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讳言，中国政府所说的“走出去”，既有风光靓丽的一面，也有甩包袱的一面。甩包袱就是消化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指社会总生产超过社会总需求，导致供求关系失衡，出现经济危机信号。市场经济靠市场生存，如果市场体量不足以承载产能压力，就只有消化现有产能，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周边市场体量，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之一。或者说，中国企业“走出去”，既是“被迫之举”，也是顺应时事。

1、科尔奈反思：为什么总是产能过剩

过去中国习惯用出口换外汇。上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筑起贸易保护壁垒。中国的对应招数是直接投资，根据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原则，外国企业可在投资接受国直接从事生产、销售活动，不受海关限制。国际直接投资还可实现间接避开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目的。如上海针织有限公司在毛里求斯设厂生产，该国不受欧共体进口配额的限制，故产品可全部销往欧洲。1976年，中国在港澳和东南亚等地有少量直接投资。但有计划在海外直接投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起步，不仅政府官员，就是百姓心里也发热发烫，想抡圆胳膊干一场。但从计划经济跳入市场经济有个过程，人们常说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以为在游泳池呛几口水，就能在大江大洋扑腾了。那时，从高层决策者到经济学界学者，知识背景都不够。

上世纪50年代，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一批东欧国家是中国的小兄弟，这个阵营搞的都是计划经济。后来觉得有问题，东欧国家率先发难，60年代闹布拉格事件，轰轰烈烈，最终没戏。后来东欧国家步子趟大了，在原有计划经济框架加入点市场机制，但也没有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基础。1985年，中国人觉得仅学习东欧的改革经验不够，也要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

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对计划经济伤筋动骨，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当时条件下，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点，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作了铺垫。其实，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但那时官方有些羞涩，正式文件中没用“市场经济”这个词。尽管如此，这是正确而艰难的转折，从这时起，经济轨道就逐步转到市场经济上了。

产能过剩是上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以前中国经济典型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典型的话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所谓“乱”，就是全国各地一哄而上，重复建设。那时很多人以为白色家电的产能过剩是市场问题，可在上世纪80年代，企业连承包制都没有实行，国家轻工业部只审批了5家冰箱厂商，而1985年扩充到42家。要知道，同年中国才开始实行城市企业改革。

1985年9月2日清晨，“巴山”号游轮驶出重庆朝天门码头，前往武汉。这艘船刚下水，额定载客80人，以2人标准间为主，配套有会议、休闲功能，相当于三星级宾馆。历时6天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在船上召开，后来，把这次会议称为巴山轮会议。

巴山轮会议召开的背景是，1984年第四季度，中国发生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消费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幅度达10%。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关键点，何去何从，面临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重视引进外国智力。从1949年至1960年，中国从苏联聘请3万余名专家。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以及“文革”爆发，中国聘请外国专家的工作陷入低谷。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一情况才得到改变。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到，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参加到中国的重点建设及其他方面的建设中。随后国务院于当年颁布《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国政府聘请“洋顾问”工作重新启动。

中国领衔者为81岁的前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经济学圈内，许多人想方设法上船听会，因为请来的外宾非同小可，有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那句“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的讲述者。还有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来克•凯思克劳斯。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奥特玛•埃明格尔，南斯拉夫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巴伊特，日本兴业银行董事小林实等。

有一位与会外宾是匈牙利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亚诺，他曾经担任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著有《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1957）、《反均衡论》（1971）、《短缺经济学》（1980）、《增长、短缺和效率》（1982）等。论名头，没有前面说的的那几位大，而在东欧剧变之前，他参与共产党政府的体制改革，绞尽脑汁企图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毛病看的比较清楚。

中国政府和经济界最早从学术的角度关注到产能过剩问题，是在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中。针对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弊病，科尔奈创造了投资饥渴症、扩张冲动、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等学术名词。由于科尔奈对社会主义经济有较深刻的见解，巴山轮会议邀请他来演讲，要知道，此次会议连中央最高领导都派秘书前来听会。

