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政府派遣三万多名专家来华，中国人无须“走出去”，在家里跟老大哥学艺就够了。后来中苏关系僵了，苏联专家离开，毛泽东强调自力更生，同样无须“走出去”。但中国在历史上毕竟“走出去”过。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丝绸之路恍如久远的梦。在中国经济没有起飞前，重走丝绸之路不可能。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回顾既往丝绸之路的历史，新路数随之产生。

人们很难想象，当代最早打出“丝绸之路”这张牌的居然是日本。日本以仿造闻名于世，仿造的不仅是工业品，政治理念上也善于把外国东西拿过来。丝绸之路以中国为始发地，相关概念来自中国，日本把概念接过去，先于中国，堂而皇之地打出“丝绸之路”的日本牌。

日本领土狭小，人口密度极高，历史上生产大批缫丝，海运事业发达之前，向欧洲出口缫丝经过中国、中亚抵达欧洲。也就是说，日本货抵达中国后，要经过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运抵中东和欧洲。

过去日本对发展中亚关系不积极，在中亚各国设大使馆较晚，投资不多。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看到苏联解体后，中亚出现巨大空白。日本对石油需求量极大，石油主要来自于波斯湾，与波斯湾相比，里海油田距离日本近，虽然没有海路抵达，可以通过陆上石油管道抵达日本海沿岸，再运抵日本。随着里海石油战越战越酣，视石油为生命的日本嗅到了里海石油的味道，打算占据这个储量不亚于中东的能源宝库。

日本外务省、大藏省、通产省加紧制定对中亚和高加索的计划。1997年，桥本内阁提出“丝绸之路外交”，把中亚及高加索8国称为“丝绸之路地区”，摆在日本新外交战略的重要地位。日本外务省把欧洲局“新独立国家室”改名“中亚—高加索室”，加强对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渗透。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将日本援助重点区域从“以东亚、东南亚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延伸到“包括南亚、中亚的亚洲地区”。

1999年8月，首次“日本＋中亚”外长级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日本外相川口顺子称：“中亚＋日本是全新合作方式，将有利于中亚地区各国与日本发展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为掌握中亚与高加索地区能源开发的参与权，为了未来从该地区得到稳定的石油及天然气供应，日本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入中亚。

哈萨克斯坦不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它的国土面积在全球排名第9，是全球最大内陆国，与中国接壤。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哈萨克斯坦最高学府。大学只有两千多学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次讲话，使得这所默默无闻的大学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目光。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到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说：“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两次出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我的家乡中国陕西省，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顾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的亲切。哈萨克斯坦这片土地，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曾经为沟通东西方文明、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作出过重要贡献。东西方的使节、商队、游客、学者、工匠川流不息，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

习近平指出，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完全可以成为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的丝绸之路。他的这次讲话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重提丝绸之路的开篇之作。

时隔一个月，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骆驼队走了无数次的商路，海上丝绸之路是船队走了无数次的海路。倡导“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在炒两千年前的剩饭，可以说，两千年前中国人所走过的丝绸之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一条陌生的老路。

为何这么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进了新概念、新思路，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和平发展，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种事情，这种做法，比古人通过这条路线做生意复杂多了，是古老的中国此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有的国家固守冷战思维，过度解读“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或出于利益集团的诉求，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视为竞争；有的国家愿投入其中，但被各种麻烦束缚；有的国家有参与意愿，但自身基础薄弱。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既有支持的，也有疑虑的，甚至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既然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就有必要看看当年美国政府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是怎么回事。

世界上的麻烦事多发生在欧洲和亚洲。在地理上，美国的位置相当安稳，东海岸面对大西洋，西海岸面对太平洋，被“两洋堡垒”庇护。躲在“两洋壁垒”后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基础设施没有遭到破坏，参战晚，黄金储备作为农业和工业的坚固基石完好无损。战争期间，美国经济进入战争轨道，开动全国产能，大量生产民用产品的企业转而生产军用产品，为本国和盟国的战争机器提供支持，美国经济经历了自建国以来增长最快速的时期。

战后，美国军事需求和基础工业品需求量迅速降低，工厂转入民用生产，产能大规模过剩。战争期间的物资供应短缺被消费开支的爆炸性增长代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拿不出办法，美国经济要经历痛苦的转型，经济会大幅度萎缩。而战前接受美国商品的西欧，战争结束后已百孔千疮，没有能力再接受美国商品了。

马歇尔计划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而产生的。这项计划因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而得名，但提出和策划该计划的是美国国务院的众多官员，特别是威廉•克莱顿和乔治•凯南。

如果用几句话概括马歇尔计划的话，可以这样说：经济长期健康发展要依赖贸易，长期繁荣需要有输出商品的市场。美国固定资本更新和对工业企业部门改组，释放战时经济被压抑的“消费品”市场，战时工业体系转向民用；通过援欧计划，重建对欧洲就业的刺激，拉动欧洲庞大人口对于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力，复兴欧洲消费品市场。

马歇尔计划的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是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计划。计划于1947年7月启动，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

美国输欧资金中，赠款90%，贷款10%，其中88亿流入货品采购，27亿进入原料市场，16亿进入工业机械。大规模资金输入，使得欧洲快速恢复战前水平，盘活了美国战争期间积累的大量资本，贷款虽然少量，但依然给欧洲经济增长带来了利好。赠款虽然不直接产生收益，但是其扶持起来的欧洲商品市场，使得美国出口贸易找到倾销地，并且为下一波美国资本的投入做了铺垫。

1948年至1952年，是欧洲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生产增长35%，农业生产超过战前的水平，战后的极度贫困消失了，西欧经济开始了长达20年的空前发展。美国政府出手大方，白花花的银子送出去了，而大多数参与国政府就明白，他们不用归还这笔对应基金的款项。最终这笔款项余额大多被编入本国的财政预算，从此消失。

