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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化解

当年的4万亿刺激造成固定资产会大幅升值，民众出于投机、投资、保值的目的，势必购买固定资产和囤积生活资料，导致通货膨胀。4万亿计划令相关国家政府感谢。在那两年，中国在国际社会有很大的面子，里子则一塌糊涂。时至今日，4万亿留下的是泡在水里的债务，还不知多少时间才能消化过剩产能，以至于带来了供给侧改革。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2016年1月，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所谓供给侧改革是指发生在投入侧而非产出侧的改革，供给侧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结构改革最原始的意义就是通过比例的调整，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有别于以往刺激需求端，回到增长本源创新，强调制度供给，构建发展新体制，以期通过供给端发力破除增长困境，释放增长红利。供给侧改革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市场所需供给约束为标准的政府改革。从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看，无论削平市场准入门槛、真正实现国民待遇均等化，还是降低垄断程度、放松行政管制，也无论是降低融资成本、减税让利民众，还是减少对土地、劳动、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供给限制，实际都是政府改革的内容。

从政府改革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可谓改革开放近40年里最深刻的政府功能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使产业、企业的自然活力非受限于作为公共政策供给方的政府约束。

中国经济面临三大结构调整，即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和增长方式结构的重大调整。推进供给侧改革应当以推进三大结构调整为重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按层次包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推进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调整产品结构包括生产性消费品结构和生活性消费品结构，变制造大国为制造强国；推进消费升级和消费结构调整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任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现阶段，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价格企稳，企业盈利能力恢复，才能实现转型再平衡。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这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投资、消费一直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美国次贷危机以后，中国经济步入自然回落周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内需逐渐成为主要动力。

中国供需关系面临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成为阻挡经济持续增长的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成为制约经济转型的包袱。另一方面，中国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强调供给侧改革，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在新常态下，结构调整是大逻辑、大格局、大趋势，是中国无法回避、必须进行的一场变革。

许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纺织能力过剩记忆犹新。那时不得不砸锭子，大批老字号国棉厂下马，电视实况转播了纺织女工黯然告别工厂的情景，在电视机前，不知有多少观众为之动容。

谁也想不到，神差鬼使，中国现有纺锭超过7000万锭，比上世纪末压锭时的4500万锭净增2500万锭以上。这个情况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却充分表明，产能过剩在有些行业是多么顽固的痼疾。

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与价格扭曲有关。上纺织项目时，大家一度觉得行业利润非常高，这可能是因为价格问题。价格有问题也是税收有问题间接造成的。那时，大量涌现的乡镇企业集中在纺织行业。后来经济学家分析认为，造成纺织产能过剩的一个原因是关税政策存在扭曲，化纤颗粒的关税非常低，而抽纱产品关税过高，人为导致国内成品价格偏高、生产附加价值显得很高、利润空间大，造成可以盈利的假象，吸引了大量投资。后来才发现该行业没有多大盈利空间。

在计划经济时代，央企生产力取得一定发展。2003年后，央企生产力变革缓慢，原因是体制与机制陈旧，缺乏活力，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而且政企不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捆在一起，发展以扩张型为主，造成目前严重的产能过剩。另外，央企被控制严重，腐败加重。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产能过剩企业占据着大量人力、资金、土地资源，生产及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什么是僵尸企业？这个词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由经济学家彼得••科伊提出，指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这种企业不同于陷入困境的企业能很快起死回生，特点是“吸血”的长期性、依赖性，而放弃对僵尸企业的救助，社会局面可能更糟，因此具有绑架勒索特征。

“僵尸企业”究竟是技术落伍的植物人，还是虎落平阳，须由行业鉴定，不能让没有实业经验的债主说了算。

僵尸企业保有大量工作机会，能稳定市场，在经济衰退时，如果没有僵尸企业，其他企业就不能做出利他主义安排，市场型的企业出于自利本能，会把包袱抛出来，成为压垮社会的主因。从这个角度上看，僵尸企业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