巴山轮会议会期不长，给中国经济发展间接提出治理方向，中国人初次知道什么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什么是眼前该做的事。巴山轮会议后，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密切观察着经济运行，看得越来越明白，投资饥渴、扩张冲动，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不是市场经济的特征，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会加剧这个现象。但是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特有的经济制度加剧了产能过剩。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产业链中，普遍偏重工业，有严重的金融抑制政策。社会主义国家想短期内超越发达国家，以为自己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是产业结构，因此想提高重工业的比重，而重工业需求投资，于是在银行普遍国有的情况下人为的压低存贷款利率。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银行结构一般以大银行为主，这样的银行业结构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有利于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融资。投资门槛低，使得发展中国家容易出现潮涌现象，此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贷款成本低，银行业产业结构又不合理，这样国有企业投资成本自然就低，加剧了潮涌现象。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所谓预算软约束，就是私人企业投资失败了，投资者会破产，而国有企业投资失败了，有国家兜底，所以国企投资往往会不计成本。

以上两条是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产能过剩更加严重两条普遍原因，科尔奈率先总结出这些现象。尽管他把丑话说在头里了，但在中国，事情有些麻烦，由于地方政府的竞争以及层出不穷的腐败问题，地方政府补贴新兴产业，同时采用地方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

在东欧剧变前，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属于消费结构快速变化的发展中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中，特别容易出现产业潮涌现象，所以产能过剩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显得特别突出。

预算软约束是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中提出的概念，指政府支配财政资源的行为缺少硬性制约，不仅适用于政企关系，也适用于政府与纳税公民间的博弈关系。公共财政领域内的预算软约束，意味着身为出资人的公众无法有效控制财政资源的流向和用途，而身为代理人的政府实际上垄断着支配财政资源的自由裁量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如何花纳税人的钱，几乎完全取决于政府官员的个人偏好。

政府官员中，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为数不少，面对公共财政资源，将公共财政变为“吃饭财政”。在许多地区，不管财政状况如何窘迫，政府官员的工资和各类行政开支总占财政支出的大头。维持相对体面的生存水平后，会将公共财政变成“政绩财政”，即打造政绩工程，获取官职升迁机会。官员的自利倾向使得“吃饭财政”和“政绩财政”占财政资源的大部分，剩下的残羹冷炙才被用于改善民生，也就是教育、卫生、治安等公共服务领域。公共财政的本质是民生财政，投资于公共服务应当是主要流向，但只要预算软约束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蜕变为“吃饭财政”，“民生财政”反而被边缘化。

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大众消费支出会发生结构变化，比如纺织、家电、煤炭、钢铁、房地产，不同于发达国家国家厂商创新，制造新的产业创造消费。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容易辨别哪些行业赚钱，厂商投资的行业没有创新门槛，大家短期内都可以通过简单投资生产线，就可以轻易扎堆进入新行业，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潮涌现象。

潮涌现象是厂商短期内瞬间进入同一行业投资。90年代初，很多地方扎堆投资纺织、家电、化肥行业。到90年代末，这些行业纷纷倒闭。甚至没有企业，仅仅政府，也会一窝蜂投资某一行业，比如90年代、2000左右各地政府建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

潮涌现象指过度的剩余生产能力引起的投资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等突出问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在中国，政府应明确政策信号，稳定货币，控制升值的幅度。而釜底抽薪之策还是防范投资潮涌现象，避免不断涌现过度的剩余生产能力。”

宏观经济理论分新古典和凯恩斯两个主要流派。前者强调市场作用，认为灵活的价格调整使信贷、投资、消费、储蓄自动平衡。后者则认为经济严重失衡时，应强调财政政策作用，以积极的赤字财政直接创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能启动市场，消化过剩产能，增加就业。

新古典和凯恩斯理论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提出，对发达国家政府宏观治理有指导意义，但是对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有明显局限性。在发达国家，政府除了维持物价稳定及经济、金融市场有效运行，不应制定产业政策，不应干预企业投资。而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特点，决定了会不断出现投资潮涌现象，并导致经济频繁波动，也决定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发达国家的产业位于世界产业链的最前沿，下一个热得烫手的新产业会是什么，企业并没有共识，政府也不比企业拥有更多的信息，产业升级只能靠各企业凭自己的判断，自己做投资决策。其中只有少数投资会成功，整个经济的产业升级就靠这些少数成功的企业来拉动。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处在世界产业链的内部，产业升级中，企业对哪个产业有前景，有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参考，英雄所见略同，同时投向相同的产业，于是投资潮涌会像波浪一样，一波接一波出现。每一波开始时，企业有很高的投资回报预期，金融机构也认为是好项目而竞相支持。此时，靠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市场利率不足以打消企业的投资冲动，也难以抑制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热情。然而，等到企业投资完成，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导致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市场价格下跌、大量企业亏损破产、银行呆坏账急剧上升的严重后果。

