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楼继伟答记者问(实录)
2016-03-07 11:29:00 来源:中国网 中国青年网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将于3月7日(星期一)9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部长助理许宏才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副主任、主持人曲卫国宣布会议开始。
曲卫国: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本次记者会的主题是: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先生,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先生,围绕这一主题回答大家的提问。现在开始提问。
楼继伟:
我先说两句。5号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全国人大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同时提交了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我带了这么一堆材料,因为我不知道各位要问什么,还请来了我们的部长助理许宏才先生,大家提的问题如果需要谈到细节,请宏才同志帮我找找。各位不用担心,预算大家都看到了预算草案的具体细节,当然没有通过之前还得人大各代表团讨论审议,修改通过之后将全面公开。是这样一个背景,多的不用说了,下面就回答问题。
日本NHK电视台记者:
近年来,银行不良贷款率增加,反映了经济的减速。今后随着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不良贷款率也会继续增加。作为国有银行的大股东,财政部如何看待“对国有银行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的担心”?
楼继伟:
火药味很足,上来就问了一个这么尖锐的问题。你刚才讲到了三点,第一点是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上升。确实,现在温和的上升。你讲到在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不良贷款率可能还会要上升,我们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都暴露出了原来的结构性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发现了有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很多国家的这个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处理,处理的原则其实是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一方面是市场机制作用,大家按照契约原则,按市场的规则来处理。另外一方面,政府适当给予帮助,适当加了一些杠杆,帮助这些特别是重点的系统性比较强的金融机构,使他们不至于出现严重的问题。当然,我们中国的情况同2008年以后的危机情况不一样,2008年危机的时候,有的国家把私营银行临时国有化了,甚至把私有制奉为“天条”的美国,都临时把系统性的重要金融机构都国有化了,采取了超常性的一些措施,使得这些金融机构发挥正常作用,特别是对实体经济继续给予支持的情况下,不要产生资产负债表过度恶化,修复资产负债表,采用临时国有化的方式,比如使得这些系统性银行在美联储的保护之下,都采取一定的措施,你说谁不担心?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在担心。担心不担心,同是不是这些银行大股东关系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些重要的银行,他们的问题会带来系统性风险。我们下一步同他们所处的阶段不一样,他们是危机处理的时候,我们是面对下行压力,但是仍旧是中高速增长,条件不一样。
倒不是因为大股东就怎么样担心。首先,这些国有大银行都上市了,你说我是它的股东,说准确也不是很准确,不是百分之百的股东,是大股东。这些银行都面对着公开的市场,面对全部股东的要求,国有股东并不例外,市场那些投资人、股东担心的,我们也一样担心。如果因此这些银行加强了拨备、减计、减少利润,国家财政作为出资人和市场其他股东是一样的,我们对他们适当的一些帮助,也并不是因为下一步可能会有一些产业政策中,特别是“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涉及银行的当然就比较多一些,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国有的或者国家持有的股份特别大就特别怎么样对待,而是说从整体考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心态还比较平和。谢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楼部长,近期有学者担心,财税改革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对此您怎么看待?另外,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财税改革的落地率?谢谢。
楼继伟:
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用了一章讲财税改革,确实我们非常努力,有些没有达到,或者说比三中全会要求的进度适当地慢了一点。总的来说,我们是达到进度的,几方面重要的改革:
一方面是预算改革。无论是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都贯彻《预算法》中的一些基本准则,比如先有预算后有支出,预算调整的程序,预算需要公开到什么样的细节,跨年度的平衡机制,比如说中期财政规划,还有对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的规范管理等等,我们都做了。有的方面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期。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转换过程中,大家的观念还需要转化,而且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攻坚期和深水区,旧的思想观念、利益藩篱也是干扰改革实施的阻碍。确实,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之下坚决的推进,要啃硬骨头。同时,还要增强各方面的协调,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
楼继伟:
如果说哪些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的话,税制改革总的比我们原来预计稍微慢了一点,去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讲到力争完成营改增,去年没有力争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克强总理已经宣布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给了我们时间表,没有“力争”两个字了,也就是说,这是任务鞭策。总理去年讲“力争”,今年5月1日的军令状已经下了。其他的可能还有,比如说要研究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改革,所谓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这是个大事。原则上说,应当在税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再做,我刚才讲了,主要税种,营改增今年一定要完成。另外地方税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房地产税还是在我们配合有关部门在立法的阶段,个人所得税改革正在提出方案。其他一些地方税的改革有的在进行,有的还在进展中。因此,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的划分,这样的改革是有前提条件的。再有,这项改革实际是说,财政部可以做一些顶层设计,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样讲的话它涉及到国家治理,也不是财政部一家能够解决,需要大家合力。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已经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试点设立了两家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如果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来说,相应增加了中央的事权,最高法院巡回法庭不是地方的法庭,是巡回法庭,增加了中央的事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涉及到我刚才说到的国家治理的基础,需要各方面共同推进。
楼继伟: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克强总理的报告中也讲到了环境保护方面,讲到了更加有力的食品安全方面的管理,其实都已经涉及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我讲这些意味着,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而且是一个顶层设计、各方面配合、协同推进的一个过程,也是渐进的过程。有的国家二百多年的历史,逐步把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渐合理化,这些问题上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我也觉得,要说清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新华社记者: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将赤字率提高到3%,请问2016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适应新常态,推动经济健康平稳的增长?另外,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请问如何保障重点支出?谢谢。
楼继伟:
李克强总理讲到,国务院提交的预算报告中也讲到,今年的赤字率为3%,比去年实际的赤字率提高0.6个百分点,去年赤字率是2.4%。今年中央和地方赤字合计是2.18万亿。提高赤字率是符合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基础之上,着重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现在经济面临新常态,新常态各方面矛盾都在凸显,包括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需要解决,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预算是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来做的,适当提高赤字率,要支撑经济实现一个中高速增长,同时着力进行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总的调子。
楼继伟:
那么加了0.6%的赤字率,要做些什么事情?首先要保证一些重点的支出。保重点支出,就要优化支出结构,按照可持续、保基本的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严格控制例如“三公”经费的增长,甚至要压减,让更多的支出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和重点民生支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对收入高增长时期支出标准过高、承诺过多的不可持续的支出,或者政策性挂钩的支出,在合理评估的基础之上,及时压减。相应地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支出,均衡性转移支付是由地方自主安排的。在目前调整的情况下,安排给地方更多的自主可支配的财力,是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情况的。同时,按照脱贫的目标增加了扶贫方面的支出、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基建支出,今年安排了五千亿,五千亿做出调整,要把那些小、散的项目压减,集中用于属于中央事权的、跨域的、公益性比较强的、重大的一些基建支出项目上去。
楼继伟:
另外,总理报告中讲到了安排一千亿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去产能过程中人员安置方面的支出。今年预算安排了五百亿,明年准备再安排五百亿。当然,根据工作的情况进展,这个数字都是可以调整的,主要是根据各地方完成去产能任务的情况给予支持,主要是跟去产能的规模挂钩,要考虑到需要安置的职工的人数,当地财政困难的程度等等,实行梯度性的奖补,责任在企业、在地方,中央给予奖补,这是个重点。当然,中央企业也要去产能,也可能有人员安置。另一方面,我就不用多说了,由于实行营改增,营改增过程中实际我们是降税的,我们拟准备的方案是17%的标准税率并不提高,但是由于所有的不动产可以纳入抵扣了,没有一个地方不用不动产,道路、道路两边的交通工程、厂房,都是不动产,这些可以抵扣了,实际税基就缩小了,就造成了减收,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要减收,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不适宜提高标准税率,因此是减收了。
还有,将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压减,有的是取消了,有些我们在预算报告中讲的是把征收率降到零。为什么提法不一样呢?征收率降到零的这些项目,是有征收依据的,上位法支持的,所以不能取消,降到零。具体我就不再讲都有哪些,这是第二项减收。
楼继伟:
第三项减收,扩大了其他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小微企业,把优惠政策继续扩大范围,整体上要实现减收,给纳税人个人和企业要减负5000亿,这些就造成了收不抵支的一些赤字嘛。支出在调整,收入在减收,收不抵支需要通过赤字弥补。
还有,我们要加强统筹,根据新的预算法的要求,各部门两年以上结转,就不能再结转了,预算安排应该支出的支出掉,第二年如果说一些因素使得没有支出完,还可以结转,第三年就不能结转了,就要拿到总预算统筹安排使用,就要统筹。一些地方前几年结余的资金也比较多,要求他们加快使用,这是怎么来实现保支出、保重点等等。
楼继伟:
刚才讲到了适当扩大赤字,支出调整过程中、收入调整过程中,支持结构性改革,我刚才说了一段时间减税,是支持结构性改革。刚才说去产能,在财政上适当给予安排,支持解决那些去产能过程中人员安置问题,也是支持结构性改革的。当然,还有补短板,讲到了在扶贫,在其他方面的支出,也都是补短板,这是今年的预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在预算当中我看到了一些数字,做了计算,2016年政府的一般债务余额限额是10.7万亿,专项是6.48万亿,我记得2015年年底的时候这个数字是16万亿,算下来新增的额度就是1.18万亿,这个数字是不是就是我们提请人大审议新增债务的余额就是这么多?比去年的6000亿数字应该是扩大了近一倍,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样的话赤字率已经破3,新增债和置换债都出现了“双升”,是不是会加大我们财政的风险,还有今后扩大赤字和扩大债务的空间有多大?风险是怎么控制的?