僵尸企业吞噬经济活力，消耗了原本可以投入新兴企业和部门的税款、资本和劳动力；僵尸企业大幅削减价格以增加销量，可能会拖垮状态较好的竞争对手。保护僵尸企业，就会阻碍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影响到长期增长。创造性破坏是指资源从衰落的企业和部门再分配到增长的企业和部门。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必要的。

破产法是对付僵尸企业的武器。破产法庭清算最弱的企业，同时让具有潜在生存能力的企业清偿部分债务，以便重新开始赢利。经济学教授爱德华•希尔表示，只要接受破产重组，像通用汽车公司这种濒临破产的企业也有可能成为一家“重新焕发活力的新企业”。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借款者借新债还旧债，这种手法使银行免于承认亏损。据有关数据推算，日本政府自1993年至2002年的公共投资近90%投入至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毫无进一步发展空间的领域。政府虽然出动了巨额财政，但并未带来经济的长足发展。诺奖得主经济学家莫顿•米勒称，日本“失去的十年”，就是救助僵尸企业的结果。他认为允许破产就鼓励发展，日本当初就不应该救那些企业。

“僵尸企业”究竟是技术上已落后须淘汰，还是市场波动引起的资金链的断裂？亏损企业的产品究竟是有实际需求的民生产品，还是脱离或有害的商品必须销毁？企业的管理团队，究竟是久经考验的队伍，还是扶不起的阿斗？化解办法要区别对待，不应重复美国过去那种“倒牛奶”的悲剧，而是要发挥中国现有体制中的社会主义优势。

“僵尸企业”普遍处于按兵不动的“熬冬”状态，或在等待来年形势转好，或想把这种情况拖下去移交给下一任解决。而领导层则希望其能够腾笼换鸟，这其实是很困难的事。供给侧要通过产业的调整，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来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保增长或稳增长，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这些政策起到了保增长或稳增长的效果。但宏观调控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这就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什么抚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核心原因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有对症下药。有关专家尖锐地指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针对结构性问题，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的宏观政策去应对，而要采取结构性改革去化解。

中国的所谓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总共有6个方面的问题。这6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去有针对性地解决。

产业结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这是个综合性问题，需要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动力；需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后产能和三高行业。

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而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导致中低端产业多、资源能源消耗过多。为此必须要加快科技体制、教育人才体制等改革，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更多实现创新驱动。

中国排放结构中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这种不合理的排放结构导致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比较大。为此，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特别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中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特别是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对应着改革、转型、创新）这“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转型、创新，来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居民贫富差距较大，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行业和少数人中。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和财税制度改革等，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缩小贫富差距。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加减乘除：加法就是补短板，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要让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减法就是去产能，钢材、水泥、玻璃、电解铝等产能过剩行业尤其要注意合理去产能；乘法就是发挥好技术、管理、制度等各领域的创新，这是个慢工细活，但效果会很明显；除法意味着不仅要减少产能，还要加强环境保护，做到清洁生产，将对环境冲击降到最低。

供给约束、供给抑制和供给结构老化是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就可以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开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周期。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继续降低融资成本，加大减税力度，取消更多行政管制，放松供给约束。同时，解除对人口和劳动力力、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和创新、制度和管理等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并依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传统制造业当下气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薄利多销的传统制造业路径光环淡褪，曾经的优势变成劣势，无品牌、雷同、附加值低等后遗症使得传统制造业的步履维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速背景下，调转制造业的庞大身躯是最具挑战性的产业命题。对传统制造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或许会拖累GDP的增速，对此要有充分思想准备，坚定壮士断腕的决心，对由此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有适宜的应对之策。

袁亚非是江苏丰县人，打小随父亲在北京，后落户南京，1988年在南京雨花台区政府当小干部，1993年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下海创业，1997年在南京成了小有名气的“电脑大王”，2000年成立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2012年跻身中国企业的500强。现任三胞集团董事长，宏图高科、南京新百两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016年4月，我到三胞集团谈项目，正事说完，和袁亚非聊了几句。他是性情中人，身上有一大堆故事，谈到掘第一桶金过程，话说的敞亮：“人办事喜欢挑熟悉的事做。在咱们中国，执政党熟悉什么呀？是国计民生那些事，钢铁呀，粮食呀，石油呀，操控这些，党中央、国务院驾轻就熟，而对电脑，认为是与算盘差不多的计算工具，不知道怎么管，也不大插手。电脑这块之所以发育那么快，原因是政府对这块生疏，提不出指导性政策。卖电脑或开发电脑，是按照资本主义的路数玩儿起来的，所以迅速坐大。而我，就是钻的这个空子。”

