压制国内民营资本。也有专家持不同观点，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挤出了“有效率的国内投资”，外商的资本与民营资本相辅相成，并对中国资本的形成和增加就业作出了贡献。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挤出或挤进效应，主要看对国内投资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如果不存在任何影响，那么将增加总投资。如果挤出了国内投资，总投资的增长应该小于正常增长。对国内投资的作用并不存在先验性标准，对投资的效应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着很大差异，主要取决于国内政策及国内企业的实力等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投资为中国引入了新产品和新技术对资本的形成有利。国内生产者没能力从事相关经济活动，国外投资者不会取代国内投资。在经济体中引入新产品，经济体没有足够知识或人力资源生产它们。如果进入部门存在着国内竞争性企业，或国内企业已为出口而生产，那么外国投资有可能抢走国内企业的投资机会。换言之，对东道国的资本形成有着正面作用。也就是说，当投资发生在经济体中尚未发展的部门时，和国内投资很有可能是互补的。另一方面如果投资出现在已经存在着大量国内企业的部门时，会取代国内投资。

当然，如果外商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投资于新领域，有可能会抢占国内投资者的机会。这正是某些国家限制外商在某些高科技领域中投资的理论基础。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投资者不太可能进入一个新部门或者进入的时间会很长。

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如果新部门对技术的需求远超国内企业的能力，那么这些新部门中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政策成本可能太高。此外，很少有国家和地区像韩国或中国台湾那样，在工业化的鼎盛时期，能够有效地培育技术领先的国内企业。为了支持国内企业在高科技部门的发展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例子在发展中国家中屡见不鲜。早年间，巴西是最具灾难性的例子，它对信息技术部门进行严格管制，这些管制导致非常少的外国投资，以至于这些部门中企业的效率非常低下。

实际上，如果拥有巨大技术优势，投资有可能取代国内企业，而不是促使他们进一步投资。即使没有挤出国内投资，外国投资也有可能没有引发新的上游或下游的生产，从而不能对国内投资产生较强的挤进效应。国外投资是否存在着向前或向后的关联性，也是评价对资本形成的影响的关键因素。应该强调的是，这种关联性不是挤进效应的充分条件。当国外企业取代已有企业，存在这种关联性也不能防止挤出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已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技术转移，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显然，外资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有的外资企业平均规模比国内企业大，资产对劳动的比率较高。除采用更多资本外，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资本生产率更高，劳动生产率也比国内企业高。在利用国内稀缺资源方面，外资企业更有效率。

外资企业并没有与国内企业争夺资源，相反，外资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在扩大出口规模、创造外汇和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国内也有人担心，过度引入外资可能会使中国经济“拉美化”。“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的确令拉美国家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但是当全球产业风向一转，纷纷把投资抽出，转向其他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后，这些拉丁美洲国家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且，如果外资掌握了本国经济的主导力量，那么后果将会怎样？这种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从引进外资的总量，还包括证券投资、官方援助及双边与多边转移支付等看，中国并不突出。中国在准入和政策软环境上下功夫，改善整体投资环境，如市场准入、市场竞争、法制与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的游戏场，仍然能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GDP增长率由2010年的10.4%，下行到的7%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社会中，唱衰中国、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几率增大等声音又起来了。那么，步入新常态后，中国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对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符合发展规律的研判。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报告通过对战后一些国家经济的回顾，发现多数国家进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阶段后，由于资源占有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技术进步迟缓、社会矛盾等原因，致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陷入停滞状态，只有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例外。总结这一现象，将人均GDP5000美元左右经济发展相对停滞阶段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约33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约5400美元，进入发展容易停滞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并未停滞，人均GDP于2012年达到约6100美元，后达到约7800美元，跨进中高收入门槛，是水平不高的中高收入。发达经济体人均GDP达到四五万美元，世界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众多低收入国家是“被平均”的。而中国距人均GDP11000美元的中高收入上限有较大差距，“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依然存在。

能否跨越这一陷阱，是对中国“十三五”发展的大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的一道关隘。在这道关隘面前，中国的私人投资千万不要被“挤出”。但“挤入”多少，也要悠着点儿。

连载《十》，20170515，90-100页。以下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