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87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四章第4节续420-425页2026年5月 28   日

执政府卫队军械员邱霖有这样的证言：“当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时，卫队指挥官王子江说：开枪吧。他本来的意思是：鸣枪示警。不料，士兵误解了、纷纷朝学生平射。”

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谈到了那天的事，不过说出了内幕情况，那就是冯玉祥部也混进了学生队伍。他说：“冯玉祥的部队中，有一些士兵伪装成学生，混在游行示威的队伍当中，带头打、砸、抢。北洋政府的军警在警告无效之后，只好开枪自卫。”

三一八惨案中死47人，伤150多人，范鸿劼负伤，连夜和李大钊、赵世炎、刘伯庄召开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议决为在请愿斗争中牺牲的学生和群众举行追悼会和葬礼。3月底，党组织为保存有生力量，抽调北京区委主要负责人赵世炎、陈乔年到南方工作。

三一八惨案后不足20天，张作霖的奉军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夹击冯玉祥部，国民军处境危急。4月15日，冯玉祥从天津、北京撤出，退守南口。

蒋介石看到北方出现了这种乱局，按捺不住了。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目标是打倒北方军阀。这么一来，北方的军阀们不能你争我斗，打来打去了，得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北伐军。

8月19日，北伐军突破汨罗江防线，直驱汀泗桥， 8月27日拂晓，南北两军在汀泗桥前摆开战场，吴佩孚用大刀队督战，凡退缩者一律在阵前处死。吴军在大刀队逼迫下，一波又一波进攻，北伐军勇猛还击，接近中午时，北伐军攻占了汀泗桥。三天后，在贺胜桥战斗的惨烈程度较汀泗桥尤甚，为守住武汉前沿这最后一个要隘，吴佩孚把手上所有的精锐部队全部用上，亲自临场督战，手刃了旅团长首级十余颗，将人头悬于电线杆上示众，即便如此残忍逼迫下，吴军还是败下阵来，反身向督战队开枪，杀出一条学血路，一哄而散。

汀泗桥、贺胜桥两桥之战，吴佩孚率残兵败走河南，一蹶不振。北伐军气势如虹，拿下武汉后，接着向盘踞江西、福建、浙江的军阀孙传芳进军。孙传芳一败再败，回天乏力，无奈之下亲往北京谒见张作霖，行跪拜之礼，更和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结为八拜之交。

11月，张作霖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张宗昌和孙传芳、阎锡山等人拥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名头是陆海军大元帅。这个班子以北京为大本营，这就意味着古老的北京要遭殃。

自入民国以来，北洋政府的大首领都说得过去，袁世凯和徐世昌是大清旧臣，涵养功夫摆在那儿呢；黎元洪来自新军，冯国璋、段祺瑞、曹锟是北洋老兵。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在血案发生地长跪不起。张作霖就不一样了，兵痞加土匪头儿，来自关外，张嘴闭嘴是妈了个巴子，对京师文化全然没有认同感，随心所欲，恣意胡来，做的事令人瞠目结舌，是过去那些北洋政府大头目想都不敢想的。

张作霖最想杀的人是李大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张大帅跟李大钊结了梁子？不是三一八惨案，那口大黑锅由段祺瑞背。张作霖有更深的理由仇视李大钊。张作霖在日俄战争中帮过日本人，虽与日本有隙，距决裂尚远。他与苏俄积累的不只是嫌隙，而是仇恨，要收拾苏俄在中国的代理人。国民党一大，李大钊宣布“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还参与苏联和吴佩孚的谈判，一度使吴佩孚左转，而最成功的活动是转化冯玉祥支持南方国民政府。李大钊集中共北方负责人、共产国际代理人于一身，是张作霖的头号抓捕对象。

张作霖进京后，被同仁戏称“鬼谷子”的沈尹默看到满大街东北兵，赶紧找到李葆华说：“转告你父亲，要他加倍小心，张作霖这红胡子杀人不眨眼呀!”李葆华向父亲转告了这话。李大钊说：“你再见到沈叔叔告诉他，谢谢他的关心。离开北京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会走的。”不久，情况越来越糟，李大钊带全家躲进苏联大使馆原俄国兵营院内，范鸿劼随李大钊进入。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准入使馆区，那儿享有治外法权。康有为、梁启超及搞复辟的张勋等都到那里避过难，没发生过问题。这次，李大钊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京机关一起搬到苏联使馆。日本使馆发现苏俄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秘密报告张作霖安国政府，京师警察厅派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监视，跟踪相关人员。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被特务逮捕。

1927年3月，张作霖派安国军外交处处长吴晋和列强驻华公使接洽，要求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查，因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4月4日，首席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欧洲列强恨苏联，希望北洋政府与苏联大使馆过不去，但要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外交官脑瓜好用，称苏俄自行废除早先沙俄的对华不平等条约，所以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的保护，从而默许张作霖的军警入内缉捕。