三胞公司有些当年跟袁亚非一块闯天下的老职工，公司成了气候，有些老职工跟不上趟了。说到这儿，袁总连说带比划，“公司里有不少人炒股，有一支股，不少老员工买了，砸手里了。数年后这支股大涨，他们赶紧抛，小发一笔。嚯，挣到钱了，那份儿神气，好像自己有战略眼光，走路都这样儿了。”，他站起来，架着肩膀，围椅子溜了一圈，而后一屁股坐下，“一瞧他们那样儿，我就急了，操的嘞，你们神气什么？你们有什么战略眼光，你们有几两沉，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还不是买了那支股后被套牢，一个二个急的嗷嗷叫，足足叫唤了四年，好不容易熬到那支股大涨，赶紧抛了解套。经济大潮中，吃老本儿无法适应。但三胞不能不讲感情，老员工还得接着用，大事做不了可以做中事，中事做不了可以做小事，厚道是三胞做人做事的第一准则。”

南京最热闹的地方叫新街口。新百是中国十大百货商店之一，也是南京市第一家商业企业上市公司。2011年，三胞集团控股老字号国企新街口百货。这事儿相当在北京王府井收购了百货大楼。。

2014年，三胞集团出资1.55亿英镑（合16亿元），收购英国老牌百货HouseofFraser89%的股权，创下中国零售业最大海外收购的纪录。对此，袁总对我说了几句“悄悄话”：“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主权完整遭到破坏，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变，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殊不知，一百多年后，南京一家民营公司收购了英国最老的百货公司。什么叫翻身，什么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就叫翻了身的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这家英国老牌百货的中文名为东方福来德，在英国业界做起“买手制”，成为中国百货业由联营式百货向“买手制”百货转型的一次试水。当初超市最先提出服装买手制。超市经营服装，对进货没经验，请有经验的购货，这种人称买手。HouseofFraser最早尝试买手制，袁总要把英国经验汲取过来，尝试买手制，让在夹缝中生存的买手制商场，悄悄上演“绝地反击”。买手模式要想成为市场主流，还任重道远。买手制需要对商品的销路负责，销售不畅的商品无法退回厂商，需要拥有一批眼光准，了解市场、消费者的“买手”。相比于其他管理人才，有经验有眼光的“买手”，至今仍然是国内零售业的稀缺工种。

其实，买手制可算零售业界的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产能为什么过剩，原因之一是对供给侧研究不足。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即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输出、执行及修正和调整方式，与市场导向协调，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时的决定作用。说到底，是按照市场导向要求规范政府权力。离开市场在配置资源时的决定性作用谈供给侧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无形之手，不仅不会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会损害已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

4、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可能提供答案

我们常为中国商品的大量挤压担忧。其实，美国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动荡幅度远超中国，过剩产能问题也远胜中国。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后的表现远不如中国。

理想的美国市场，过剩产能的周期变化很大。美国钢铁设备的利用率在40—105%间大幅振荡，从来没有实现过稳定均衡。振荡平均周期为7年。汽车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的变动幅度比钢铁业还严重。设备利用率在36—95% 大幅摆动。平均周期为5.5年。制造业设备平均利用率比钢铁、汽车的状况好些，在64—89%之间摆动，平均周期7年。

过剩产能是资本主义规模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民生主导的市场经济，需要借鉴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规范市场，探索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协作新路。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力图化解过剩的产能。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应似乎和政策的意图背道而驰，包括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和海外铁矿石价格暴涨，以及实体经济继续低迷。

值得注意的是，专家们讨论如何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来化解过剩的产能，但对如何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却充满了矛盾。目前国内议论的“市场”概念，包含四种完全不同的含义：