如果政府遵循新古典理论，不指导企业投资，完全依靠市场利率升降来调节投资，国民经济很可能出现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的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进而出现频繁的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规划对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负有直接责任。伴随着每个五年计划的颁布，都会有一批重要支柱性产业的规划出台。2009年4万亿刺激政策确定后，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推出，表明中央政府明确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在某几个特定的领域，进行大量投资。

2008年美国债务危机袭来，中国遭到的最大冲击是外需市场的瞬间冰冻，对于以出口经济为核心的全球第一产能国来说，金融与资产市场面临一轮巨大的回撤；而出口企业的倒闭与工人失业冲击着管理层脆弱的心，他们恰恰没有看到这是中国经济一次必须的结构性调整。

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对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一揽子计划包括四项内容，就是大规模的政府投入、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和振兴、大力度的科技支撑和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四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体现了计划的远近结合和标本兼治。关于实现8%左右这个目标的可能性，我想再强调三点：第一，中国正处在市场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也处在消费扩大和结构升级的时期。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如果你到农村去看，在那里有多少投资都不算多。中国的市场无论从人口和面积来看，比欧美市场大。第二，中国有充沛劳动力资源，有人才优势。虽然当前就业存在困难，但从长远看，这是发展的重要条件。第三，经过十年多的改革，中国的金融基本是健康和稳定的，这对于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如果说欧美在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受到影响的话，那么中国金融要先期防范风险。我们没有拿财政的钱去补金融的窟窿。我以为，心暖则经济暖，我深知这场金融危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克服困难也不能脱离国际经济的影响。但是我们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凿井，就是说你想得到水不如自己去凿井。因此，我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要以自己的暖心来暖中国的经济。

经济刺激政策是政府在短期内，用负债、扩大货币供应等一系列方法刺激经济。经济刺激方案稳定了中国经济、邻国经济，但如果实施太久，会把具体陷阱加剧。另外是经济刺激方向。这种方向可能对GDP有贡献，却缺乏福利贡献。有些刺激工具可以短期提高产能利用率，拉动经济增长，却对长期的经济增长有害。尤其是以国有企业来作为经济刺激的执行者。然而中国在此轮经济刺激中恰恰采取了膨胀国有部门的做法，甚至还推动国有企业收购私营企业。

中国2009年的货币信贷增长，在改革开放中非常独特，增长的规模巨大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即便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这肯定会在未来出现不良贷款。也许可以说，美国、英国现在也在这么做，好像没有出现负面影响，中国为什么不能这么做？中国的货币扩张与美国和英国的货币扩张不一样。对于美国和英国，金融市场出现危机，是因为银行系统资产负债表受到打压，没办法再放贷，这是对供应方的震荡。出现了负效应。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和英国进行的货币扩张，并不是直接去扩张货币信贷，而是为了去救市，去修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是直接推动支出。由于扩张的强度大、时间长，肯定会在中国出现不良贷款。

郎咸平1956年生于台湾，在美国大学学经济，刚“空降”到大陆时，不了解国情，信口开河，说中国经济是典型的热得发疯、冷得要死的“二元经济”。他认为中国经济与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是一元经济。中国发展基本靠地方政府修桥铺路推动，这部分过热，占总量的30%。为什么有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泡沫产生的原因不是由于经济发展，老百姓有钱去炒楼炒股了，而是因为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业萧条导致的，这个部分过冷，因此有企业家拿应该投资的钱去炒楼炒股，从而造成泡沫现象。这就是过冷过热同时存在的二元经济。

中国政府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少了还是多了？抑或根本就不应该刺激经济？政府出台政策的目的明确，行动果断，但要看钱投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是二元的，4万亿用于基础设施，让热的更热。应该放弃GDP增长，因为那不切实际。有人建议4万亿全部投给民营经济，因为民营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70%，聘用的职工超过全国职工总数的90%，4万亿如果投给民营经济就会产生滚雪球效应，民营企业赚了钱之后可以投资，可以创造出几倍的效益。