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那么这笔援助相当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当该计划临近结束时，西欧国家中除了德国以外的大多数参与国的国民经济都恢复到战前水平。接下来的20余年，西欧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可以说这与马歇尔计划不无关系。

长期以来，马歇尔计划被认为是促成欧洲国家一体化的重要因素。这项计划减弱了历史上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间的关税及贸易壁垒，使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但是，马歇尔计划绝非仅着眼于经济建设的。二战结束之际，马歇尔计划的倡导者之一乔治•凯南担任美国驻苏大使馆的代办，他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分析了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提出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遏制政策，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凯南来说，马歇尔计划是对苏联的遏制政策的核心内容。当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时，苏美的战时同盟关系还没有结束，冷战也没有开始。而对于那些马歇尔计划的起草者来说，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也并不像日后那么极端强烈，甚至到凌驾于其他一切因素之上的地步。

马歇尔计划最初考虑给予苏联及其在东欧的卫星国的援助，条件是苏联须进行政治改革，允许西方势力进入苏联势力范围。开始，斯大林对援助计划表现出“谨慎的兴趣”，认为苏联在战后处于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接受有条件的援助也未尝不可。于是派遣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到巴黎与英、法外长会谈。英、法两国领会美国不希望苏联加入援助计划的意图，提出许多苏联无法接受的条件，莫洛托夫拒绝援助计划，离开巴黎，苏联和苏军解放的东欧各国被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的慷慨之举，是人类历史中绝不多见的大智慧，既帮助了西欧国家，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产能转移行动，解决了美国战后重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外汇储备严重过剩局面，可谓一石二鸟。

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过，“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西欧是很难避免共产主义的专制统治。”这是一句大实话。苏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头号功臣，是击败纳粹德国的主力，战后在欧洲威信很高。实际上，战争结束时，大量欧洲难民并不是向西走，而是向东，去投奔苏联。

马歇尔计划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经济援助，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援助西欧，找到一种途径，把“遏制”共产主义与制造商的热情融为一体，通过刺激欧洲的生产力和接受大量的欧洲进口货物，美国向欧洲的交叉出口在随后几十年也不断增加，让西欧利用美国资本重建，西欧经济恢复后，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在此时美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已不存在，而美国产业经历了一次升级，向高阶的服务业发展。

通过美国资金和物资输入，重建西欧经济，将“美国”植入欧洲经济中，使其和美国联动。欧洲经济战后运转基于两个动力：一是国家干预（如法国推行莫内计划，英国和北欧发展福利事业）来进行宏观经济主导。二是美国“输血”和西欧某种程度和某种形式的跨国协调、跨国干预。欧洲经合组织分配美援，以各国资源、生产指标、进出口贸易、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为依据，进行跨国调节。这种调节秩序，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核心，各国依据美方统筹各自进行国家主导或半主导的经济重建，大大增加了欧洲经济对美国经济从源头上的向心倾向。

马歇尔计划伴随着政治捆绑，对战后兴起的欧洲左翼联盟起到明显遏制作用，使西欧成为听从美国旨意的伙伴。接受马歇尔计划有条件，受援国必须与美国签订双边协定，废除关税壁垒，放宽外汇限制，建立由美国控制的对等基金，接受美国对使用美援的监督，保障美国投资和开发的权利，削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等等。马歇尔计划虽然是经济方面对于盟国的整合，实际上也为政治，军事的整合起到了铺垫。

从地缘政治角度说，美国用经济代价极大地扩展了美国的战略空间，而且只要苏联威胁存在，这个军事联盟始终被美国主导。马歇尔计划的大多数受援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些没有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东欧国家成为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也就是说，马歇尔计划的背后仍然是国际政治，通过这个计划，整合了美国的冷战部署。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政府实施的“一带一路”政策，不是施舍，更不是通过施舍笼络一帮小兄弟。中国不富裕，贫穷人口占不小比例，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撒银子。

“一带一路”是中国资本和产能输出计划的战略载体，核心内容是国家承担贷款风险，企业输出过剩产能，人民币国际化，三位一体。一方面是中国有过剩产能和过剩外汇资产；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欠缺，中国利用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拉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同时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过剩产能。

但是，“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在一个点上类似，这个点就是消化过剩产能。美国政府实施马歇尔计划，增加出口，帮助美国战后消化过剩产能，为美国经济开拓了新的巨大市场，还使美元成为西欧各国通用的结算货币，为美元成为全球性货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提升境外直接投资，开辟海外市场，消化过剩产能，破除贸易壁垒，最终确立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全球贸易及货币体系。

“一带一路”是综合性战略，要把中国经济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结合，通过中国带动，创造发展的新引擎。“一带一路”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为中国服务，为经济特别是对外开放找到新的方式和利益点，通过“一带”，打开中国内陆对外经济交往的大通道；通过“一路”，建立海上沿通道的经济带，同时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把产品推出去。经济带的涵盖，是要和相关国家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就扭转了过去光去开拓市场，去发现资源，为我所用，这样一种单向对外开放的政策。

过去新兴经济体靠发达国家出口，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面临新突破，也需要新路数的突破。金融危机后，欧美市场需求明显减弱，中国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制约。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和新一轮产能过剩形成新压力。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大的结构调整，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要找到新的发展方式，就是共同设计、共同建设共同融资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总数达44亿，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大约占全球的29%。沿线大多数是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发展的上升期，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规划实施，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对中国来说，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空间，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增长。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实体和第二大经济体，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也是工业化产能最多的国家、世界最大的制造国，为保“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中国打出了组合拳。如丝路基金、亚太自贸区、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都有利于国际社会充分了解“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