第一种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想市场”，市场模型做了相应描述：所有产品与服务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技术的整体性，即生产技术不可分割，也不存在着规模经济性；竞争的完全性，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下，进入与退出市场自由、产品的同质性或无差别性、买卖它主要的标志是存在稳定的均衡价格，前提是存在保证供求均衡的有效调节机制。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过市场的失灵问题，给出的答案包括外部性污染，信息不对称的欺骗，委托—代理关系的道德风险等。

如果用坐标轴表现，市场失灵的根源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不是直线，而是S形或Z形，造成不稳定的多稳态，市场暴涨暴落，劳力供给下方低于生存线时，工资越低越得加班。过了温饱阶段，宁愿度假，工资越高工作越少。只有中间段才能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工资高，自愿工作时间长。企业产出也有类似规律：亏损时不得不赔钱生产来维持现金流，盈利足够大时反而可以限产控制市场话语权。

需求侧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需求定律失效，涨价并不能引导需求下降，金融的寡头造势和内部交易，股市的投机需求“追涨杀跌”的羊群行为，虚假广告，以及缺乏有效的质量检测和产品分类评级制度等等，都可能导致价格信号不能充分反映商品的质量和资产的优劣，也不一定能诱导消费者做合理的买卖决定。目前一线大城市的高房价，不可能由未来的收入流得到回报，只是投机者期待下一个傻瓜来接盘。

供给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并不服从于规模报酬递减的约束，包括市场分割与垄断，规模报酬递增，断裂式的技术替代等等引发的内生不稳定性。国际市场投机热钱的冲击，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误，也会带来市场稳定机制的破坏。生产过剩是市场价格机制失灵的病态。如果不采取税收、监管等非价格机制来恢复市场的稳定性，反而强调减少政府干预就能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完全是文不对题。

第二种是发达国家打造的“规范市场”，表现在价格稳定，竞争有序，成立条件远比教科书经济学的完美自由市场复杂，包括严格的质量检测标准，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严格的监管机制，多种竞争的产权体制，严惩欺诈行为及应对危机的系统办法。

德国工业品市场，巴黎农贸市场，新加坡房地产市场，日本医疗市场和美国研发市场，是典型规范市场，而非教科书说的的自由放任市场。意大利存在过发达金融市场，最终由于金融市场过度扩张导致实体经济衰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规范金融市场的样板可以让中国仿效。专家指出，中国目前规范最好的数旅馆业的分级定价监督制度和工业产品的质量认证制度，最薄弱的是房地产、医疗、教育、金融、环保等市场。

中国游客在西方国家购买化妆品和奢侈品不新鲜，在日本抢购马桶盖就成了笑话，发现马桶盖是中国制造的，则成了超级笑话。这不只是供给侧创新不足问题，而是连接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营销出了问题。

第三种是国际垄断市场。资本在国内集中到一定程度，并在国内市场形成垄断时，为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和获取更大利润，必然向国际市场发展，从而导致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集中，最终形成国际市场的垄断，包括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国际垄断市场，百分之几的真实供需变化，会放大为十倍以上的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寡头投机炒作的资金，是真实市场运作资金规模的几十倍。金融危机凸显国际金融市场的凶险，是国际上屡次发生的金融危机之源。

第四种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自发市场”，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以规范市场行为，留下大量灰色经济和投机活动土壤，包括逃税、走私、洗钱、赌博、贩毒、卖淫等。据西方学者估计，俄国转型时的灰色经济约占GDP的90%，印度约占70%，中国灰色经济的规模也不小。

例如，细胞食物是颇具诱惑力的名词，如果加上“世界上最强的能量细胞补氧产品”的广告语，会给人“神药”的印象。然而，这款号称美国原装进口名为顺势细胞食物滴液的产品没有任何批号。同时,这些无号产品多盗用保健食品和中医排毒等概念,并主要针对老年性疾病和代谢性疾病。对于既有健康需求又缺乏食品安全知识的消费者有一定蛊惑性，他们不会主动抵制，监管部门难以从根源上去除这类产品。

建设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规范市场，还有很长的试错过程。教科书经济学描写的完美市场是单轨制、无套利机会。而发达国家的真实市场起码是双轨制，中国就不仅双轨了，而是多轨。应当指出，中国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的市场规范差距极大。很大程度上，中国市场秩序的混乱和不足，源于市场规范的落伍，而非政府干预过多。