政府颁布的鼓励政策和与之相配套的宽松资金来源，使得某些新兴领域或者曾经被忽视的领域，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集中涌入了大量的投资和项目。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地方政府是不会错过中央政府提出的各种重要战略性行业的发展机会。国家发改委所提出的一系列产业规划政策，也使地方政府某些新的投资项目立案更加容易通过，并且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和财政资金支持。

产能过剩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同一时间的想法都差不多，别看是计划经济,但计划中缺乏相应的协调和约束机制。为了抓住转瞬即逝的投资机会，各地政府在很短时间内对有限的几个领域疯狂投资,导致几个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

这种现象就像传统博弈论的囚徒困境。由于缺乏信息沟通和相应协调机制，有潜力的战略新兴产业，在集中投资的诱导下，很快变成了灾难性的产能过剩行业。四万亿刺激政策后，国有银行为了响应中央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号召，大规的激进放贷，直接导致有关产业得到倾斜性支持，高歌猛进发展，最终导致了这些产业严重产能过剩。

除了政府规划之外，企业也对严重产能过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去20年，企业管理者预期中国经济会不断扩张，企业会不断扩张产能。即使经济增长下滑时，政府一次次向世界证明自己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心。在这一大环境下，企业尽可能筹措资本投资，以期在今后经济增长中获益。通过借贷和投资增长比通过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增长方式更容易，很多中国企业逐渐形成通过扩张产能，进行激烈的价格战以获取竞争优势的竞争战略和思路。

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企业形成资产价格势必上涨的强烈预期。在此理性预期下，经营者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尽可能多地借入债务，以期在下一轮资产泡沫过程中获利。开始时被认为是激进的投资举措，随着资产泡沫快速扩张，事后都被认为是非常明智的，甚至是神圣的。这种成功地押宝经济扩张和资产价格升值的经历，导致很多企业家越来越有信心进行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固定资产投资和产能的扩张。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某些行业提供的鼓励政策和担保，支持了激进冒险的投资行为。国企规模增长之所以如此快，背后的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整合。国有企业为了不被其他企业兼并，对企业规模大幅扩张。

国有企业激进的规模扩张给很多民营企业带来更大竞争压力，同时诱使民营企业扩张规模。民营企业逐渐意识到，随着规模扩大，企业有可能获得政府的各种支持和救助。高调的公共形象和对当地财政的贡献以及为当地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成为民营企业在地方政府面前讨价还价最有力的资本。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及企业在资本市场和全国知名度的提升，某些企业会成为地区名片。一旦这些企业发生任何问题，当地政府有较强的动机来推动和救助这些企业。2010年温州金融危机期间大企业得到关注和救助，普通中小企业自生自灭的情况，则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很多民营企业家扩大自身规模的动机。

银行放贷往往决定企业的命运。银行贷款流程对企业的规模和抵押品的价值有严格要求，偏向大型企业，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和能够接触到金融市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规模。为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这一中国最廉价、体量最大的融资方式支持，也从客观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强大的扩大企业规模和产能的动机。在了解了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形成背后政府和企业在个体层面的理性思考之后，防止和化解中国目前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思路也就变得相应清晰了。

政府减少行政干预，让企业在尽可能少的外部扰动的环境下，自发的、可持续的规划和发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导致很多企业对未来形成不切实际的预期。一旦市场需求的增长达不到企业实现过分乐观的预期，产能过剩就不可避免。改变市场预期,逐步退出政府提供的各种刚性兑付和救助，让市场参与者对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至关重要。

面对已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破产重组、兼并收购、业务转型，和海外扩张手段，应有一定缓解。然而，如果不厘清产能过剩问题背后市场参与各方的理性思考和策略反应，那么在达到短期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目标过程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精神和方向，将难以得到充分的贯彻和有效的实施。

投资潮涌现象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是常态。当投资过热，涌现某些产业时，除了利用货币政策，提高贷款利率，增加投资成本外，由于政府对整体投资、信贷总量、市场需求等信息有总量优势，可依此制定产业政策，对市场准入和银行信贷制定标准，并监督检查标准的实施。适时发布这些信息，让企业和金融机构了解投资和未来供给总体情况的变化，避免潮涌在产业升级时过度发生。

新古典经济理论不适用中国这样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才能以产业、金融、投资管理政策来指导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投融资行为，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连载(七)51-60页，2017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