楼继伟:
谢谢你,你读得很细,我核对了一下,是那么回事,你这个账没错,因为地方赤字增加了2800亿,还有地方专项债适当增加,去年年底的余额是16万亿,加完之后是你说的那个数。
楼继伟:
你的问题是关于怎么加强管理,这个空间还有多大。这个空间,真是难讲,因为债务和赤字连在一起的,赤字扩大一般是发债来弥补了,所以债务空间和赤字空间是连在一起的。第二个,我们如何控制这些风险,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财政收入潜在增长率有下降的趋势。前些年大家都问,经济增长10%,财政增长20%,现在要回答了,就是说6.5%以上的增长,财政收入增长为什么低于经济增长。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连续的PPI在下降,使得财政收入增长的空间受到了挤压。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赤字的空间?不是的,关键看赤字是干什么用,会不会赤字今后会减少、会回头?相比于其他的国家,临时性的赤字上涨,比如美国曾经在2008年以后,2009年、2010年,最高的时候是7.9%的赤字率,这两年回到了4%。要看财政政策做适度的支撑之后,经济的恢复能力,赤字或者债务能不能上涨,有多大空间,这是个很难简单回答的问题。
楼继伟:
我说的是财政收入的形势是严峻的,我们要扩大一些赤字,第二个这个赤字的空间很难讲多大比较合适。我们有一定的空间,但是也不能增长得特别多,因为我们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只有30%左右,低于一般国家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比重。所以,赤字率可以适当的提高。
再一个说法是债务的空间,我们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大约40%,这在可比国家中是比较低的。这方面我们还有一定的空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些债务空间利用好,使得今后特别是支持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使得经济的活力在增加,使得经济的结构上中高端,然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起来,这个空间就可以算是很好的利用了。不能把赤字的空间,重要的都是用在基本支出了,一般公共的支出,那就会出现大的问题,好在我们是保持着“黄金原则”,就是债务用于资产,我们留下了很多优良的资产,这是我们心里有点底的地方,没有用于“吃饭”。“吃饭”靠借钱不行,“吃饭”要靠发工资,借钱可以买房子,用今后的工资收入来还它,按揭是可以的,我们保持了这条防风险的底线。
再有,我们如何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央政府债务问题不大,关键是地方政府会不会在《预算法》规定之外出现新的债务的口子,那样的话债务风险就可能会突破,这方面会同各级财政加紧管理,相信我们会取得效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楼部长,您好,不知道您是否感觉到这几年房价物价一直在上涨,但是个税起征点从2011年上调之后就没有发生变化,您刚才说个税改革方案正在提出之中,不知道有没有具体时间表?另外,如果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个税征缴方式会不会带给工薪阶层更多的获得感?谢谢。
楼继伟:
我们多次上调过工薪所得税的费用减除标准。刚才说的起征点,精确地说,是工薪所得减除的费用标准,听起来就比较别扭,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和绝大多数国家不一样,我们实行的是分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只是对工薪所得有一个基本费用减除标准。那么应当实行综合所得,而不是说对工薪所得的费用标准,是综合的减除标准。那么带来一个问题,要不要再提高起征点?我记得我去年就回答过,简单地提高起征点是不公平的,一个人的工资五千块钱可以过日子过得不错,如果还要养孩子,甚至还要有一个需要赡养的老人,就非常拮据,所以统一减除标准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减除标准就不是一个方向。
楼继伟:
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个事情很复杂,去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一起研究了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及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了一个改革方案。做法是要分步到位,因为综合所得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想做,为什么没有做到?它复杂,要把个人所得收入,现在讲11项综合在一起,然后在做一个不是简单的工薪项下的扣除,而是说要做分类的一些扣除。比如说个人职业发展、再教育的扣除,比如说基本生活的这一套住宅的按揭贷款利息要扣除,比如说抚养一个孩子,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中,还是大学阶段,要给予扣除。当然我们现在是放开“二孩”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标准,真正的费用到底是多少,也不太一样。税法也不能说大城市就多点,小城市就少点,总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有赡养老人,这些都比较复杂,需要健全的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信息系统,需要相应地修改相关法律。我们的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了,按照全国人大立法的规划和国务院的要求,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去审议,然后,我刚才说复杂,复杂在执行,首先税政就比较复杂,然后再执行,然后再根据条件分步实施,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部分,再随着信息系统、征管条件和大家习惯的建立,逐渐把它完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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