专家指出，近年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大幅动荡，食品市场的假冒伪劣，清楚显示出，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什么“粗放增长”，而是“粗放管理”导致“粗放竞争”。没有合理的市场规范，才会导致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币驱逐良币”。讨论深化市场化改革，务必明确指导思想，究竟是哪种市场，为谁服务？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实验阶段，制造业市场相对规范，金融、教育、医疗、房地产市场的规范远远落后。新古典经济学信条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冲突，又兼容并包，导致市场规范混乱。盲目批评中国市场扭曲，幻想和“国际接轨”就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抽象地谈论深化市场改革或加强政府作用，无助于落实全面小康的中国梦。

国内媒体把中国市场波动和过剩产能归之于政府干预，把国际接轨当做克服市场扭曲的主要出路。他们盲目相信西方教科书经济学宣传的完美市场，完全不了解西方市场的现实。

过剩产能不完全是供给侧的问题，和宏观经济走势有关。如果宏观经济恢复增长，过剩产能很快会消化，还会在产量、质量两方面都上新台阶。如果宏观经济失策，再优秀的企业也会出现财务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多次面临破产，全靠国会拨款救助，起死回生。

按照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价格机制应当保证市场的平稳优化运作。如有偏离，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应当反映真实供求失衡的程度。现实完全相反是，以美国主导的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主要由投机性的垄断竞争驱动，不但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也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持续的经济周期和不断复发的金融危机。

中国企业的利润比美国薄的多，主要原因不是供给侧创新不足。而是中国大宗商品的采购没有定价权。尤其是铁矿石采购，各企业恶性竞争，给西方垄断企业白送利润。中国如果不学日本农业合作社的联合采购和营销方式，就只能给西方跨国公司打工挣血汗钱。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减速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次的原因。深层次原因主要有几点：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致使钢材、粗钢、水泥等在过去30多年实现超高速增长，粗放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致使发展不可持续性增强。二是经济结构失衡。以GDP论英雄最容易引发项目、投资争夺战，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致使经济效益下降。三是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力成本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新增GDP中约有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是新增劳动创造的，得益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红利。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74.5%的峰值，抚养比下降到34.2%的最低值。越过这一拐点后出现相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抚养比上升。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速自然下降。四是资源短缺瓶颈收紧，生态环境逼近上限。粗放发展方式的直接后果是资源大量消耗、稀缺性加剧，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堪重负。

金融危机对美国重工业的打击程度不亚于中国，即使美国在这些领域依然保持技术和创新的领先地位。高科技意味着高难度、高投资、高风险，但是不等于高利润，高科技的发展也就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种形式的支持或“价格扭曲“，包括各行业不同的税率、工资标准、管理成本、财务成本、研发成本、以及政府补贴等等。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利润率分布很宽，从高利润、中利润、到低利润都有，而且和技术复杂或先进的程度没有一定关系，反而和产业集中度与市场规模有关系。这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不符。

产业经济效率不等于社会效率。美国利润率处于低端的基础产业，竟包括对国计民生极重要的交通、汽车、农业，以及亏损的电讯、化工、钢铁、绿色能源、贵金属、矿业、煤炭、和石油天然气的生产与勘探。而损害国民经济的烟草、虚拟金融和过度医疗处于利润率的高端。

创造大量就业的传统产业，造船、轮胎等的净利润高于半导体、信息、软件等高科技产业，鞋业、服装、机械等传统制造业的净利润，和化工、航天、电子、计算机等尖端产业相当。用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来否定劳力密集的制造业，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没有经验依据。

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不能解释西方经济的现实。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市场从未实现规制统一和发展均衡；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和调节速度大不相同，从金融市场交易到基础设施长达几十年的建设周期，加上技术革命和国际竞争造成的兴衰，历史上从未形成利润率趋同的趋势，也就不存在价格稳定均衡的国际市场，这给创新、造势、投机、和羊群行为都留下巨大的空间；历史观察表明，工业化经济越复杂，市场的不稳定性越大，要求政府干预的力度和广度也与时俱进。

