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41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三章第1节 续190-195页2025年6月   3 日

1920年6月的一天，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中开会，商量挂出共产党的旗帜。戴季陶有事晚了一步，推门进来，诸人已讨论完，他要做的只是点个头。他说，只要孙中山先生在世一天，他就不可能参加其他政党。大家本以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惟有他不能不参加，他却竟然是好龙的叶公，气氛顿时凝结。戴季陶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工作，最终没有参加中共，而且渐渐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后来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旗帜性人物，扬言要把中国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绝不养虎贻患。

陈独秀和李汉俊都住在法租界，相距不远。在三益里居住时，李书城的妻子薛文淑发现李汉俊的朋友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有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由于许多往事已淹没，只能像记流水账般说说李汉俊的大致情况。1920年5月，陈独秀和李汉俊等人组织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陈独秀和李汉俊等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11月，陈独秀应孙中山之邀去广东担任教育厅长。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则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并主编《新青年》。

中共内部斗争在刚成立时就开始了，这很正常。共产党的主张尖锐，党内斗争也尖锐。一大前的内部斗争主要表现在陈独秀与李汉俊之间，而且涉及到经费。维经斯基在上海时，经费由他提供，维经斯基回国后，经济困难。李汉俊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于是二人开始闹矛盾。

1921年3月，陈独秀草拟了一纸党章草案，寄给李汉俊。关于党的组织，陈独秀主张采取中央集权制；关于工人组织，主张组织产业工会。李汉俊不同意这份草案，指责陈独秀要实行党的独裁，他主张地方分权制，对于工人组织，则主张先组织职业工会。

李汉俊根据自己的意见，也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看了后非常气愤，一面写信和李汉俊打笔墨官司，一面写信给李达反对李汉俊。李达觉得，党刚刚发起，就这么几个同志，就闹起分裂，未免太不像话，就周旋于两人之间，力图弥合裂痕。李汉俊余怒未息，不肯代理书记，把党员名册和文件交给李达。这样，第一任代理书记自动下台，李达继任为第二任代理书记。

建党初期就存在着“民主”与“独裁”之争，结果是主张“独裁”的陈独秀占了上风，而这个“上风”并不是讨论的结果，甚至也不是斗争的结果，是陈独秀利用威信强加于人的。

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厅长后，上海支部工作由李汉俊负责。各地派出代表来上海开会，由李汉俊逐一通知。钱不凑手，他从《星期评论》刊物中拿出费用，寄给代表做路费。

在建党问题上，李大钊和李汉俊是两大功臣，许多文章只提李大钊，有点不公平。应当说，北方受李大钊影响，南方主要受李汉俊的影响，参加一大的13人中，就有5个湖北人（董必武、陈谭秋、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也说明李汉俊功不可没。

薛文淑生于松江府娄县修竹乡雇农家庭，13岁跟戏班老先生学艺，随戏班到广州时认识了李书城。1920年春随戏班流落到上海，李书城收留了她，1921年春，她嫁给大她24岁的李书城。新房在108号楼上，隔成前后两间，前面会客，后面为卧室。楼下两间，前面的房间是警卫梁平和厨师廖师傅的卧室，后面是厨房。

李汉俊与李书城住在一起。李书城带着警卫去湖南忙军务，李公馆只剩李汉俊、薛文淑、厨师、娘姨和年幼的李声韵。这时薛文淑在博文女校上学，厨师和娘姨不识字，经常有朋友来找李汉俊，薛文淑从不过问李汉俊和那些穿长衫、西装的朋友们谈什么。

1921年7月23日星期六晚上，中共一大在李公馆召开。本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正驻在博文女校，倘若在那里开会，当然会有许多方便。不过，在一大会议代表里有两个外国人，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荷兰人马林，一个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两个外国男人，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容易引起密探注意。

安全起见，李汉俊提议：“还是到我家去开会吧！”李公馆离博文女校只有二百多米，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李达的支持。7月23日晚，穿长衫的，穿对襟绸白上衣的，穿西式衬衫打着领带的，留八字胡的，络腮胡子的，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陆陆续续走进李公馆的后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就开幕了。

在讨论中，李汉俊和陈独秀、张国涛发生了争论。没有档案记录，都是当事人后来的回忆，而李汉俊牺牲的早，关于他们的争执，几乎成为难解的历史之迷。据陈谭秋回忆，当时李汉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须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因此主张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团体式的政党，等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

另一种说法是，一大上为知识分子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焦点是“官吏和技术工作者能否成为党员”。根据陈独秀的思路，“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工会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也不能没有”，所以中共首先“应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做党员”。最后是强调纯洁性的一派占了上风，会议通过的党纲规定，中共只“组织工人、农民及士兵”，而且要“完全与黄色知识阶级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关系”。这与李汉俊的观点正相反。

建党初期，争论很正常。因为那时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很肤浅，成立党组织的理论基础薄弱，很多人投身革命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包惠僧说，多数同志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克思主义。李达回忆说，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

新中国成立后，薛文淑看到有些回忆文章说，一大是在楼上开的，也有说是在楼下开的。虽然一大开会时她既没看见，又不知道，但她肯定开会用过的长桌一直是放在楼下的。因为楼梯狭窄，长桌不可能搬到楼上，而且楼上也没有容纳这张桌子的地方。

会议的前期很顺利，可是代表们计划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意。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周佛海忽然腹泻，独自一人在博文女校里休息。

8点多，代表们刚在餐桌四周坐定，从虚掩的后门忽然进来一人，是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说完就匆忙离去。这个男子正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子的程子卿。

作为闯入中共一大的密探，有必要介绍几句程子卿，他生于1885年，江苏镇江人，读过私塾，后在米店当学徒。1900年前后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在那里结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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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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