4月6日晨，吴郁文率军警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10名大汉抱着根大木头强行撞开大门，一拥而入。其时，李大钊在伏案办公，大女儿星华在长椅上看报，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听到尖厉的枪声，星华惊吓的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他拉着女儿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身边。

军警对苏俄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搜捕9小时，逮捕15名苏联人和藏匿在旧俄卫队兵营的60余名中国人，包括李大钊，和赵纫兰、李大钊的两个女儿，截获来不及焚毁的秘密文件，获取7卡车文件档案，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后张作霖让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李大钊被捕后，北洋政府前高官章士钊、杨度、梁士诒说情。中共组织、工人、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千方百计营救。4月10日，在京9所高校联合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递请愿书，要求未放学生请速放；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立即释放李大钊之妻女。

4月15日，《世界日报》刊登李公侠致张学良信，列举10条宽赦李大钊理由，第8条写道“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

对傻文人的屁话，张作霖还以一声狞笑。对他而言，如何处置李大钊是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表态。蒋介石正率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军有浓烈苏联背景：苏联出枪出炮出人，北伐军军官多由苏联军事顾问训练出来，且苏联军事顾问随军北伐。张作霖按照西方大国的意图办事，不顾一切要处置中国头号苏联代理人李大钊。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关押22天，写下《狱中自述》，表示自己“负其全责”，“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李大钊供词全份》现保存在北京档案馆中。

李大钊等羁押3周后，4月27日北京警察厅正式公表，次日组织特别法庭开审，下午审理完毕。经法官合议，判20名以绞刑，名单如次：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姚彦、范鸿劼、莫同荣、李昆、方伯务、郑培明、吴平地、张挹兰（女）、李银莲（女）、张伯华、阎振三、杨景山、谢承常、英华、陶永立。还有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1名要员及11名北京大专院校学生，另7人身份不明。

逮捕的80余人，除20人绞刑，还有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5名，及3月1日在浦口俄轮张宗昌部查获的鲍罗廷妻及外交信差4人。

判决后，通知警厅随时执行，执行地点经商定在司法部后街之地方审判厅看守所执行，警察雇汽车4辆，将李大钊等押送至行刑地点，自1时50分起，至4时10分止。

黎元洪下令废除了斩首，从意大利进口一台绞架，谋刺宋教仁的洪述祖是中国司法史上死于绞刑第一人。即便刽子手曾用狗练手，但当洪述祖脚下踏板被抽出身体下坠后，也一塌糊涂。李大钊与洪述祖死于同一绞架，它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京《晨报》披露李大钊遇难过程：4月29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遗照，泰然自若，宛如平日。

范鸿劼既是李大钊的学生，也是战友，跟随李大钊时间长。他最后一次追随李大钊，在同一个绞刑架上献出了生命。

李大钊牺牲时年仅39岁。被害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三人释放回家。当时还不知噩耗。次日晨，李大钊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李大钊遇害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李大钊被捕时，李葆华外出不在家，幸免于难。第二天，沈尹默找到李葆华，把他送到哥哥沈士远家躲避。几天后，沈尹默认为哥哥家离侦缉队太近，不安全，请周作人把李葆华带回家中保护起来。李葆华在周作人家中藏了一个多月，受到细心保护。后沈尹默、周作人让李葆华化名杨震，设法把他送到日本留学。

李大钊灵柩停放6年后，1933年4月初，赵纫兰带儿女从乐亭返回北京，她无钱也无力操办丧事，登门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适、蒋梦麟等，请北大代办安葬。蒋梦麟等北大13位教授发起公葬。发起人每人捐款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郑天挺每人捐10元，马寅初等每人捐20元，梁漱溟等每人捐50元。外地故友鲁迅捐50元，戴季陶捐100元，陈公博捐300元，汪精卫捐1000元。4月23日，李大钊出殡，送葬队伍前是白纸黑字巨大挽联，上联“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范鸿劼不是出名的人物，不会为他举行这种大出殡。但是，对他的恩师的大出殡，也是对他的在天之灵的告慰。

附带说说，1949年2月，北平公安局郊7分局局长朱文刚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7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走进一间大房子，看见靠墙处摆着一座庞大绞刑架，于是问：“你们用这个洋玩艺处决过死刑犯？”一个留用旧警察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再没用过。”朱文刚心中一惊，追问：“谁？你再说一遍，绞死过谁？”那旧警察有些害怕，不敢再往下说了。

朱文刚旋即赶往市局汇报。市局局长谭政文马上报告市委书记彭真。杀害李大钊的凶器被意外发现，引起市局追查杀害烈士凶手的念头。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归案，对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人民法院根据他所犯罪行判处死刑。之后，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陈兴亚、雷恒成、王振南等相继落网，逐一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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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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