帕累托最优指资源分配的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换句话说，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这个概念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的名字命名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价格论、金融经济学的资产定价论与发展经济学的成长决定论相互矛盾。新古典经济学价格均衡的标志是完全竞争，企业的利润率为零。现实经济，没有企业在零利润率下生存，金融市场不可能脱离企业盈利机制。金融嫌贫爱富的抵押担保，假如没有政府干预，如何解决扶贫的融资？处理生产过剩必然要损害一方产权。美国的量化宽松保护的是银行的资产，代价是牺牲老百姓的福利。让房地产的投机商破产，廉价转移房屋给贫民，当然不是帕累托最优。

过剩产能并非社会主义的典型现象。普遍把产能过剩的原因归之于供求关系失衡，而大规模供求失衡的原因是政府干预，把市场化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主要手段。事实恰恰相反，产能过剩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特征。美国大萧条期间，一方面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家庭陷于饥饿，另一方面农场主把牛奶倒掉，宁可亏损，也不降价销售。如此的“非理性行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只是为追逐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假如大萧条时是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可以简单由政府出资收购卖不出去的过剩产品，分配给需要的民众。哪有什么民生急需的过剩产品存在？

科尔奈研究短缺经济时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是供给不足，原因是资源限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供给过剩，原因是市场限制。他认为，造成短缺经济的微观机制是预算软约束，使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依靠政府补贴长期存在。市场化可以硬化预算约束，从而提高效率。但是东欧转型和金融危机否定了科尔奈的诊断。

西方同样存在企业的软约束。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给了亏损的三大汽车公司和金融寡头巨额援助，挽救了汽车公司，但是对金融机构的巨额注资并没有改善金融产业和实体经济。东欧转型期间，按照科尔奈的处方，对国有企业施加预算的硬约束，结果导致东欧国有企业大批倒闭，或被西方跨国公司廉价收购，经济大幅度下降。

反而是技术、设备、人才远比东欧落后的中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双轨制转型过程中得以维持社会稳定，同时更新技术，提高了和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力，经济持续高增长。这正是因为转型时期，中国的政府和银行给受困的企业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中国和西方、东欧软约束的主要差别是：西方和东欧的软约束主要用于不可持续的消费补贴，而中国主要用于有再生能力的技术投资，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价格机制是否在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涉及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配机制的本质差异。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地区、产业、和等级的差别有平均主义的倾向，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差距比资本主义国家小得多，包括实行高所得税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的短缺经济主要表现在新技术产品供不应求，例如早先的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和后来的电视机、小汽车、和住房。供给短缺，只能靠发展生产解决。中国困难时期，一度对短缺的消费品开放高价商店，只要有钱，稀缺商品都能买到。东欧转型，价格放开，立刻产生高通胀，使民众的财富缩水。排队的短缺现象没有了，但企业大面积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用价格跳水消除过剩产能是立杆见影，但社会后果严重，谈不上“资源优化配置”。这里，市场机制的主要优点是调节机制比等级制灵活，问题出在灵活带来不稳定性。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强调，而新古典经济学回避的问题。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无法解释过剩产能的长期存在。因为完全竞争理论断言，价格可以自动调节供求均衡到优化水平。但所谓的边际成本定价隐含两个假设，一是否认企业需要足够的利润来补偿初始的固定资本投资和历史欠债，二是消费者没有路径依赖，对价格涨跌的方向和幅度不敏感。这两条完全不现实。现实的企业竞争，不只是技术竞争、质量竞争，而且是资本竞争。资本多，信用高（贷款软约束大）的企业，对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强，存活率高。问题是过剩产能持续的周期能否度过宏观经济的寒冬，不是企业可以独立决定的问题。

对于产能过剩的状况，金融这块是雪中送炭，还是火中取栗，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政府面临的选择是资本利益集团说了算还是政府按多数人的利益统筹安排，不仅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更是市场的本质是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方向问题。

