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40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三章 第1节 185-190页2025年5月 23 日

                  12名正式代表与1名列席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出席者13人，包括正式代表12人，列席者1人。在那个时代，这个班底文化程度不低，曾留学日本4人（李汉俊、李达、周佛海、董必武），出自名牌大学4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陈潭秋），毕业师范学校3人（毛泽东、王尽美、包惠僧），秀才1人（何叔衡），中学生1人（邓恩铭）。除毛泽东等人外，有一半以上的人熟练地掌握一至两门外语。

1、李汉俊：是否第一个提出建党

说李汉俊，要从他哥哥李书城说起。1882年，李书城生于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1902年，两湖总督张之洞选派学生赴日学习，他中选东渡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8月20日，东京赤坂区阪本金弥家成立同盟会，他加入了。1908年回国，在广西桂林任陆军干部学堂及陆军小学堂监督。1911年11月2日在武昌参加首义。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场举行登坛拜将仪式，将印信、令旗、令箭授予黄兴和李书城。二人率军进攻汉口守敌受挫，其后再战。

李书城的弟弟叫李汉俊，生于1890年，赴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土木科。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说他是“身材不高之青年，发稍长，长脸，血色不足，目带才气。手小。态度颇诚恳，同时又让人感到神经敏锐。第一印象不坏，恰如触摸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

1918年1月，李汉俊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农历岁末回国，住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胞兄李书城家。这时，戴季陶闯入了他的生活。

戴季陶生于1891年，四川广汉人，留日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长期办报写书，1917年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前，戴季陶与李汉俊、沈玄庐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系列杂志，编辑部初设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新民里5号，1920年1月底搬至三益里。说这份杂志的影响，看施存统后来的回忆就可略知一二。当年他所在学校有400多师生，订阅《星期评论》400来份，几乎人手一册。

戴季陶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话虽然这么说，他却另有实惠打算，私下对孙中山说：“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智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了罢市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紧要的事。”所以，他参与若干成立中共的筹备活动。

在中国，过去“党”这个字不是个好字眼儿，本意从黑，用于贬义，如结党营私，有偏袒之意。旧时党字更多指亲族。现代汉语中所说的党，是为执政目的结合起来的团体。

是谁第一个提出建党的？湖北大学教授田子渝在《中国最早提出建党思想的是李汉俊》一文中指出，1919年9月5日至7日，李汉俊与人合作，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李汉俊写了几句话附在译文后，称：面对世界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能在世界之外，也不能在世界之外。”“我呢？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民党是指在中国建立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性质相同的政党。田子渝认为，这句话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有关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文字材料。“革命党”与后来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有一定距离。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想法犹如一粒受精卵，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生命的“有丝分裂”。

李汉俊之所以能提出“民党”或“革命党”，天然优势是语言天赋。那时中俄间交通困难，俄国资料大都由英文、日文转译。精通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集中精力从事翻译、撰写工作，用现在的话说，他接触的信息多，也就知道该做什么。

李汉俊的处女作《怎么样进化》发表在1919年8月的《星期评论》上。他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90余篇译文和文章，在《星期评论》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38篇，着重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称“只有发动广大民众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实行彻底的改造”，才达到推翻封建社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阶级论，并且以阶级斗争学说提出，与改良主义完全相悖。

1920年4月，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分水塘翻译了第一本《共产党宣言》，稿子送到陈独秀手里，陈独秀转给李汉俊，李汉俊一一校正完毕，作了修改，顺利出版。李达翻译《唯物史观》遇上了困难，李汉俊热情相助，李达在附言中写道：“那些外遗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的援助。”李达翻译荷兰郭泰著《唯物史论解说》时，遇到些麻烦，请李汉俊帮助解决。后来，李达在翻译附言里写道：“我有一句话要声明，译者现在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遗漏的地方，得到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帮助。”

陈独秀到上海组建上海共产党小组时，李汉俊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李汉俊将戴季陶、沈玄庐介绍给陈独秀。陈独秀对戴季陶心仪已久，戴季陶对这位《新青年》的骁将惺惺相惜，相见恨晚。戴季陶将自己租住的楼让给陈独秀住，这里成了陈独秀的家，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以及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时，这个小楼又挂了外国语学校的招牌。

经李大钊介绍，俞秀松在1920年3月底入住《星期评论》编辑部。一到社里，便被盎然生气打动，“快乐天真的空气充满我底四周，真觉得做人第乐趣。”施存统、陈公培也相继住进来。施存统是浙江一师风潮中的要角，到申城后结识戴季陶、陈独秀思想界的“大人物”，后来由于戴季陶力荐，他东渡日本才得以成行，后来回顾这段往昔岁月也唏嘘不已，感慨之所以从无政府主义转过来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社给予他最大影响。

《星期评论》社汇聚着一批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才俊，人人劳动，人人平等，可以听到毫无虚伪客套地相互直呼姓名。

1920年春夏，踏进三益里17号，会看到这样一番景象：李汉俊正奋笔疾书，没时间搭理他人，写的是关于劳动运动的新鲜内容；杨之华是社元老沈玄庐的儿媳，放弃教师职业到这里，原想去苏俄学习，去留未定之际，沈玄庐劝其留下，在这里半工半读。到了社里，她感到“既新奇，又刺激”，减去三千青丝，以尼姑形象在这里工作,主要是为社里刻写蜡纸、油印传单。另一厢，俞秀松正要出门，前往厚生铁工厂干活，读书人为何这样卖力气，在于为了以亲力亲为实践美好理想，以结合工人运动改造社会.施存统虽患肺病，仍与戴季陶频频交流时局，阐发政见，戴氏理论造诣，使得施存统频频颔首，对他后来总结工读互助团的经验教训不无裨益。陈望道来到社里，乃是因为戴季陶已被孙中山召唤，即将赴穗，因此要他来接替。

建党就要有个党纲，大家把这件事交给戴季陶来办。党纲边讨论边修改边起草，戴季陶起草完《中国共产党党纲》之后，有人加了一条硬杠：“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对此，戴季陶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而后独自关门垂泪，他总算明白了，共产党与他心中想的并不是一回事儿，要照这么走下去，共产党也不会与政府合作，走议会的合法夺权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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