研究营销学的西方专家称，现实中几乎找不到实行边际成本定价的案例，因为实行的企业不可能生存。现实的定价策略大体可分为成本加成定价和策略定价，前者为了维持足够生存的利润，后者为了实现市场份额的目标。在有竞争者的条件下，存在产能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取决于，可调度的资金是否足以熬过市场的困难时期。

西方微观经济学只有工资的价格粘性理论试图解释失业率的存在，把工会作为价格刚性机制的替罪羊。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和金融的企业兼并理论，从实证上观察到产能过剩的原因。创新经济学注意到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又和技术更新的替代速度有关。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认为技术更新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信念完全相反。

市场供求均衡的解，只对规模递减，和规模不变的企业成立。规模递增企业无法确定供求曲线的走向。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垄断企业有垄断利润的决定权，使实际产能处在潜在产能之下，以保证垄断利润。问题是这些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萧条。

新兴产业的竞争者须做大做强，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出局。但最后只有少数企业能有足够的市场份额，以保障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支持研发和营销的费用。技术落后的产业被淘汰出局形成“沉没成本”，和新兴技术不能完全排斥落后技术，都是形成过剩产能的原因。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规模主要取决于资源限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重要原因是可以用廉价产品交换稀缺的资源。但中国不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产业受市场规模限制有多重原因。必须区分化解过剩产能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干部政策和民生政策的不同后果。

过剩的钢铁产能及其他的建材产能，究竟多少是技术落后，治理污染得不偿失的企业，才需要采取关闭淘汰的措施。应当由有关产业的技术专家和行业协会参与调查，不能简单用财务标准或资本管理的方法操作，以减少结构调整的损失。对技术先进、人才集聚的亏损企业，要联合金融或其他产业投资重组。中国存在大量重复竞争的企业，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财税体制鼓励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的财政收入，才会竞相发展钢铁、汽车、房地产等短期暴利、长期过剩的产业。

治理过剩产能尤其要打破地区保护，发展跨区域的整合，才能增强规模效应和国际竞争能力。中国有上百家钢铁企业，上百家汽车企业，每家都形不成和跨国公司竞争的规模。要利用这次化解过剩产能的机遇，学习高铁、核电的整合经验，组建多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钢铁、建材、汽车集团，不仅民营资本可以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国有资本也可投资有技术、有人才、但是缺资金的民企，在国际竞争中做大做强。

降息对实体经济中的小微企业意义不是太大。降息会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么？难。降息主要能降低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而国有企业及有特权的民营企业，在市场中，很大一部分充当着二道贩子角色，把从银行贷出来的资金转借给小微企业。经济调整，小企业经济困难，坏账率升高，这些二道贩子可不傻，银行就是把利率降到0，他们给小企业的贷款成本照样会很高，因为要覆盖坏账，对冲风险。反而可能因为经济变差，坏账升高，而提高对小企业的融资利率。

中国实体经济中，数量众多的企业，不赚钱都要维持生产，有些小企业的销售价比成本价都低，不维持生产，贷款机构会收贷，企业就倒了。经济危机后，出口增速下来了。因为欧美老百姓以前过度消费了，现在要储蓄，消费能力下降了。内需虽然在增长，但不会增长太多。经济调整，老百姓收入下降，消费不会增长幅度太大。以前只要遇到经济危机，就加大投资，现在也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投资，修路、开矿、建厂，最终还是会变成出口和消费。以前在欧美拼命消费，中国拼命生产的情况下，对欧美的出口高速增长。加大投资总是没错的，因为未来的产出总是不久的未来会被对欧美的出口消化掉。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游戏玩儿不下去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太强，而美国一直在刺激消费，保持低利率，搞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让本来买不起房子的人买得起房子。最后，房地产泡沫及金融市场泡沫破裂。中国人玩儿命生产，而美国人玩儿命消费，这种情况咋办？

靠降息没有没多少用。落后企业应让市场淘汰掉，把资源释放出来，工人到好工厂；苟延残喘，靠贷款维持的企业破产，过剩产能压缩消失，供需平衡，经济才能转好。去过剩产能是痛苦的过程，难受的过程，但没有办法，是必须要承受的。

副董事长吴总所著《陌生的老路》连载(九 )

第二章 3-4 

20170428日7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